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20世紀初從海外傳入的，遵循的是歐洲19世紀后半葉的文學史研究模式，以此形成的理論話語體系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本土傳統不相適應。這也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寫文學史”這一話題在學術界興起的原因。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文學領域的話語體系建設對古代文學研究而言意義重大。建設兼具本土特色和國際視野的古代文學話語體系，應該思考以下三個問題。

深化史傳研究 重構文學基礎概念

中國古代文學話語體系的基礎概念是“文學”，來自海外。西方學術話語體系中，“文學”是一個逐漸變化的概念。英語中的literature源自拉丁文litteraturae，意義本為“著作”，指一切文字作品。18世紀以來，文學開始用來指代虛構和想象的著作。20世紀60年代開始，文學的意義一直受到“書寫”“傳播”等概念的挑戰。長久以來，我國古代文學研究一直沿用的是歐洲早期對“文學”的定義，特指具有想象力的作品，且多年來幾乎無變，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古代文學話語體系研究的進程。當下，我們確實需要重新定義“文學”這個基礎概念，使之可以和中國本土傳統相融合。中國傳統的文章學概念比較接近于拉丁文litteraturae的意義，有鑒于此，我們可以將“文學”的含義回溯和重構，即回到中國古代的“文學”或拉丁文意義上，進而擴展話語體系的研究對象并更新其研究模式。

重構“文學”概念的意義在于回歸傳統理解，拓展研究范圍，并為全新的理論話語的出現提供更多的可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史傳文獻的重新發現。史傳的書寫一直是衡量古代文人“文學”才能的主要標尺之一，史傳文獻也是中國古代存量最大的文學作品種類之一，但絕大多數史傳文獻在“文學”研究領域幾乎沒有位置。然而，就重要程度來說，史傳才是中國古代最為重要且最具特色的敘事文學。如果沿用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概念，就會把絕大多數的史傳排除在外，這對古代文學研究而言是很大的損失。如若對史傳文獻的研究得以全面拓展，那么因其龐大而系統的存世量，對文學理論話語和文獻理論話語研究意義重大。可見，以本土傳統重構文學概念，史傳進入文學研究的范圍是非常自然的選擇，它可以豐富整個中國古代文學話語體系，乃至為世界文學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話語或原創性啟發。

文學概念的重構本質上是研究的視野下沉；在另一個維度上，這又是文學研究意義的提升。古代文學研究基礎概念的重新塑造，不僅豐富了知識資源、理論形態和語詞概念，也會促使其話語體系發生系統性蛻變。

引入文學研究的公共性視角

基礎概念是古代文學話語體系研究的靈魂，立足于基礎概念的研究方法則是它的根基。100多年來，中國古代文學話語體系研究是以“作者—作品”這對共生概念切入文本的。沒有“作者”的幫助，我們甚至不知道該怎么去理解“作品”。“作者”是古希臘時代以來西方學術傳統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有兩個核心的要素：私人性和所有權，這也正是我們秉承的作品分析前提。然而，中國傳統的文章學話語體系中，詩文的公共性價值占有更為重要的位置。從這個角度看，20世紀以來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最大的問題之一，也許就是對文本公共性的忽視。

在研究中引入公共性視角，對話語體系研究的意義和價值是多方面的。

其一，重新認識古代各類作品的功能與意義。公共性思考維度，可以讓我們從文本的功能層面重新認識古代文本。大體上，詩文是自我表達的寄托，史傳是公共價值的寄托，但個體思考也會深藏其中。古人關于國家、歷史和人類的整體性思考，從《春秋》以來一直是史傳文獻的重要主題。公共性視角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發現不同類型文獻的價值和意義，促進話語體系中觀念、方法和術語的變革。

其二，增加“情境取義”的文本切入視角，優化話語體系的基礎結構。文本不僅僅是自我表達的媒介，也是特定歷史情境或特定文化傳統的回聲，它具有雙重性。中國古代的作品往往有“情境取義”的特質，即在歷史社會或文化傳統語境中獲得意義。詩文中個人的聲音只是表象，背后所代表的公共的聲音才是內核。這樣的思考角度并不罕見，但尚未形成方法上的自覺。我們不僅要從作者或內容的角度來解讀文本，也需要從價值和功能等公共性的角度來呈現文本的意義。

其三，推進文本理解方式的多元化。基于個體視角構成的話語體系是單一的，加入了公共視角之后則顯得更加豐富。在舊有“作者—作品”模式下，我們更習慣于沉浸式的文本理解，即在文獻細讀的基礎上，力求在透徹了解文本的細節和意義的基礎上去理解“作者”。公共性視角則可以讓我們與文本保持距離，進而觀察和分析文本的語境。這實際上接近于一種間離式的文本解析方式，為我們以全局眼光理解文本提供了可能。

其四，逐步形成全新的文學史理解方式，為古代文學的話語體系研究提供更多可能。傳統的線性文學史觀近年來顯現出不少弊端，這種文學史的理解方式與“作者—作品”為主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程度的關聯。引入公共性維度的文本分析方法后，我們正在逐步擺脫原本單一的文學史理解方式。

來自本土傳統的公共性視角的引入，對整個古代文學話語體系而言，不僅是對個體視角和理論概念的補充，還是一種綜合的全面的革新。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話語體系與本土傳統的完美融合。

在比較視野中完善話語體系

我們提倡本土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但同時不能固守本土主義，而應該在比較視野中完善古代文學話語體系。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有關聯的比較；二是無關聯的比較。所謂有關聯的比較，指的是中外文化交流層面的比較研究，這是一個重要的學術領域，已取得很高的成就。所謂無關聯的比較，則是比較古典學視野，即在埃及、希臘、羅馬、印度等古代文明的背景下，重新發現中國文明的特質。中國古代文獻卷帙浩繁，通過對這些文獻的研究，可以滋生出一系列具備公共性或理論統攝力的議題，并形成真正具有中國特點的理論話語，但是封閉的、自我的研究難以達到上述目的。只有在古典文明之間的比較中，才能發現中國的特殊性；只有在全球古文明研究體系之內，漢語文獻資料才能煥發其內在生命力。

比較視野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話語體系而言，最切實的意義和價值，是對整個概念體系的校準。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不少概念來自海外，但是用以翻譯海外學術概念的漢語詞匯，多數不是新造詞匯，而是舊有詞匯的移用。對于以漢語為母語的中國學者來說，很容易使用這些舊有詞匯的本土含義去理解外來概念，有時外來概念也會影響對本土詞匯的理解，這樣就造成了整個話語體系的混亂。其結果就是，整個話語體系既不能和傳統對話，也不能和世界對話。我們需要以西方學術話語體系為參照，逐個校準古代文學話語體系中重要概念的含義。這不僅有利于增進本土學術話語體系的嚴謹性，同時也更能有效地發現其真正的特性與靈魂。

近期，一種新型的、全球化的比較古典研究趨勢已經出現。中國學者對印度、古地中海地區及其他世界文明的研究熱度也正在增強。寫本研究、語文學、書籍史及文本的物質性等新興研究，正在成為一種全球性的研究方向，這些新的研究趨勢正在改變整個古典文明研究的格局。中國古典研究和西方古典研究相互作為研究背景的時機已經成熟。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在這樣的視野或背景下，理應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問題意識，形成一種適應全球化對話的全新話語體系。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