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嶺（左二）和心理志愿者在藏族群眾家中采訪

2008年起，作家秦嶺走過了中國的大部分經歷災難的地區，有些地方至少去了三次，比如汶川地震災區。“在這片曾經祥和、寧靜的大地上，死亡、失蹤人數超過8萬，受傷人數近40萬，而遭受心理創傷的人數超過465萬。也就是說，遭受心理創傷的人數是死亡、失蹤人數的近60倍。”在最近出版的長篇報告文學《走出“心震”帶》中，他寫道。

書中還有許多數字：中國的心理和精神疾病已超過心血管疾病，排在疾病負擔首位，占20.8%；2008年至2018年，我國因災死亡人數達9.5萬，受災人口近一億；調查顯示，約20%—40%的受災人群出現輕度的心理失衡，30%—50%的人會出現中度或重度的心理失調，在災后一年之內，20%的人出現了嚴重心理疾病……

這些都是秦嶺從各種國內外的報告、調查、中科院心理所專家處獲得的數據。《走出“心震”帶》屬于中國科學院、中國作協、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共同部署的“創新報國70年”大型報告文學叢書項目之一，目的是聚焦創新報國主題，回顧我國70年重大創新成就，展現杰出科技工作者群體風貌，倡導科學精神、奉獻精神和創新精神，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理想主義。在引人矚目的科技大項目、大事件、大工程選題中，秦嶺選擇了似乎不太起眼的屬于心理科學范疇的災后心理援助選題，一頭扎了進去。

“《走出“心震”帶》要呈現的，就是以中科院心理所、中國心理學會為主導的全國心理工作者和廣大心理志愿者在不同的災區與‘心震’博弈、相持、決戰的故事。那一場場被稱為災后心理援助的‘戰役’堅持了十年，至今仍在繼續。所有的劍拔弩張、闖關奪隘和槍林彈雨，我大體都在《走出“心震”帶》中做了盡可能的展示。”秦嶺說。那么，從2008年至2018年，有多少心理專家和志愿者走進過各處災區？中科院心理所給他提供的數據是：兩萬多人。從汶川地震開始，這支特殊的隊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幾乎覆蓋了全國所有的災區。

記者了解到，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以后，秦嶺出版過一部小說集《透明的廢墟》，收錄了《透明的廢墟》《陰陽界》《流淌在祖院的時光》《心震》《相思樹》等作品。其中《心震》被西南科技大學納入《人格心理學》輔助讀本。在這一系列中篇小說中，他試圖通過虛構和想象走進死難者和幸存者的內心。

201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際，《透明的廢墟》精裝版再度面市。同年8月16日，秦嶺選擇從北京市朝陽區林萃路16號院，也就是中科院心理所的所在地出發，重返災區，沉重的行囊里有新版的《透明的廢墟》。“我寧可認為，此行，是從心靈的廢墟上，再次尋找透明。”

之后，他不斷地走進北川、綿竹、什邡、德陽、舟曲、鹽城、天津港、沁源、大同等地震、爆炸、火災、礦難災區，同時查閱國內外70多種圖書和資料，走訪了350多位當年參與災后心理援助的心理工作者、志愿者和死難者家屬，整理采訪筆記達60萬字。也是在一次次采訪中，他走近了心理工作者，也得以近距離、真實地看到、觸摸到那些經歷災難并再度歸于平靜的人們的生活。他和他們在一張桌上喝酒、聊天，見過他們毫無掩飾的笑容，也見過他們不能抑制的痛哭流涕。

中科院心理所原所長張侃告訴他：“人類相關的任何一場災難，遭受心理危機的人數，往往數倍甚至數十倍于遇難人數。如果不及時提供災后心理援助，任憑PTSD（災后應激性障礙）蔓延，后果不堪設想。”

在《走出“心震”帶》中，秦嶺記錄下自己的所見所聞。不需要文學意義上的賦比興，夸張、比喻、排比等修辭手法，如實的記錄自然有其力量。

一個從PTSD綜合征中走出來的白領對秦嶺說：“如果沒有心理援助，我恐怕一輩子都將被災難有關的記憶裹挾，無法融入正常人的生活。”在舟曲泥石流災區，一個失去父母、妻子、兒女的男人告訴他：“如今，家里就剩我一人了，一開始，我對生活沒有了念想，直到心理專家來咱這里，我才知道還有一門叫心理學的學問。走出自己的心理陰霾，才發現生活還有另一面。我得活著。”

心理專家和志愿者努力幫助人們走出災難的“心震”，而文學所能做的，是為其留下見證。張侃說：“《走出“心震”帶》將是我國第一部全面反應災后心理援助的文學作品。”

“心震，是災難中的災難，它不在死亡之谷，而在蕓蕓眾生的一念之間。我，唯有傾聽。這是心靈復蘇的聲音，透明，晶亮。”秦嶺表示。從2018年12月15日起筆，2019年4月2日完稿，43萬字的《走出“心震”帶》去年年底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熱銷不衰，目前已經啟動第二次印刷。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這部作品被全國各地的一些心理機構納入疫情期間開展心理援助的輔助性工具書。也是因為有了這本書的“前緣”，在疫情發生期間，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中國心理學會與支付寶公益基金會、阿里健康等聯合發起“抗擊疫情·心理援助行動”互聯網公益平臺，秦嶺以特邀嘉賓身份見證了“安心行動”的進展情況。

“寫作的過程也是我重新認識心理援助的過程，全社會應該警醒、覺醒、清醒地認識到心理問題的重要性、迫切性。而令人欣慰的是，在如火如荼的災后心理援助中，很多人從‘心震’中走了出來。陽光灑在他們的臉上，我看到了生命的尊嚴。”秦嶺說。

1 “災后心理援助任重道遠”

記者：你在這部書的后記中寫到，中國作協當時提供了八個選題供選擇時，你毫不猶豫選擇了 “災后心理援助”這個方向。為什么會對這個題材特別在意？

秦嶺：從根本上講，我一直在關注“人”的問題。中國人的心理危機、心理疾病和災后心理創傷群體已引起多方關注，其中抑郁癥、焦慮癥、夢游癥、自閉癥、PTSD（災后應激性障礙）、精神分裂癥等心理和精神疾病已超過心血管疾病排在疾病負擔首位，占20.8%。PTSD并不是死難者留給活人的遺產，可很多活著的人卻要照單全收。

但是，這一覆蓋面極廣并深深嵌入國民凡俗生活中的“心震”現象，恰恰未能引起足夠重視。2018年，中國作協給我提供了八個共和國成立以來有關科技發展領域的創作選題，在那些引人矚目的科技大項目、大事件、大工程選題一隅，就有似乎不太起眼的屬于心理科學范疇的災后心理援助選題。在這之前，國內也曾有過“心理小說”，但與心理科學有關的文學作品比較鮮見，我本人盡管也曾寫過一些與地震災難有關的小說，但對心理科學同樣知之甚少。

為了揭開這一神秘面紗，我從2018年10月開始，再次“偏向虎山行”，深入川、甘、陜、津等地的地震、泥石流、疫情、大爆炸等災難現場進行了采訪，并和中央電視臺節目主持人白巖松、中日心理專家富永良喜、張侃、劉正奎、史占彪等人進行了對話。

記者：相對于災難發生時的天崩地裂，全民關注，災后心理援助的問題其實更為深遠長久。而且，因為這些問題多默默地發生在平靜時刻，不一定會引起旁人注意，反而是一個更值得書寫的話題。我們也需要有更多的渠道，了解其中真正的情況。

秦嶺：是的。災前當然是生活的常態，無需贅言。災中是災難的過程，是災后心理援助最為悲壯的理由。災難，更像對災后心理援助者拉開的黑色帷幕。幕后的舞臺上，上演的不是獨幕劇，而是多幕劇。

心理專家劉正奎告訴我，有些傷害，也許不會在人們的記憶里逗留太久，譬如，因燃放爆竹而引發的事故。因為這樣的事故具有分散性、個體性特點，十分容易被人們忽視。災難的規模有大有小，但生命的尊嚴沒有高低。

記者：書中提到的許多數據和問題都讓人震撼。比如你提到，有人不愿意吐露自己的問題，志愿者的不專業可能對災民造成二次傷害，等等，這些都是不親臨現場不能意識到的、但非常重要的問題。在采訪過程中，有哪些事情是與你一開始的想象不同的？書中摘選的志愿者和有病癥者的日記、信件、陳述，是以什么標準入選的？

秦嶺：實際上，心理工作者和災區的幸存者一樣都是活生生的人，他們在為死難者家屬中的心理問題人員療傷的同時，自己的心理也難免會受到創傷。災區會有一些現象同樣出乎我的意料，比如不少在災難中失去配偶的人，會在兩三個月內“閃婚”重建夫妻秩序，這些現象也成為心理專家研究的重要課題。

另外，十年前，我國的心理志愿服務尚未完全規范化，一些僅憑滿腔熱情卻不具備心理知識的所謂志愿者，習慣了用空洞的說教“引導”心理創傷人員，給對方造成了二次傷害，如果不是中外心理專家介入，后果不堪設想。

我遇到的最大挑戰和困難，莫過于如何突破采訪對象的心理“防線”，因為很難在采訪中實現心理健康人員之間的那種交流。

我把一些心理工作者的日志、病癥者的文字按照等不同類型編進了《走出“心震”帶》，目的是擴大覆蓋面。即便如此，我的所見所聞也只是冰山一角。

心理援助可謂舉步維艱，因為我國的心理科學研究晚于西方，民眾對心理援助知識了解不多，另外，我國尚未完全形成能夠適應現實需要的基層心理組織和民間心理援助力量，誠如我和白巖松對話的主題：災后心理援助任重道遠。

2 “災難文學需要從災后心理援助的轉身、重鑄中得到啟示”

記者：在“新冠”病毒疫情肆虐時期讀這部作品，具有特別的意義。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武漢、湖北乃至全國的居民，都需要專業的心理援助。

秦嶺：關注《走出“心震”帶》的讀者群中，有很多人同時也在關注新冠病毒疫情，因此，這本書被全國各地的一些心理機構納入疫情期間開展心理援助的輔助性工具書。實際上，“新冠”病毒疫情發生之后，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中國心理學會就與支付寶公益基金會、阿里健康等聯合發起了“抗擊疫情·心理援助行動”互聯網公益平臺上線試運行，并在武漢成立了心理援助工作站，我所熟知的劉正奎、史占彪、王文忠、閆洪豐、吳坎坎、傅春勝等心理專家是這個團隊的具體組織者，目前有100多名心理工作者在疫區開展心理援助，大量心理志愿者正在源源不斷地加入到這支隊伍中來，我本人也以特邀嘉賓身份見證了“安心行動”的進展情況。

記者：你在書中提到，2008年是中國心理援助的元年，也就是說，從2008年開始，我國開始有了大規模正式的災后心理援助工程。這些年里，中國的災后心理援助有了怎樣的變化？如果從心理援助的專業角度出發，你對于“災難文學”的書寫有什么建議？

秦嶺：2008年是中國災后心理援助的元年，在這之前，國際社會只有災后心理干預這個概念，中國在克拉瑪依火災等災難過后也曾對心理創傷人員進行過干預，但是，汶川地震之后的心理干預使中國專家發現，干預與被干預中的主動與被動、施加與承受并不符合中國國情和中國人的文化心理，于是果斷決定變干預為援助。

2008年以來，我國災后心理援助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過程，“全國心理援助聯盟”等各類機構陸續成立，民間心理援助組織也建立了不少，并在玉樹地震、舟曲泥石流、鹽城風災、天津港爆炸等災難中發揮了作用。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災后心理援助還缺乏從政府到民間的互動機制，特別是心理科學的普及遠未跟上，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社會心理危機再次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的災難文學有必要從中國災后心理援助在國際社會心理干預大背景下的轉身、重鑄中得到啟示，如果災難文學仍然置民族文化背景于不顧，所有的敘事必然是鸚鵡學舌，隔靴搔癢。受“干預”向“援助”轉換的啟示，我未來的災難小說創作將從敘事技術和民間文化中汲取營養，努力還原人間真相。

3 “報告文學是我目擊、感悟、眺望社會的一扇窗口”

記者：《走出“心震”》相對于你的小說而言，更為質樸中正。作為一個以小說寫作為主的作家，在進行報告文學創作時，你是如何轉換筆調的？

秦嶺：其實對我而言，“轉換筆調”好像沒有什么鐵門坎，這與我過早參與課題研究、社會調查、新聞報道、應用文寫作等不同文體寫作的工作經歷有關。

我骨子里對小說創作充滿感情，而報告文學是我目擊、感悟、眺望社會的一扇窗口，它為我的小說創作連接了地氣。報告文學容不得半點虛構，但在眾所周知的特殊條件下，適當發揮智慧讓“小說的語調”嵌入其中也是必要的，它有利于把無奈化為有形，把被動轉為迂回，把反思、判斷、喚醒的空間留給讀者。

記者：聽說你關于脫貧攻堅的一部作品已經完成了？

秦嶺：近年來，除了“皇糧”、“災難”系列小說創作，我還創作了一些與反思戰爭、生態危機有關的小說，如《尋找》《幻想癥》《風雪凌晨的一聲狗叫》《一路同行》《上門女婿王根寶》等。最近又出版了《借命時代的家鄉》《不娶你娶誰》《宿命的行走》《眼觀六路》等小說集和散文集。

我最近剛剛完成了長篇報告文學《高高的元古堆》，主要寫甘肅省定西市渭源縣田家河鄉元古堆村脫貧攻堅的故事。我盡管移居天津，但老家甘肅的鄉村經歷為我從歷史、社會、生活、民間文化四個視角切入“定西苦甲天下”和脫貧攻堅主題提供了新路徑。下半年，我將轉入中短篇小說創作，同時也為長篇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