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給焦菊隱、梅阡導演的《初看印象供參考》一信中談有關《武則天》舞美服飾問題

1961年夏天，北京人藝決定排演郭沫若的另一部歷史題材話劇《武則天》 。這是繼《虎符》 《蔡文姬》之后，北京人藝第三次與郭沫若合作。焦菊隱稱之為：“在學習傳統戲曲表現手法及其精神原則方面，進一步試驗探索話劇民族化的又一次實踐（ 《排演〈武則天〉的一些想法》 ，見《焦菊隱文集》卷三154頁）。”這個戲仍然請沈從文先生做顧問。

在文物研究領域，沈從文稱得上是全才，對瓷器、銅器、玉器、漆器、繪畫、家具、舞蹈、服飾、絲綢、染織、圖案等，都很有見地，發表了許多論著，最突出的是他編纂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成為資料最完整、插圖最豐富、考據最確實的中國古代服裝史專著。

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沈從文就在文壇博得了很高的聲譽，他的小說和散文深為廣大讀者所喜愛，但也受到了不少排擠和打擊，被稱為專寫頹廢色情的“桃紅色作家” ，是“為地主階級歌功頌德” ，體現了“中國文學的清客文丐傳統” ，尤其是對沈從文“作為反動派”的階級定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使本來就對批評十分敏感的沈從文備受打擊。

1949年以后，沈從文下決心“轉業” ——他不得不離開北大，遠離既給他帶來榮譽又招來是非的文壇。沈從文在北大教書的時候，常與博物館系打交道，經常去幫忙，也捐過不少陳列物品。而且，年輕時在家鄉，他就曾接觸過大量的古籍、字畫和古玩。所以，他既然要離開北大，就被安排到了中國歷史博物館。這一年，沈從文47歲。他的夫人張兆和說：“幸好他轉了，轉的時候有痛苦，有斗爭。他確實覺得創作不好寫了，難得很。 ”

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期間，盡管沈從文很苦悶，但他還是很敬業的，“一旦碰到具體的文物工作，沈從文就仿佛變了一個人。看見好東西，沈先生就想辦法買回來。自己先墊錢，再交給館里。 ”他的同事這樣評價他。他千方百計地接觸文物、研究文物，積累了不少資料。他豐富的知識和文物功底得到了社會和學界的認可。

就在這段時間里，他與北京人藝慢慢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從1958年到1963年，北京人藝在排演《虎符》 《蔡文姬》 《武則天》 《關漢卿》和《膽劍篇》時，都得到過沈從文的指導意見。何況，沈從文與曹禺早就是很熟悉的朋友。1937年，沈從文就曾在《大公報》上發表文章《偉大的收獲》 ，高度評價曹禺《日出》一劇的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

據北京人藝老藝術家鄭榕回憶， 1958年人藝排演《蔡文姬》時，曾請沈從文做顧問。沈從文作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為劇組的人講解了幾個小時，還為劇組準備了大量的歷史資料，并在每一份資料中都做好標簽。讓鄭榕難忘的是，沈從文還為劇組調出了臺灣影印《故宮博物院藏畫集》 ，就是為了給劇組介紹宋代畫作《文姬歸漢圖》 。

1960年9月，曹禺創作劇本《臥薪嘗膽》（后改名《膽劍篇》），取材于大家熟知的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曹禺曾就劇中的若干歷史問題向沈從文請教，沈從文于9月16日復一長信，詳細介紹了戰國時期吳越兩國社會各方面的狀況。為使演職人員盡快熟悉戰國時期的人物形象，沈先生費盡心思，先后兩次為北京人藝開列了《有關吳越一劇道具形象參考草目》 ，所列草目涉及古代畫作、漆器、拓片、武器、馬車、床具、經書等，顯示了他對古代文物的淵博知識和踏實的治學精神。1961年，他還致信曹禺，對《臥薪嘗膽》一劇提出過修改意見。

這次接到北京人藝送來的劇本，沈從文認真閱讀了全劇，然后整理寫出了《關于〈武則天〉一戲參考材料》，稿紙10頁共64條，用毛筆楷書寫成，詳細介紹了與劇中人物形象有關的資料種種。譬如第一條，就介紹了武則天的形象可以參考哪些資料，它們出自誰的手筆又藏于何處；又如唐代大臣的裝束，他在第四條寫道：“敦煌二二〇窟貞觀十六年壁畫維摩說法圖下部帝王與侍從執宰大臣（執宰大臣特別重要，歷博有線勾復本稿，必須從這個畫上裝扮朝臣）”；同時，第五條又指出：“又一九四窟同畫（時代較晚，武后高宗出行儀仗仍可參考） 。 ”又在上面加注：“裴炎等裝束相貌必需參考此二幅。 ”在其所列各條中，舉凡唐代初期服裝、坐具、會茶場面、書齋布置、刑具、審案、綢緞染織、蓮子羹盛器……無不具備，再次展現了沈從文一絲不茍的鉆研精神。

不僅如此，他還應導演的邀請，從彩排到正式演出不止一次來北京人藝看戲，每次都對其中的細節提出有據可考的意見。初次看戲后，他給焦菊隱、梅阡導演寫了《初看印象供參考》一信，就提出了36條具體意見，比如“上官婉兒房中應有個衣櫥” ，“京戲中花旦側身下蹲行禮可以不用” ，“道生作了和尚后似乎應沉重些” ，“幾人讀詩也不妨慢慢些，從字句中讀出情感來，有腔調些” ，甚至包括唐代寄信所用信封的尺寸，他都一一指出，供劇作排戲時參考。他還在信中向焦、梅二位導演建議，下次看戲時，“能和你們的美工同志中一位在一處，即可邊看邊說什么部分用什么代替，會更好些” 。

從這些手稿中，我們不僅看到了沈從文先生淵博的歷史知識和嚴謹的學術態度，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北京人藝曹禺、焦菊隱等戲劇大師謙虛、負責的創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