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傳媒語境下，文學本體在媒介技術的強勢浸入下發生了多元嬗變，使得由艾布拉姆斯提出蜚聲理論界的文學生產“四要素”（作者、讀者、作品與世界）無法再囊括文學生產的全景。誠然，在艾布拉姆斯生活的20世紀上半葉，或許是技術媒介這一“形下之器”在文學活動中的相對保守，也可能是文學對精神性征的過于張揚導致對文學本身物化性征的遮蔽，媒介作為文學生產的技術載體在實踐文本審美闡發職能時過于隱蔽。隨著電子媒介技術的成熟及應用普泛化，媒介不僅僅被看成物理性質的“中介”，同時還被視為一個兼具符號、信息、環境、場域等多重屬性的“綜合體”。在創作層面，人工智能寫作在文學產品、文藝市場等領域一路高歌猛進，不斷發展的“后人類”狀況逐漸顯示出與電子媒介時代不同的文學圖景。基于此，我們有必要在一個更寬廣的人類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中來談論文學與媒介這一話題。

媒介演進帶來文學變革

長期以來，文學性被視為文學的本質，是文學區別于其他藝術門類的特殊性所在。語言文字作為意義傳達符號，其審美功能被充分重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對其物質功能，即語言文字的物質承載媒介功能的研究。

在傳統認知中，媒介是信息的外在載體。經由“多倫多雙星”（伊尼斯和麥克盧漢）、北美Media Ecology學派發展而來的現代媒介理論扭轉了這一看法。該理論認為媒介是信息內在的、本體性的存在，媒介及多媒介共存、轉化必然對文化形態、文化內容產生影響。麥克盧漢把語言、文字等置于媒介技術邏輯框架內討論，認為“語言之于智能猶如輪子之于腳和人體……語言使人延伸和拓展”“作為人各種感覺的同時延伸或言說（外化），語言一向被認為是人最豐富的技藝形式”（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語言能力是人類最早的媒介技術。人類利用語言技術把對經驗世界的認知轉化為語言符號——語詞表達出來，口頭文學由此應時而生。

文字是人類另一種獨特的媒介技術，其對口頭文學在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的突破，拓寬了文本的意義世界和感知世界，同時其視覺性特點也意味著與聽覺世界割裂的產生。與文字相伴而生的是書寫媒介。在中國，書寫媒介有一個發展演進的過程。從龜甲獸骨、金石竹帛到造紙術、印刷術的發明、改進和應用，中國人對世界的把握終于從聲音——聽覺材料轉換成（也可以說是跨越為）另一種材料即文字——視覺材料。這也就是詩人馬拉美所說的“世界的存在終止于書中”。甲骨占卜孕育了漢字，受制于書寫媒介有限空間的卜辭短小精悍，對后來產生的以文言書寫的中國古典文學影響深遠。

在中國人眼中，古代經文內涵豐富、意蘊豐贍，值得反復閱讀并不斷闡釋。敬惜字紙、述而不作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普遍觀念。造紙術的發明及書寫工具的簡易化，極大地解放了書寫空間，敘事作品因此逐漸多了起來。印刷術促進了文學作品的批量生產，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精英與大眾的文化話語壁壘，逐漸形成社會文化共同話語；另一方面也推動了文學特征不斷變革并加速了文學的廣泛傳播。

技術創新豐富文學表征

電子時代的到來，特別是電子技術的存儲優勢突破了人類的語言存儲能力和文字存儲能力，它表現為對整個世界的變形存儲及對時空場域局限的突破。電子時代再次刷新了人類轉換經驗的手段，由口述、文字最終演變為電子記載。在這種歷史性的變革中，科學技術的重大發明、創造和應用，特別是技術媒介的不斷創新推動了文學創作的變化，同時也促進了文學景觀的日益豐富。

電子媒介包融文字、聲音、圖像等個體差別并將之簡化融進數字界面，文學情景被立體化虛擬呈現，讀者的聽覺、視覺甚至觸覺被前所未有地最大化綜合調動起來。故而，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借助現代媒介的技術平臺，文學生產已突破了語言敘事的“一家獨大”，實現了“融合語言、圖像以及聲音等為一體的跨媒介敘事樣式”，“由不同表征符號所形構的互文性敘事體例愈益成為技術主宰下的‘媒介文學’意義生產的普泛形態”（王婉婉《從“文學媒介”到“媒介文學”——傳媒時代文學生產的技術維度與審美邏輯》）。

如同周憲所言，“媒介作為一種文化的技術邏輯和力量，無情地塑造著大眾的文化習性”（周憲《文化表征與文化研究》）。現代媒介技術在實踐層面對文學生產、接受等多個場域的強勢干預，使理論層面關于媒介與文學關系的傳統認知不得不做出相應的改變。技術與“文學性”的二律背反在傳媒時代面臨著新的闡釋：“文學性”的審美內涵已不再可能剝離“他者”因素，回到“純”文學狀態，同時“文學性”日漸彌散在與媒介緊密關聯的各種藝術門類、文本樣式之中。換句話說，現代媒介技術在改變文學審美活動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寫著文學觀念，在實踐與理論層面制約著文學的發展走向和審美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