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說，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是互相建構的，呈現出既“斷裂”又相成的特征。它與作為自身“開端”的五四文學現場遙相呼應。如果說80年代文學是“《吶喊》時代”，有著整全的、“聽將令”的特征，那么，90年代文學則類似“五四”退潮后的“《彷徨》時代”，它從亢奮的青年狀態退場，而進入到中年期；它不再站立于舞臺的中心，而是彷徨于邊緣；它不再從“我與他們”的話語模式中確立自我主體性地位，而是反視啟蒙者的啟蒙合法性；它不再憤怒，而只是感慨。個中復雜或可用魯迅的話來說明：“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1]這句話呈現出新文學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份意識，他們必須處理自身與世界的關系，并確定“自我”的位置。

但90年代文學話語主體要解決的問題卻與五四時期和80年代有所差別。“五四”一代人在處理自我與歷史的關系，比如魯迅給自身的定位為“歷史的中間物”。這個與“進化”有關的詞可以用來命名那一代人，他們要破除歷史，這是時間意識。80年代言說主體的時間意識依舊明確，他們野心勃勃地要創造歷史。而90年代的文學者深諳了自己的處境以及使命，他們意識到自身建構歷史的鏈條已經被扯斷，也就是說，90年代的作家們感受世界的方式發生了變化。他們所要處理的，是被時間放逐之后尋找立身之地，重新建立自我與世界的關系。這是空間的。這是本論文的出發點。

當在這個層面回視90年代文學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把目光向前移至作為八九十年代文學“過渡”的新寫實小說，并重新賦予其文學史意義。

首先，新寫實小說“發現”了空間，并由此走向了“日常”，從而開啟了90年代文學話語中的“突圍”意志。比如《風景》，小說一開始就寫：“父親帶著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漢口河南棚子一個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父親從結婚那天就是住在這屋。他和母親在這里用十七年時間生下了他們的九個兒女。”在這樣的逼仄環境中成長，“七男二女”開始苦苦尋求出路，甚至不惜以生命進行“突圍”。方方的這篇小說有著非常嚴肅的關切，其關鍵詞就是“生存空間”，是對社會環境的映射。而對其“日常化”的敘事和審美范式的關注遮蔽了它作為“問題小說”的實質。

《煩惱人生》中，印家厚每天面對著擁擠的廁所、狹小的房間、堵塞的交通；《單位》中，小林與人合居一套房子，共用客廳、廚房、廁所，這一合并了的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既呈現出個體生存的壓抑和被縛感；同時，其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矛盾和博弈，也同樣帶有社會結構的隱喻性。另外，家與“單位”共同構成的生存空間，已經擠壓、吞噬了人的精神空間。正如《一地雞毛》所寫：“他們跟大家一樣，很快淹沒到黑壓壓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可以說，新寫實小說對于空間焦慮的呈現極盡還原。在八九十年代的轉型期，這一批作品重新定義了人與所在空間的連接方式。當然，在印家厚與小林的身上，我們確乎能夠看到“轉型”的特點，他們身上“青年”與“中年”過渡的特征與八九十年代的社會轉型相互映照。“空間不僅對于適當地理解社會過程具有意義，而且是位居核心。”[2]新寫實小說以此解構著現實主義文學的“新時期”想象，表現出一種打破原有界限的突圍意志。

以此回望，我們會發現，新寫實小說對于歷史、時代和生活的感知與判斷的敏銳性，即使在文學實踐過程中有打滑和失控，但它反抗概念化的“思想”和游戲化的“先鋒”，反抗“現實主義文學”與真正的“社會現實”的脫節，有效地沖破了文學內容的“規定性”和“可言說”范疇，開啟了當代文學真正通往“整全”的路。而其內在的話語驅動力，正是空間焦慮—都市的、市場的、物質的、社會的（關于人的主體性、身份、階層），作家們在洶涌而至的現實洪流中尋找通往“世界”的路徑，選擇了背向歷史、轉向日常的形式。

由此出發重新審視90年代初掀起軒然大波的《廢都》以及潮涌般的“《廢都》批判”，同樣耐人尋味。賈平凹自述：“我欣賞‘廢都’二字。一個‘廢’字，有多少世事滄桑！西京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廢都，而中國又可看作是地球格局中的一個廢都，而地球又是宇宙格局中的一個廢都吧！……這樣的廢都可以窒息生命，又可以在血污中闖出一條路來。而現在，就是這樣一種艱難、尷尬的生存狀況。認識了這種生存狀況，才可以逼人覺悟，逼人從血污中闖出來。”[3]在賈平凹的語義系統中，這“世事滄桑”自然是關乎歷史、時間的“興—廢”關系；但《廢都》所建構的世界，卻是廢除了時間的。莊之蝶所謂“大人物都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他只剩下了此在、此身。他給自己的偷情之所命名“求缺屋”，在唐宛兒的大腿上寫下“無憂堂”，“情色烏托邦”的空間建構正是身體政治的題中之義。更遑論賈平凹言說中的“西京”“中國”“地球”的空間著眼點，“窒息生命”、艱難生存、“在血污中闖出一條路”的空間感受，其彌天彌地的焦慮感，最終演化為文本書寫中咄咄逼人的“性”的冒犯。這種被冒犯感也成為批評家群起批評的原因之一。而《廢都》的結尾將這“窒息”中的“無解”演化至哲學意味：莊之蝶準備從“無物之陣”中逃離，但是他在火車站中風倒地，他無路可走。他的生命只在“彰顯禁忌”。[4]

同樣在空間爭奪中彰顯禁忌的，是由《廢都》開啟，且延綿成90年代文學景觀之一的“個人化寫作”，后來漸次以“私人寫作”“身體寫作”的命名凸顯其“禁忌”本色。在這場命名中，我們看到由“個人化寫作”到“私人寫作”“身體寫作”的變化。與新寫實小說對于生活空間的“普遍化”呈現相比，“個人化寫作”的確更凸顯局部體驗。但其中值得我們思考的，恰恰是在這場文學事件中，“私人”何以成為“公共”的。

其間的關竅正在于空間的權力運作以及對此的抵抗。林白作品《左邊是墻，右邊是墻》《房間里的兩個人》之類的命題，其“房間”“窗戶”等意象的使用，本身即帶有空間隱喻性。從徐坤的《廚房》中，我們同樣可以窺見空間的“身份規定性”。小說一開篇即道：“廚房是一個女人的出發點和停泊地。”“廚房”是空間，也是對于女性身份、生存位置的“規定”，枝子反抗這種命定性而出走，但她在“廚房”之外的世界并不能獲得她的人生整全。不管是陳染的《私人生活》還是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都突出一個問題，即，個人的、私密的、身體的書寫經由一種張揚放恣的欲望化表達而介入（并意圖占有）公共空間。這是一場個人欲望對集體空間的挑戰，也是性別空間（權力）的爭奪“戰爭”。在這個層面上，我們隱約能辨認出五四文學場中莎菲女士的話語意向。而在這場女性寫作演化為“身體寫作”的事件中，“身體空間”的建構之初所帶有的“動作性”（其宣言式的、抵抗式的精神旨歸）最終被更加巨大的社會空間（市場的以及男權的）吞噬。這是90年代文學事件中最令人遺憾之處。

與“個人性寫作”相關的另一群體，是“新生代”作家，他們的空間訴求表現為對于現存秩序的激烈批判，就是著名的《斷裂問卷》——一次“劇場”般的文學事件。1998年，《北京文學》發表由朱文主持的問卷調查，其題為《斷裂：一份問卷和五十六份答卷》。韓東如此宣言：“在同一代作家中，在同一時期內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甚至不共戴天的寫作，這一聲明尤為重要。……我們絕不是這一秩序的傳人子孫，我們所繼承的乃是革命創造和藝術的傳統。”[5]韓東們主動與“主流文學”割裂，正是要在主流文化空間之外重新建構自己的生存空間。這一文學事件的悖論在于，他們的宣言的姿態性，以及背后群體的“登場”訴求，使得這一事件從一開始就在召喚“聚光燈”，話語意志越過了言說本身，因而自身也被“戲劇”化了。

隨著文學的邊緣化，90年代的文學實踐主體對于自身處境的焦慮，促使他們更加迫切地要攪動“死水”：批評家的命名熱情，期刊的“營銷”熱情，作家的“割裂”熱情——他們反復地言說，大聲地言說，激烈地言說。他們在建構自身的話語方面的姿態性和對于話語權的爭奪，與他們的“五四”前輩并無不同。或者我們依舊可以對照“五四”話語場，比如我們熟悉的《新青年》上的“雙簧戲”。這一事后被命名的“戲”的話語操作，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百年文學現場的寓言。

與市場化、欲望化的都市空間相對照，與《廢都》《我愛美元》諸作和“個人化寫作”等充滿噱頭又積極突圍的“縱欲書寫”相對照，與《廢都》結尾“無路可走”相對照，是張承志為代表的另外一種選擇，是遠行的、精神的、禁欲的。盡管他90年代創作的《心靈史》同樣是一個對抗的精神文本，張承志仍舊是沿著80年代語境言說著“尋找家園”的故事。蒙古草原，金牧場，黃泥小屋，西海固，新疆大阪，他永恒地以“行走”抵抗空間禁錮。此外，除了張承志的《荒蕪英雄路》、韓少功的散文集《夜行者夢語》和張煒的《憂憤的歸途》也在1995年前結集出版，其名字中“路”“夜行”“歸途”所昭明的“行走”的姿態，也凸顯出創作主體與處身的空間之間的緊張關系以及主體的抵抗意志。

而另外一方面，真正顯示了90年代文學實績的作品，諸如《白鹿原》《長恨歌》《塵埃落定》《心靈史》《馬橋詞典》等，則全部具有文學地理學意義，地方性的書寫建構出新的文化空間，甚至可以說，它以此補足了宏大價值解體之后的價值空缺。當然還有90年代興起的“學者散文”，其關鍵的空間構成是書齋。它似乎讓我們想到周作人在“五四”退潮后的選擇，那著名的空間式言說——“十字街頭的塔”，但張中行、汪曾祺、季羨林、金克木、黃裳等人的書寫，以書齋話語參與社會話語的建構中自有激進和抱負。他們要重新在傳統與現實之間建立認同機制。

總體而言，在梳理90年代的“文學事件”過程中，我們不斷遭遇到空間命題。從新寫實小說開啟對于空間感知的“日常化”呈現，到個人化寫作以“身體”為邊界探尋自我與世界的關聯，到朱文、韓東們與主流文學場的“斷裂”，到張承志“行走”話語中凸顯的精神空間與世俗空間之間的對峙，我們看到的是緊張和抵抗。而作家們正是通過自身與空間的對峙，重新確立了自我，以及90年代文學的根本精神。

參考文獻：

[1]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440頁。

[2]包亞明:《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頁。

[3]肖夏林編：《<廢都>廢誰》，學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頁。

[4]李敬澤：《莊之蝶論》，《致理想讀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頁。

[5]韓東：《備忘：有關“斷裂”行為的問題回答》,《北京文學》1998年第10期。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文學院。本文為蘭州大學“中央高校基本業務科研費專項資金”項目(16LZUJBWZY025)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