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張旭《肚痛帖》宋刻本，現存于西安碑林

“自覺”，即自身醒悟，一般指在真實、自由狀態下，自身發現對象內在屬性和基本規律。書法發展到魏晉，人們稱實現審美“自覺”，這種“自覺”就是指書家在肆意率真、自由自在狀態下，諳熟并高度掌握書法玄妙之技，出神入化般表達著自然之理、萬物之道。那么，在書法藝術中，什么樣標準才可稱之為實現審美“自覺”？

具有個性的藝術語言符號

書法是個性創作活動，伴隨書家獨思匠運、幽情別緒。共性多表現法則可控與因素調和，個性多表現秩序無定與局面差別。無定與差別會使事理復雜化，轉入多方纏綿與糾葛，而使人盤桓流連、徘徊綢繆。個性回旋、激蕩、沖突，形成獨特的藝術語言符號，由此而生發審美特征。可以說，秦漢書法對此認識不足。誠然，早期甲骨文刻寫極其鄭重、專注、虔誠，但其筆畫表達功效幾乎一致，就是與神鬼溝通以祈愿禱祝。至于后期審美上稱其寓機趣于樸拙、藏率意于天成，這多出于對早期文字篳路藍縷之功和對遙遠文明的景仰。如果有個性，那也是制作者在不自覺形態下無意識而實現。到漢朝，蔡邕《筆論》一定程度上揭示書法在音樂、歌舞、文學等眾多藝術中擁有之個性，但限于條件還未能厘清書法自身懷有的各位書家個性。而至魏晉，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王僧虔《論書》、袁昂《古今書評》則為之一變，不僅辨析出各位書家個性風貌，而且鋪張排列出各位書家的風格區別，雄渾與婉約、陽剛與陰柔、刻意與自然等界定爽清，一目了然。如袁昂《古今書評》中評析：“蕭子云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書家各自個性特征昭然若揭、形質畢露。

北魏碑刻《曹恪碑》

這種個性“自覺”，源于魏晉國破家亡切膚之痛。漢末社會動蕩，舊有社會價值黃鐘毀棄，新的理想信仰蟬噪雷鳴。在審美觀念上，書家不再將書法作為弘道興世的標尺來“興至德之和睦，宏大倫之玄清”，轉而抒發激劇變革社會對人生心靈造成的傷害。社會破碎、價值扭曲和命運煎熬賦予書家一個個迥乎有異的凄厲靈魂，外化在藝術上則表現出書法一個個踔厲駿發、雄視千秋的獨特個性。《晉書·別傳》說王羲之書法：“備精諸體，自成一家之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助。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登峰造極。”有感而發、意不在書的“一家之法”，促進書法審美進入“自覺”新時代。

具有“游逸”的藝術理想追求

盡管書法審美形態、風格多種多樣，但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使人自由。壓抑、拘束的書法藝術引不起人的美感，而“自由”才能夠感染人、打動人，使人快樂。“自由”在早期哲學中是以“游”“逸”來加以體現和象征的，莊子在《在宥篇》中說：“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游者鞅掌，以觀無妄。”隨性所往，興盡而沒，稱之為“游”。孔子在《論語》中說：“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超凡安閑、脫俗享樂，稱之為“逸”。具有不受經驗與規則限制，不以實際利益為功用目的“游逸”理想，是藝術審美“自覺”的重要標志之一。

秦統一中國后，建立郡縣制，將文字連同車軌、貨幣、度量衡等統一規劃。從秦篆審美風格來看，確實雍容靜穆、圓渾流便、婉麗平和，后世書家也多有贊美，如唐李嗣真《書后品》中說：“右（李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絕，秦望諸山及皇帝玉璽，猶夫千鈞強弩，萬石洪鐘。豈徒學者之宗匠，亦是傳國之遺寶”。

而秦篆未被認為實現審美“自覺”，正是缺乏藝術的“游逸”自由理想。熟為人知的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屠宰切肉極其辛苦乏味，但讓人獲得躊躇滿意的精神享受，獲得難以言說的審美愉悅，其割肉聲音“莫不中音”，動作合乎“桑林之舞”，解牛已成為超乎勞作之外的高級舞蹈，臻于無為無不為的高級創造，彌漫著通于技藝、通于天理的高級自由。而秦篆還未達到這種自由境界：一是有著強烈實用性。秦刻石小篆主要歌頌始皇功德以昭示萬代，貨幣小篆主要顯示價值大小，虎符小篆作為調兵遣將信物，簡牘小篆主要用于編制年月、法律文書以及治政之道，所有這些難以引起人們的精神愉悅。二是有著強烈“因形立意”色彩。在造字方法上秦篆象形字很多，大都屬于因形而立意，如馬、象、車等字極類其形，近乎繪畫，富有意趣、飄逸著“自由”的況味難以有著充分體現。三是有著強烈的運筆體勢規范。秦篆形體必須平正，運筆以圓為主，凡是方折處都要用弧形線，筆畫粗細一致，起止都要藏鋒，而且向左撇出的地方并不用撇，向右用捺的地方也不用捺，一概為曲筆結字。顯然，嚴格的規范一定程度上催眠著人們審美意識，審美“自覺”只能期待著書法“游”“逸”精神的喚醒。

具有空靈的藝術價值取向

現代美學家宗白華在他的《論文藝的空靈與充實》中說：“空靈和充實是藝術精神的兩元”。所謂“空靈”，即去除多余、去除蒙蔽、去除令人光眼目眩的所在，以致審美上讓人難以捉摸和言說；所謂“充實”，即客觀真實、精力彌滿、積健為雄，如孟子《盡心下》中所說：“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空靈”和“充實”是誘發審美意識覺醒的興奮劑，但在“充實”與“空靈”之間，藝術更青睞于“空靈”，審美更傾向于“空靈”所包含的無窮意味，書法更鐘情于“空靈”所幻化出的萬縷遐思，所以宗白華才在前文中指出“美感的養成在于能空，對物象造成距離，使自己不沾不滯，物象得以孤立絕緣，自成境界。”顯然，具有空靈意境是書法審美“自覺”的又一重要標志。

書法空靈意境的實現，取決于書家對客觀物象與主觀情思的融合，書家心中情思起伏與大自然山川草木云煙明晦相為映稱，意境則躍然而出；取決于書家平素精神涵養，天機稟賦，書家智慧與靈氣在書法中水墨暈散、緩急弛張，自然升騰出令人感發的意境之美；取決于書家澄觀一心而騰踔萬象的人生價值取向，豁達、簡約、博遠，超越世俗的人生至味，表現于書法，必然使書法浮現出豁達如江河而下、簡約如初發芙蓉、博遠如星辰閃爍的大美境界。

漢碑作為成熟的書法藝術，各臻其妙，異彩紛呈，在書法藝術史上濃墨重彩。那么，漢碑未被人們認為實現審美“自覺”，這可從風格上見其端倪。作為對漢碑推崇備至的清代，書家評說更為言之鑿鑿，確可信據。朱彝尊在《西岳華山廟碑跋》中說其風格方整、流麗、奇古；王澍在《虛舟題跋》說其風格雄古、渾勁、方整；康有為才華橫溢，一下羅列出其風格有峻爽、疏宕、高渾、豐茂、華艷、凝整、秀韻等數十之多。凡此種種，如加以歸納，明顯表明其“充實”有余而“空靈”欠缺。溯其源流，這與漢朝士人自信十足和視野寬廣密切相關。漢朝從漢武帝開始，進入蒸蒸日上、空前繁榮時期，政治上安內攘外，擴土開疆，經濟上休養生息，務農為要，社會實力雄厚，趾高氣昂。這是一個英雄時代，一個奮發的時代，一個大有作為的時代，士族幾乎每個人都證明自己是征服自然的勇夫，是創造無盡財富的主人，是雄梟天下、俯瞰一切的曠世豪杰，與此相聯系，藝術上高歌猛進、萬鈞磅礴，偉大《史記》、巨麗漢賦、渾樸雕塑、熱烈繪畫、精美工藝品，都呈現恢宏博遠、生氣勃發的特征。書法自然也以實為用，以雄為美，一展奔放疏宕、肅穆強悍的形式之美，注定難有“空靈”意境的生發，注定會失卻審美“自覺”桂冠的擁戴與殊榮。

具有生命的藝術終極思考

超越時空，超越生死，使生命延傳流芳，這是藝術思考終極問題。魏曹丕在他的《與王朗書》中說：“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說的是藝術可以讓短暫生命獲得永生。這樣，但凡與生命意識相關聯的藝術，逐步走進人們審美視野，具有生命終極思考成為審美“自覺”的最高標準。

三國鐘繇《宣示表》宋刻本

書法因人們生活和審美需要而發展，從誕生起就與人的生命意識息息相關。但在前期演進中，兩者關聯度有個漸次濃厚的過程。在層次上，一是用以表現生命。因為書法是書家的寵兒，是書家的象征，是書家所有生存狀態與思想影射在筆墨與紙張上的實影。從書法可以看出書家乃至時代生命意識的強弱與盛衰，這也是書法讓觀賞者有時激越有時消沉的主要原因。二是用以慰藉生命。魏晉后，書法可以慰藉個體不幸遭際和苦難人生，使人心態在種種壓抑下維持平衡并獲得寧靜，成為藝術的普遍認知。一旦書家與觀賞者對書法進入癡心與忘我境界，人世間的種種煩惱、孤寂都會立即得到化解。三是用以延續生命。在晉朝士人看來，人死后僅不過黃土一抔，淺丘一堆而已，唯有文學、書法等藝術可以傳之后世，使自己生命與人格得以為后世念懷與瞻仰。他們還認為，漢及以前書家多為眼前事務所迷、為貧賤時艱所懾、為富貴時樂所溺，雖也鐘鼎錦食，但一生平庸無為，所以，魏晉書法的使命就是不爭名于市、不爭利于朝、不恥于廉潔喪盡、不墮于道德淪敗落，而借以書法藝術得以芳香永年。在書論上，開始多層面展示突破時間的概念。如虞龢《論書表》中說：“然優劣既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為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王僧虔《論書》中說：“張芝、韋誕、鐘會、索靖、二衛并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以辨其優劣，唯見筆力驚絕耳。”袁昂《古今書評》中說：“張芝經奇，鐘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在內容上，王羲之《蘭亭敘》“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對人生短促一唱三嘆深感于懷。緣此，他們終于登上生命終極思考的最高層，異古、爍今、譽后的人生愿景，泉流般展示于筆端，人生有限，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生命有續，這是書家可以作為的領域。以書法藝術讓名節青史有著、讓生命走向不朽，終于被魏晉書家牢牢地握緊手中，實現審美“自覺”也成為其他朝代書法藝術所無法爭寵攀比的獨一標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