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出版亦有年頭，但絕對沒有想到忽地到了被人約寫總結和回憶的辰光，乍聽時五味雜陳，恨早年貪、后來癡，于是今日嗔；已而想到白頭宮女都是閑說玄宗消永日，避“疫”家中，回憶遣悶，倒也不錯，就欣然允諾，來談談出版書信和日記的一點心得和隨想。

出版的過程是選擇。每個成熟的出版人都有自己出版內容的選擇視域，世界上沒有完全一樣的兩片葉子，因選擇不同，小小的出版界才色彩繽紛。我做出版或者主持出版工作，也有一點選擇的方向，總體來說就是努力爭取出版一些人文社科領域中的史料性的東西，這些東西具有第一手資料特性，出版后能為研究者或者后來人提供歷史還原的材料。很多研究者觀點先行，或者主觀臆斷代替論從史出，原因很多，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沒有掌握第一手資料。那些東西屬于史料性的東西呢？按照資料的表現形式，主要有三大類，文獻史料、實物史料和口述史料。史料性的東西如果還保存著，通常也都有文獻價值，哪些保存下來的日記、書信，研究者追逐，拍賣行也在追逐。還原一段事實，廓清一段是非，了解一個人，我以為閱讀當事人的讀書筆記、日記、自述文字和往來的書信，是非常有價值的。如果說出版的過程是選擇，那么出版的本質就是傳承，出版這些東西就把第一手資料傳承下去了，后來的人會根據這些史料作出自己的判斷。

從保護隱私的角度去看，有些人會認為出版書信和日記之類是不妥的，其實這因人因事而異，不能一概而論。隱私和機密的天敵是時間，今天出版過去的書信和日記也就無泄露隱私一說了，如曾國藩的《曾國藩家書》、鄭板橋的《板橋家書》。有人寫書信的時候就很坦蕩，隨時準備出版，如魯迅在世時就把自己與許廣平談戀愛時候寫的《兩地書》重抄了一遍，然后出版了，出版的是手寫本還不是排印本，出版的是戀愛日記還不是一般日記，在20世紀30年代，還是挺驚世駭俗的。還有，當這個人的日記或者書信曾引起較大的社會爭議，甚至形成了歷史公案的時候，這個人的書信可能就不是僅僅關乎自己了，只有公開出版才能解開歷史謎團，比如舒蕪和胡風的往來書信就有這樣的價值。

2009年8月，舒蕪先生去世，隨著胡風事件的當事人都離開了人世，很多人都希望能結集出版舒蕪和胡風的往來書信，這里既有偏心舒蕪的，也有親近胡風的，還有一般研究者想看看胡風和舒蕪在書信中到底說了什么，他們之間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9月，我聯系上舒蕪的女兒方竹女士，我記得是在皂君廟的社科院專家樓里，那里是舒蕪生前的住處，我們在那里碰頭，談了這本書的編輯出版和合同細節。不久，就推出這本《舒蕪致胡風書信全編》。其實舒蕪致胡風的書信原件還是保存在胡風家屬那里，舒蕪在《新文學史料》發表這些書信時作了一個說明，說這些書信是由梅志先生復印給他的。他們兩家是通過中間環節，交換了自己家收藏的對方的書信。

根據舒蕪的說明，后來似乎是在一次上海魯迅紀念館主辦的魯迅研討會上，我和張曉風女士也取得了聯系，我說明了前面一本《舒蕪致胡風書信全編》是我策劃和擔任責任編輯的，我問她是不是可以把胡風給舒蕪的書信也一起給我，爭取一起出版，讓讀者可以對照來看，張曉風女士慨然同意，于是又編輯出版了《胡風致舒蕪書信全編》。

出版這兩本書還是有不少心得，個人覺得，作為后輩出版者，尤其要有出版人的公允心態，千萬不要卷入爭執中去。出版這兩位前輩的書信，就是為了呈現資料，讓關心的人對照著去讀，好好研究，除此我沒有其他任何想法。

其次，出版的過程中，編輯的作用就是讓自己的出版物更加方便讀者閱讀。舒蕪寫給胡風145封書信該怎么呈現？作為編輯，我在認真通讀了書信后，根據書信中的發信地址（這個地址也正好是作者按照時間變化而有的空間變化），將這些書信分為五大類，即“第一部分均是從重慶南溫泉發至重慶賴家橋”“第二部分主要是從江津白沙發至重慶賴家橋”“第三部分主要是從江津白沙發至上海”“第四部分主要是從徐州發至上海”“第五部分主要是從南寧發至上海”。這樣分類就方便了讀者閱讀，同時我在書稿一兩處作了一下編者注。胡風致舒蕪一共111封信，張曉風老師曾在《新文學史料》上發表過，并且他們兄妹三人做了比較詳細的輯注，書稿中缺少的和不能辨識的都作了處理，整體來說都齊清定了。

編輯過程中，也留下了些許遺憾。這里岔開說一句，其實圖書出版就是一個時時會有遺憾的手藝人工作。每次拿到新的快樣書，心驚肉跳，既高興又害怕，或者有錯訛字，或者是圖片色彩不滿意，總之，編輯很少會對自己負責的書稿百分之百滿意，總會覺得正文可以看得更仔細一點，版式可以調整得更好看一點。

這兩本書信全編，共同的遺憾是都沒有見到原稿，我們編排都是按照作者家屬提供的《新文學史料》上的發表件做底稿。《新文學史料》的編輯在刊發前固然會仔細核實原文，但從我這里來說，我還是沒有見到原稿，把核實原稿這個重要的一環交給了其他刊物編輯，這是很遺憾的。這里有客觀原因，當時我在上海，京城遙遠，沒有今天便捷的交通，來一次不易；也有主觀原因，其實主要是主觀原因，就是礙于面子，不好意思說自己希望對照手稿原件來審稿，生怕作者家屬說我不信任人。

說完遺憾再說內疚，這兩部書稿也都有內疚的地方。在編輯《舒蕪致胡風書信全編》時，在和作者家屬諒解的前提下我對其中一兩處作了個別改動。主要是舒蕪先生在作注時，對其中個人認為是破壞阿垅夫妻關系的人，比較直接地說出這個是某某，考慮到老作家還在世，加上當時只是猜測，所以把這個名字用“××”代替了。很多年過去了，都不知道自己這樣處理別人的書稿對不對，總是會為此有些許內疚。在編輯《胡風致舒蕪書信全編》時，組稿后，我崗位調整，這本書是委托同事做責任編輯的，雖然我做本書稿的三審，但對于成書后書稿中當年被《人民日報》引用過的語句全部排成黑體字，記得當時躊躇了好久的，最后還是這樣排了，為此是略感內疚的。書稿中哪一句重要，其實完全可以讓讀者自己去看，加粗、標黑等都是先入為主的做法，完全可以在某句話下面加注，說明這一句曾被某報某刊引用就可以了。

這兩本書出版，于研究者來說，就有了當時胡風和舒蕪彼此交流的第一手資料，把特定歷史時期確實掀起過驚濤駭浪的書信結集出版，也算是保存了史料吧。后來，在張曉風女士的推薦下，我還聯系了陳沛老師，繼續策劃了《阿垅致胡風書信全編》等。但因為今天對這一段歷史知道得不多，圖書市場太小，也因為出版方向的調整，當代書信這一板塊這幾年也就越做越少了。

除了書信，對于具有史料價值的日記，我也策劃和做了一些。比如何正璜著《西北考察日記》、“夏衍日記”等也由同事在2015年編輯出版。關于日記的出版，這個以后有機會再談。

書信和日記都保管在自己手上或者后人手上，因為歷史的變遷，所以也會擔心會不會出現“審時度勢”后順手就改了的地方。今天就有不少人寫文章，指出某某專家學者的書信、日記有改動。作為編輯，出版的過程中也是最擔心這些。比如見不到原稿，只有家屬提供的電子稿，你就只有相信家屬了。出版這些具有私人收藏性質的東西，一般底稿都在家屬手上，外面也不一定發表，編輯審稿時根本無法核對，作為出版者還是很擔心出現錯誤的。

今天的這些憂心忡忡，其實自古就有之。古代的圖書傳承其實也是面臨這些問題，高貴如皇帝的實錄，重要如一姓的家譜，都有被后人不斷篡改的，這里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史書上的記載，一個是聽來的故事。

先說皇帝實錄被篡改。明太祖的《太祖實錄》傳到了明成祖朱棣時，明成祖根據現實的需要，不斷地篡改《太祖實錄》，太祖后宮到底誰是皇后誰是妃子，后世撲朔迷離，全是因為朱棣的胡亂改動。由于生母問題關系到朱棣是不是嫡出，關系到其皇位是不是合法的問題，所以他到南京趕走建文帝后，第一件事就是查閱內府文件，然后命令解縉等編閱這些文件，“事涉兵農錢谷者留之，諸語言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毀”（《明史·王艮傳》）。他這一弄，特別是將私人著作中有違礙的內容也全部焚毀，并懸為厲禁，導致當時就不再有欽定“史料”之外的其他異議了。關于明成祖的生母至今還是有五說，很多專家考證認為，朱棣生母并不是他自己說的高皇后，生母可能是碽妃，估計高皇后無子，朱棣為高皇后所養。你看，因為篡改了實錄，歷史學家爭議了700多年還沒有一個大家公認的結論。

再說一下這個聽來的故事，是聽流沙河老先生講的。大概是2016年底前后，我到沙老府上，談了幾句正事就結束了，然后先生就開始擺龍門陣。我們說到余姓，他問我所屬這一支余姓的郡望在哪兒，我說似乎看到家譜上說是江蘇下邳。沙老說他這一支余姓也是從江蘇遷來的，他和他弟弟剛從江蘇泰州回來，因為當年留下來的一句方言“軍王”，他在那里輾轉找到了余家灣余氏祖地。流沙河老先生以前在其作品的“作者簡介”中，都是寫：“原名余勛坦，蒙古族”。那次他苦笑著說，什么蒙古族，搞錯了。為什么會錯呢？沙河老繼續說，我們這支余姓是在明代來填四川的，來到金堂后，并沒有帶家譜來，加上四川的余姓中有很多是成吉思汗后裔，即鐵木健的那支“鐵”改“余”，他說他的祖先為了攀附當時青神縣那支比較有權有勢的余姓，就把那家余姓人的家譜譜頭拿來抄了，然后再安上自己這一支，后人看到家譜就真以為自己是蒙古族后裔了。

有時候編輯是想留下真正的史料，可人生有時不遂愿，是不是真正的史料還需要專家學者去“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前幾天我和一位教授聊出版某一史料時，我還在說希望編輯出版的東西能滋養別人，有心的人根據這些史料還可以寫出新的文章來，這才是真正的史料出版，才是嘉惠學林的出版。作為出版人，雖覺力有不逮，愿勉力為之。

（作者系華文出版社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