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在中國文學領域中，鄉土文學蔚為大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無論是面臨啟蒙、救亡、改革的嚴峻歷史大問題，還是面對有關個人生活的小問題，鄉土文學都以自己的方式參與著中國文學的實踐和社會生活變革。……到了新時期，特別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后，隨著世界的全球化和中國自身的發展，城市化步伐加快，北京與上海已然成為兩個龐大的都市怪物，南京、武漢、廣州等大城市逐漸形成，城市已然成為中國社會生活的主要空間。

更重要的當然并不是城市作為一個物質空間的擴張和鄉土的逐漸衰退，而是城市化這一進程對中國人生存哲學、生活方式、自我認知的改變，正如路易·沃斯所論：“城市化不再僅僅意味著人們被吸引到城市、被納入城市生活體系這個過程；它也指與城市的發展相關聯的生活方式具有的鮮明特征的不斷增強；最后，它指人群中明顯地受城市生活方式影響的變化。”城市改變著中國人的精神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人們對世界、中國、自我的全新想象的基點。在這一過程中，文學敘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在即時性上與現實生活幾乎同步，另一方面還具有可以借助想象重回歷史現場的特性，因此有關城市的文學敘事本身也構成了一種類型的中國歷史。

在漫長而龐雜的中國文學歷史中，對城市的書寫雖一直未成主流，卻始終有著一條時隱時現的脈絡。隨著八〇后以及更年輕作家的成長，城市文學儼然已經開始成為文學敘事的主體，這個過程當然伴隨著鄉土社會的崩塌和鄉土文學逐漸式微。中國文學到了一個“改鄉土換城市”的節點，對中國文學中的城市敘事做一整體性研究，既有必要，亦有價值。

中國的城市和城市敘事大體呈現為以北京和上海為代表的兩種路向和風格。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談論中國的城市便只有北京和上海；檢尋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也不難發現，北京和上海在百年來的風云變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相互糾葛，已然超出了單純的城市的意義，而成了兩個包含諸多隱喻和內涵的象征物。不管是歷史的選擇還是人們的闡釋，它們并行呈現著兩種不同的現代化路徑，同時也當然是兩種面對現代世界、構筑現代生活的方式。這兩座城市，作為兩個巨大的復雜文本，為整個中國提供著閱讀漫長現代轉型的可能，而這可能性中的一個，正存在于文學敘事之中。

基于以上雙城帶群城的城市現狀，對中國當代文學中城市敘事的研究，引入文學地理學的視角就成為一種必然選項。斯達爾夫人在《從社會制度與文學的關系論文學》《論德國》等文章中，明確提出社會習俗、自然地理環境對文學形態的影響，并以此區分了以德國為代表的北方文學和以法國為代表的南方文學。丹納也曾說：“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性質面貌都取決于種族、環境、時代三大因素。”這些論斷都是針對前現代社會的敘事作品而言，在這一時期，文學與地理學之關系，主要建立在文學與自然環境和文化習俗的聯系上，而到了現代社會，文學與地理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文學與城市之關系上了。對于現代人來說，城市不僅是人們的主要生活環境，是第二自然，更重要的是，與傳統的鄉村相比，城市對人具有更為明顯和強烈的塑造功能，甚至有學者把城市看作是“鍛造人的工廠”。

如果說，在本雅明的時代，城市的特性還表現為它與鄉村的某種對立，并通過這種對立才確立了自己的形象，到了二十世紀的后半期，城市似乎已經完全和鄉村世界脫離，自成一體，并成為構成世界的主要物質空間。通過飛機、高速鐵路等交通工具和通信設備，各大城市之間的界限被消弭，它們形成了一個統一體。在文化層面，北京與上海的距離比北京與其郊區的距離更近。全球化最明顯表征是城市的無縫連接，并由此實現了多種生活方式之間的彼此流通互滲。這一點，在中國的城市發展中已經日益明顯，上海和北京作為中國最為國際化的都市，和紐約、巴黎、倫敦等世界大城市一起構成第一城市集群。而在中國內部，更多的城市又圍繞著北京和上海連成一片，形成第二層級的城市群落，鄉土社會更多地作為城市的對應物而被提及。城市已經成為人類最基本的現實，而且城市對于整個人類社會來說，其自身就是邁克爾·基思所定義的特別文本：“城市同時既是真實的又是想象的，所以是各種再現技術的產物；統計學建筑的積累，全景視野和地點占有，管理的客體以及迷戀與恐懼的時刻，所有這些都被以資本主義童話為重點的一個敘事凝聚在一起。”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展開，也就是中國的城市不斷發展漫延、鄉土逐漸收縮的一個過程。城市化是中國現代轉型的基本路徑，與城市化相伴而行的，是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所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城市文學是這一轉型的雙向互動的結果。“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學形式和文學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續不斷的雙重建構。”（參見理查德·利罕：《文學中的城市：知識與文化的歷史》）城市敘事研究，就是把文學中的城市與現實中的城市做一定的對應，并且相信文學中的城市對于市民生活的重要性，二者形成了一種文學與地理的特殊關系。考察城市文學，在本質上是考察城市的一種特殊途徑，它比其他方式更具優勢。奈格爾·J．斯里夫特說：“考察城市就是要控制并維持其矛盾的方面：約束與可能性、和平與暴力、聚會與獨處、相聚與分離、單調與詩意、蠻橫的基本性與驚人的即興創作。”這與文學對城市的書寫幾乎一致，因為作家的目的就是通過書寫，把城市塑造成為一個更為復雜的實體，“它能控制許多形形色色且不斷進行的處于緊張關系的規劃，能包含無數不斷變化的空間和時間，能容納其他的可能性特征”。

因此，討論城市文學不能單純地采用傳統的分析方式，而是有必要建立一種全新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立足于文本，卻能將觸角伸向現實的城市，實現文學中的城市與現實的城市的同構。這是一種借鑒文化地理學而來的文學地理學，即城市文學地理學，它是由文學建構而形成的一種地理學，其本質是對文學文本與城市地理進行綜合分析，而不是把文學作品僅僅視為一種“調查報告”或者“地理數據”，像邁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學》所論及的:

文學地理學應該被認為是文學與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單獨的透鏡或鏡子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同樣,文學作品不只是簡單地對地理景觀進行深情的描寫,也提供了認識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個包含地理意義、地理經歷和地理知識的廣泛領域。將文學評價成“主觀的”恰恰遺漏了這個關鍵問題。文學是社會的產物,事實上,反過來看，它又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社會發展過程。它是一種社會媒體,本世紀人們的意識和信仰創造了這些作品,反之也被它們所影響。它們影響了作者的寫作動機和寫作方式。作品之間相互影響,閱讀時要遵循它的常規,有時也可以打破這些常規。作品是在向讀者訴說,因此也要涉及讀者的期望和關注。……因此,文學作品不是一面反映世界的鏡子，而是這些復雜意義的一部分。

需要引入“城市文學地理學”的另一個原因在于，網絡時代來臨之后，城市空間被徹底改變，網絡所設立的另一空間維度“是后地理的和后歷史的，而且也創造出與我們日常生活之幾乎所有方面的種種的雜交關系。這就是說，不僅人類事務被部分地轉移進虛擬場景，而且我們的日常世界也將與虛擬的空間和時間發生難分難解的糾葛”（參見約西·德·穆爾：《賽博空間：后地理與后歷史的新體驗》）。

城市文學地理學本質上是對現代世界的空間的概括，有關城市空間的問題，諸多理論家們給出了各種各樣的答案。雷蒙·威廉斯的《鄉村與城市》分析指出，城市/鄉村這兩個概念其實處于意識形態的籠罩之下，所謂的城市（或鄉村）的空間分野，不過是多種意識形態建構的結果；列斐伏爾則把空間看作是資本主義時代整個社會關系的一部分，它隨時面臨著不斷重組和改變的可能，它不是一種靜止的事物或產品，而是一種連續不斷的結果，等等。如果將這些空間理論引入對文學文本的分析，即會遭遇一個困境：如何進入文本中的城市？對這一點，米歇爾·德索托的認識可作為借鑒，他的《日常生活實踐》正是建立在對都市中普通人的日常行為的分析之上的，特別是普通人的行走——這恰好可以在所有的城市文學中尋找到類似的人（無論是否本雅明意義上的漫游者），文本中的人物就此成了現實中市民的符號，他們的故事發展成了紙面上的行走。米歇爾·德索托說：

城市的普通實踐者生活在“摩天大樓”下面，生活在可見性開始的門檻。他們的行走是城市經驗的最基本形式。他們是行走者……他們的身體跟隨著城市“文本”的肌理，在其中書寫但無法閱讀之。這些實踐者時刻在利用不可見的空間；他們對這些空間的知曉正如手拉手的戀人一般茫然——好像他們組成一個喧鬧城市的實踐以茫然性為特征。他們移動并相互交織的寫作網絡創造出一個多方面的故事。這一由軌道的散碎成分與空間的改變構成的故事沒有作者，沒有觀眾。

德索托不但把城市看作是一個行走的實踐者組成的文本，還揭示出這一文本組成的故事“沒有作者，沒有觀眾”，這正如文學人物對自己所存在的“文學之城”的茫然，但又因為文學文本的特性，我們恰恰可以站在這種“茫然”之外來理解文學和城市的問題。

在討論城市敘事時引入“城市文學地理學”，并非要按圖索驥般把文學中的城市與現實中的城市進行一一對照，而是想打通實在的和虛擬的地理空間，把二者統納入“文本”的層面，從而能借助文學對城市的敘述，征兆性地發現和梳理百余年來中國社會的轉型及中國人現代生活的嬗變。“現代生活最深層次的問題來源于個人在社會壓力、傳統習慣、外來文化、生活方式面前保持個人的獨立和個性的要求。……現代生活以及這種生活引發的后果所具有的內在意義的探究，對文化機體的靈魂的探究，必須尋求解答像大都會這樣的結構在生活的個人性因素與超個人性因素之間所建立的均等化問題。這樣的探究必須回答在適應外部壓力的過程中個體如何調節自身的問題。”（參見格奧爾格·西美爾：《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也就是說，在現代時期，無論是城市還是有關城市的敘事，其根本都是人在現代生活秩序中有關自我的疑問和回答，即文學對城市的表現，以及中國人在時空觀念、人際關系、自我認知和建構等方面的體驗及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