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陶淵明（365～427）有詩文集十卷，這個規(guī)模格局首先是由陽休之定下來的，陽編十卷本陶集雖然現(xiàn)已不存，但他那篇《陶集序錄》卻流傳至今，從中可以得知陶集形成的早期過程：

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yōu)，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志，棲托仍高。其集先有兩本行于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顛亂，兼復(fù)闕少。蕭統(tǒng)所撰八卷，合序目傳誄，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陶文，以為三本不同，恐終致忘失。今錄統(tǒng)所闕，并序目等，合為一帙十卷，以遺好事君子焉。

陽休之（509～582），北平無終（今天津薊縣）人，歷仕北魏、東魏、北齊，齊亡入周，卒于隋初。他以先已存在的三種陶淵明集為基礎(chǔ)，重新編定了一個十卷本，這個本子比蕭統(tǒng)那個只收文學(xué)作品、未錄《五孝傳》及《四八目》（一稱《集圣賢群輔錄》）的八卷本更加齊全。

在印刷術(shù)發(fā)明并廣泛運用之前，《陶淵明集》經(jīng)歷了漫長的手抄流傳階段，到北宋，終于有了刻本，這個本子歷經(jīng)毛氏汲古閣、黃氏士禮居、楊氏海源閣等著名藏書樓的接力保存，現(xiàn)在珍藏于國家圖書館，現(xiàn)有影印本。這個汲古閣藏宋本《陶淵明集》乃是現(xiàn)在許多新本陶集的底本。此外還有若干宋元刻本的陶集流傳至今，諸本文字頗有異同，各有其重要的校勘價值。時至今天，絕大部分中古作家的文集都是明朝人根據(jù)各種選集、類書以及舊注所引用者輯錄起來的，像陶集這樣流傳有緒且有宋元舊本為根據(jù)的，幾乎只此一家。

世間通行各本《陶淵明集》都是按文體來編排的，順序是：詩、賦、文、其他。按中古時代的習(xí)慣，一般總是把賦放在最前面，然后才是詩、文。例如蕭統(tǒng)《文選》就是這樣的順序，后來的學(xué)者為中古作家新編集子，也采取賦、詩、文這樣的順序。

陶淵明辭賦寫得很少，只有《感士不遇賦》《閑情賦》和《歸去來兮辭》；前兩篇還是仿古之作。陶淵明是花大力氣寫詩的，這乃是他反潮流、至少也是不同于流俗的地方。凡是自有主見的大作家，在文體的取用方面往往置世俗的慣例于不顧。

《陶淵明集》中詩的部分，卷一是九首四言詩，從卷二到卷四則全是五言詩。中古的詩人寫詩總是以五言為主。到卷五才是辭賦。陶集的后五卷分別是：記傳述贊一卷、傳贊（《五孝傳》）一卷、疏祭文一卷、《四八目》（一稱《集圣賢群輔錄》）二卷。因為《五孝傳》和《四八目》曾被乾隆皇帝指為偽作，其結(jié)論且被學(xué)術(shù)侍從之臣寫進了《四庫全書總目》，于是后來有些新出的陶集也就不肯收這兩種或僅作為附錄，那么就只有七卷了。現(xiàn)在比較流行的幾種近賢校注的陶集，也都是七卷。

其實《五孝傳》和《集圣賢群輔錄》都不偽，仍應(yīng)作為正式內(nèi)容納入列入《陶淵明集》；倒是有三首詩（《歸園田居》其六、《四時》《問來使》）是混進陶集的，應(yīng)予刪除。

陶淵明的詩共計一百二十余首，辭賦與文十二篇，另有雜著兩種；又集外尚有一部小說集《搜神后記》。數(shù)量不算很多，而質(zhì)量極高，影響巨大。

二

陶淵明的的一生可以分為兩大段四小段，其中最大的分界點在他四十一歲那年即義熙元年（405），當(dāng)年十一月他拋棄彭澤令一職，回老家隱居。

四十一歲以前又可分兩小段。前一段，二十歲以前，這是他的童年和接受教育的階段。陶淵明生在官僚世家，由于父親死得早，小時候比較清貧，但受到過良好的教育。他曾自稱“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

從二十歲到四十歲，可稱為他的仕隱拉鋸階段。陶淵明斷斷續(xù)續(xù)地六次任官，其間各有退回故園的間歇：最早是在江州刺史桓伊手下效勞；第二次是出任“州祭酒”，為時甚短；第三次出仕是從隆安四年（400）起為荊州刺史桓玄的屬官，其間曾作為桓玄的使者到首都去出差；稍后因為母親去世，按照當(dāng)時的禮法退出官場，回家守孝。

陶淵明守制期間桓玄攻入首都建康（今江蘇南京），稍后“接受”晉安帝司馬德文的禪讓，稱帝，國號“楚”，改元“永始”。元興三年（404）北府兵將領(lǐng)劉裕起兵攻桓玄，三月攻入首都，桓玄出逃，稍后被殺。劉裕打垮桓玄使得東晉王朝得以茍延其殘喘，但十多年后他自己取代東晉，建立了宋朝（一般稱為劉宋，以區(qū)別于唐以后的那個趙宋）。陶淵明本來追隨桓玄，而在元興三年（404）守制結(jié)束后，卻到劉裕手下?lián)瘟藚④姟＿@是他第四次任官。后來他又轉(zhuǎn)為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這時陶淵明的叔叔、時任尚書的陶夔安排陶淵明擔(dān)任彭澤令（參見顧農(nóng)《推遲歸隱的陶淵明》，《文史知識》2018年第9期）——這是他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出仕，在官八十余日，終于歸隱，從此徹底離開官場。

陶淵明在劉裕、劉敬宣手下任職時，各寫了一首詩；拋棄彭澤令以后寫了《歸去來兮辭》。這些作品對于了解陶淵明的經(jīng)歷和思想是重要的材料。

陶淵明歸隱后在故鄉(xiāng)生活了二十多年，這里可以拿晉、宋易代（420）作為分界線細分為兩小段。前段十五年，后段七年。據(jù)陶淵明說，他多次出仕都是想改善生活，但官場里有種種規(guī)則，他總感到不自由，到底還是“質(zhì)性自然”（《歸去來兮辭》）占了上風(fēng)，所以終于自免去職了。

陶淵明大量的作品都是歸隱以后所作，從《歸園田居》等詩里可以看得出，他歸隱之初生活比較悠閑；到義熙四年（408），他家失了一把火，此后生活水平明顯下降；義熙七年（411）移居潯陽負郭之南村，作有《移居二首》。義熙末有詔征為著作郎，他拒絕了。陶淵明同劉宋官員頗有來往，并不擺隱士架子；但有一次新任江州刺史檀道濟來看望他，話不投機，陶淵明就不肯接受他的禮物。元嘉四年（427）病故，享年六十三歲。

陶淵明去世后不久，他的忘年交顏延之（384～456）作《陶征士誄》，稱頌他的高尚品德，并定謚為“靖節(jié)”。

有關(guān)陶淵明的正式傳記有：沈約《宋書·隱逸傳》中的本傳、蕭統(tǒng)的《陶淵明傳》、唐修《晉書·隱逸傳》中的本傳、《南史·隱逸傳》中的本傳。陶淵明一向進入隱逸傳而非文苑傳，由此很能看出舊時史家對他身份的定位。

陶淵明生活的年代橫跨東晉、劉宋兩個王朝，按中國史傳的傳統(tǒng)，一個名人的傳記一般放在他去世的那個王朝來處理，所以《宋書》為他立傳。《宋書》的作者沈約是齊梁間著名的文人、學(xué)者。該傳中引用了《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與子儼等疏》《命子》詩。把這些引文去掉，內(nèi)容就不太多了，其中記載的基本事實，如果沒有足夠根據(jù)，不能輕易懷疑。例如關(guān)于陶淵明的生卒年，沈約記為“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這一記載應(yīng)當(dāng)可靠。

昭明太子蕭統(tǒng)是首先為陶淵明編集子的人，蕭傳里沒有引用陶淵明什么作品，生平事跡方面有所增補，也是很重要的史料。

陶淵明在東晉曾多次出仕，而歸隱的原因前人或認(rèn)為是“恥復(fù)屈身后代”（《宋書·隱逸傳》），也就是不肯向新的劉宋王朝屈服。那么他可以說是晉的遺民，所以《晉書》也要替他立傳。現(xiàn)在通行的《晉書》是唐初官方在太宗領(lǐng)導(dǎo)下集體寫成的，其陶傳中有些新的內(nèi)容值得注意，例如陶淵明的祖父，前兩種傳都沒有涉及，這里說“祖茂，武昌太守”，這一點對了解陶淵明的家世關(guān)系很大。關(guān)于陶淵明的生卒年，這里的提法是“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卒年說得比較含糊，但享年還是六十三歲。

現(xiàn)在要了解陶淵明，除了要依靠以上傳記之外，也可以參考有關(guān)譜牒。關(guān)于陶氏宗譜，前后出現(xiàn)了約十種，最早的始修于南宋，大部分是明清時代的產(chǎn)物，就陶淵明研究而言沒有太高史料價值，而比較可信的材料仍然是同于正史中已經(jīng)記載過的那些內(nèi)容。只有陶淵明父親的名字叫“陶敏”這一件事，或可補前史之未備。

關(guān)于陶淵明的新舊年譜大約在二十種以上，其中比較早、比較重要的幾種已收入許逸民輯校的《陶淵明年譜》一書（中華書局1986年版）。

三

讀《陶淵明集》中的詩文，下列四個方面最為引人注目：

首先是他對生活自由、人格獨立的執(zhí)著追求。《歸去來兮辭》小序之所謂“質(zhì)性自然”——從本質(zhì)上希望過一種無拘無束的自由的生活。《歸去來兮辭》寫道：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飏，風(fēng)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仆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shè)而常關(guān)……

第二方面是陶淵明熱愛農(nóng)村的勞動生活和自然風(fēng)光。陶詩中寫農(nóng)村風(fēng)光的佳句太多了，《桃花源詩并記》那些寫景，都以現(xiàn)實生活為依據(jù)。此外的例子如：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歸園田居五首》其一

平疇交遠風(fēng)，良苗亦懷新。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其二

第三，陶詩有不少地方表明詩人相信“天命”，一切聽從命運的安排。陶淵明認(rèn)為只要承認(rèn)天命即得到自由。陶淵明中年以后健康狀況不佳，時時想到死，即所謂“常恐大化盡”（《還舊居》）；他有一份早早預(yù)立的遺囑《與子儼等疏》，其中引用孔子高足弟子子夏的話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天命論早已有之，而陶淵明以此作為重要的思想依托。陶詩中很多所謂見道語都是講天命，講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陶詩第四個重要的方面是反對一切虛偽的東西。陶淵明早年接受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其理想是“奉上天之成命，師圣人之遺書。發(fā)忠孝于君親，生信義于鄉(xiāng)閭。”（《感士不遇賦》）可是現(xiàn)實生活中許多事情表明，圣人的話大家都在說，實際上是另外一回事。陶淵明要反這個潮流，特別強調(diào)一個“真”字。陶淵明講自己“質(zhì)性自然”，詩里說“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飲酒》其五），都是用道家的語匯。陶淵明實現(xiàn)了儒道的結(jié)合，就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而言，是儒家；就生活態(tài)度而言，是道家。當(dāng)然陶淵明也并非兒童式的天真，他不免仍有些世故（參見顧農(nóng)《陶淵明的世故》，《中國社會科學(xué)報》2010年6月24日《后海》版），此乃難免之事，也就無須去多說了。

《陶淵明集》，逯欽立校注，中華書局1979年版

《陶淵明集校箋》，龔斌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陶淵明集箋注》，袁行霈撰，中華書局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