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輪回。再大的疫情我們都要理性面對，冬去春來，夜終日出，一切災難都將退潮，新的生活仍將繼續。人類如何在疫情面前以人的方式應對災難，渡過苦海，又如何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建立人的理性、尊嚴與價值，這都是人類永恒的話題。

記得《泰坦尼克號》上演時，很多人在贊揚一場虛構的災難中人類是如何從容地迎接死神，那時人們就在追問，是什么讓他們如此高蹈于理想的道德？

還記得我在大學時代閱讀加繆的《西西弗斯神話》，看到西西弗斯終于告別諸神的懲罰而奔跑在自由的太陽底下，傾聽萬物的聲音，開始確立自己存在的精神時，我也曾激動一時。但是，加繆進一步的問題是：何為存在？何為自由？那些被稱為合理的生活其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何以真正確立我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自由到底為何物？

疫情期間，文人無用，只好梳理中國人的傳統精神，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救我們。當我在50歲后的這個春天，在經歷了青年的叛逆、壯年的沉思，而在知天命之機被困于一室，重新閱讀《禮記》中的《曲禮》時，我驀然驚起：這不正是我們苦苦追尋的文明嗎？“禮者，自卑而尊人”不正是教人利他的大道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再往下看，每一個日常空間都有禮的化成，就連如何面對死神，也有禮儀在場。再說，莊子的擊缶而歌，不正是對死亡最好的禮頌嗎？《泰坦尼克號》若最后有莊子的歌唱，那將是人類真正的大自由。陽光下，我向著虛空追問：為什么我們與古人如此隔膜？為什么這些美好的禮儀在這100年無人問津，更無人教導？相反，如果對它的曲解和斷章取義的各種否定此起彼伏，最終我們將失去人的基本精神：道德。

放在人類文明史上來看，如果對道德產生憎惡，必將導致嚴重惡果。古人云，有禮儀者，雖為販夫，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這些難道今天就過期了嗎？是的，如果沒有過期，又怎么會有“寧坐寶馬車里哭，也不在自行車上笑”的少女？古人云，富貴者，若知禮好禮，則不驕不淫。如今呢？古人云，知禮便是守德固志，則貧賤不能淫、富貴不能移，可是，如果蔑視道德，世情的堤壩將無人去守。這大概就是為什么會出現那么多權力上的漏洞，這又何嘗不是古人說的道壞德損、廷禮不存的跡象呢？嗚呼！大道存于古，大德藏于野，我們是視而不見啊。

這段時間，網上一直討論中西醫問題，于是，便又拿出《黃帝內經》和《周易》來讀，最后讀《史記》。一月來，夜以繼日讀古書，似有恍若隔世之感，也似有一種行于永恒之道的疏離感。那些簡短得能再簡短的文字，早已告訴了我們一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知于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勞作，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我們現在為了追求經濟利益，恨不能把自己老子從墳里挖出來當文物，挖空心思消滅黑夜將其作白晝，很多地方以開發夜間經濟、打造不夜城為名，將睡眠中的自然萬物硬是叫醒，令其不能新陳代謝。更何況飲食無節制，什么都吃，這不就吃出問題了嗎？為什么抑郁癥患者、失眠者在大城市與日俱增？為什么各種各樣的疾病層出不窮？這不又多了個新冠肺炎嗎？實際上，這都是我們不懂天道的原因造成的。

《內經》中說，“中央生濕，濕生土。”武漢猶如中國棋盤上的天元位置，被譽為中國經濟地理的“心臟”，可不就是中央土嗎？《周易》又說，子月，復卦一陽生。陽氣上升，濕氣上升，容易成毒，恰是子鼠年，是太陽與地球微妙變化的時刻，此時，“一陽發病，少氣，善咳，善泄”。病毒可不就是去年農歷十一月發生的事嗎？這些看上去極端玄奧的理論，如果是老中醫（且通《周易》）者，則是很容易解釋疫情變化的吧。三月為乾月，四月為火，陽氣逐漸上升，人身體里的正氣也達到了頂點，則疫情終止。這仿佛是預言，疫情再有一個多月就會退盡。這是從自然地理的角度去講的，屬于宏觀地理學，但又何嘗不是人的生理機制呢，因為人就是自然萬物中的一種而已。所謂道法自然，大概就可以這樣理解吧。

此時讀《史記》，春秋大義頓時顯露。那些不盡天職者，那些不守人倫者，都是《春秋》要貶損的。而那些微茫而擔當大義的小人物，正是要列傳的。何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天，不是董仲舒所講的能感知人間冷暖善惡的人格化身，而是運行春夏秋冬的自然大道，是人能盡可能通曉的天地運行的規則，自有化育之倫序，《周易》則之，而人便是道法自然中的道德的彰顯者。這就是天人之間達成的新約，而人的道德追求便是古今之變中真正的變量。比如，這次疫情是天災，但也是人禍。之所以說是人禍，就是人的道德力量的缺失。為人者，不守天地大法，不盡人倫之職，定會導致人禍。

嗚呼！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人之為人，就在于有智慧，有倫常。智慧不為功利，而是明天地之大道；倫常不為功名，而是守道德之門。而通天地之玄理者，則為圣人。圣人不出，道德藏于海。世皆天問，《史記》早有云，字里行間皆有答案。只是我輩之眾有幾人能懂中國之經典。

新冠肺炎出，世人皆說，去讀《鼠疫》吧。于是，有人列出無數經典的書目，都是西方小說、理論、電影甚至醫學名典，這都是要學習的經典啊，那里藏著躲避災難的大法。可是，為什么獨獨缺少漢語的經典？《內經》不在其中，《本草綱目》不在其列。大概開出書目者，覺得列此書目有辱“知識分子”這一名號吧，但我認為，更多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無知。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在尊蔡元培，因為其能兼容并包，可是，尊蔡者并不容中國傳統的興起，一有提倡傳統者，立刻驚起，他們并不見得真能做到兼容并包，只是希望包下自己就行了。這便是如今的世道。卑微如中醫者，一直說，讓我去醫人吧，咱們中西醫結合，你也治，我也治，我們合作，但有幾人能真正接受呢？

真正的問題在于，傳統似乎已絕于途。北宋之時，國祚昌盛，GDP世界第一，琴棋書畫、酒樓茶肆盛行，文盛矣！就連皇帝如徽宗者也癡迷于書畫，成就了千古藝名。但如此盛世竟被鐵騎踏碎，我們不禁要問，此文者乃何文也？張載者，北宋五子之一也。眼看國家遭難，他于是西赴邊關，投筆從戎，但范仲淹一語點醒這位士子：“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當時儒家禮樂之教喪亡，君不仁，臣不忠，民喪于亂，于是張載返回書齋，重釋《中庸》《周易》等六藝，再興儒學，并寫下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終成一代大儒，國家之棟梁。現在誠有如張載者，返身入室，誠心于學，立志于世，復興絕學，則為萬世開太平。知識分子能做的事，此乃要事之一。

而《中庸》者，今又有幾人能信？全篇《中庸》，只有一個大大的“誠”字，成就的是一個君子。而君子者，便是赴萬難之死者。嗟乎！那些赴難的醫生、記者、快遞小哥，他們可不是知識分子，而他們何嘗不是君子？書生啊，到我們重讀《浮士德》的時候了，要走出書齋，去體驗集眾善和眾惡為一室的社會這本大書了。只知不行，無誠也。有誠，行一步，也是勇者。

這便是經典。所有的經典都是人類修身成道的法門。閱讀經典大概便是最好的法門了。在一個諸神退位、超人立世的時代，也許只有經典才能讓我們回到天地人的三才世界中去，重新確立自己身為人的倫理位置；也只有經典才能讓我們在茫茫天地間明白，人之所以立于世，能與天地同壽齊輝，就是因為人內心擁有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