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3日，著名文學批評家、翻譯理論家喬治·斯坦納在英國劍橋家中溘然長逝，走完了他90歲的一生。這位猶太裔知識分子生在法國，學在美國，著作被譯成多種語言傳播到世界各地，最后長眠于英國。他是漂泊在大陸上的旅人，同時也是思想的漫游者，正如他自己在書中所說：“猶太人的歸宿不在某地，而在時間里，在他高度發達的作為個人語境的歷史意識中。六千年的自我意識就是他們的家園。”

斯坦納1929年出生于巴黎，父母都是奧地利猶太人，父親曾是奧地利中央銀行的法務人員，他早早地嗅出“閃亮耀目、自由開放的維也納文化底下，對猶太人有系統的、教條式的仇恨即將爆發”，于是在1924年舉家從維也納遷居巴黎。這敏銳的嗅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再次拯救了這個家庭：1940年，在德國納粹攻入巴黎的前夜，斯坦納一家乘船離歐赴美。

與他的許多猶太同胞相比，斯坦納無疑擁有幸運而豐碩的人生：他先后在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又在普林斯頓大學、劍橋大學和日內瓦大學等著名學府任教，著有《語言與沉默》《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劇之死》《巴別塔之后》《馬丁·海德格爾》等多種重要的學術著作，出版過中短篇小說集《安諾·多米尼：三個故事》《證據與三寓言》《希特勒的圣克里斯托堡之途》《海洋深處》《下午五點》和散文集《未盡的激情》等，其中，《證據與三寓言》曾獲“麥克米倫小說獎”，《未盡的激情》獲“溫蓋特非虛構獎”；他還是許多期刊和報紙的定期撰稿人，他為《紐約客》撰文30多年，貢獻了超過200篇評論。在數十年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生涯中，斯坦納獲得過法國政府的榮譽騎士勛章、比利時應用科學研究院理事會授予的阿爾伯特國王勛章、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王子傳播與人文獎，并先后被東英吉利大學、魯汶大學、蒙特霍利約克學院、布里斯托大學、格拉斯哥大學、列日大學、阿爾斯特大學、杜倫大學、薩拉曼卡大學、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博洛尼亞大學、里斯本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同時他還是美國文理學院、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名譽院士。

但平靜優渥的生活無法驅散深植于斯坦納心中的猶太人鄉愁，他始終以“幸存者”自居。從事實來看，由于父親的遠見，童年的斯坦納躲過了納粹屠殺；而從更深遠的意義上來說，對猶太人的滅種式屠殺使這一種群的智慧與情感也幾乎被毀滅殆盡，斯坦納認為：“現在幸存下來的主要猶太群體沒有一個保存或重新獲得這種智慧品質。”因此作為“幸存者”，他自覺有責任繼承中歐人文主義學者的衣缽，用文字將猶太人的珍貴遺產記錄在自己的作品中。

這種“幸存者”的憂悸持續影響著他的個人生活和學術研究。作為學者，斯坦納有著令人艷羨的語言能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家庭的給養，他在回憶錄中曾這樣描述自己的童年生活：“我的閱讀大致平均地落在法文、英文、德文上。我的成長經歷完全是三種語言并重，而背景也總是充滿多重語言。我美麗動人的媽媽通常以某種語言開頭，以另一種語言結尾。”許多年后，他終于意識到，猶太人對語言的敏感是一種沉重的天賦，這與他們失去家園后的陌生感和暫居感密不可分：“歐洲猶太人學習語言很快，他們必須快速學習語言，因為他們經常流浪，但是，我們也許永遠難以獲得一種終極的‘家園感’，那種一個人與他的母語之間無意識的古老的親密感。”

斯坦納的代表作《語言與沉默》由席云舒引進到國內，是李歐梵、劉象愚主編的“西方現代批評經典譯叢”之一，那時候國內學界對這位在歐美享有盛名的批評家還很陌生。事實上，早在1975年，李歐梵就在臺大外文系的《中外文學》雜志上發表過一篇評論《語言與沉默》的文章，此文又被用作《語言與沉默》中文版的代譯序。李歐梵稱斯坦納為“‘人文’批評家”，這表現在他對文學作品的歷史、文化及其所誕生的社會背景的強烈關注，并認為斯坦納的中歐式人道主義思想形態與他的猶太血液息息相關。的確，從斯坦納的文字中傳遞出來的信息看，猶太民族的“幸存者”這一身份對他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視角的選擇起到了幾乎是決定性的作用。自20世紀60年代起，斯坦納對于納粹大屠殺與西方文化之關系表現出濃厚的研究興趣，這種興趣甚至是排他的，以至于他難以理解和接受同時代的寫作者在關于文化理論的著作中繞開大屠殺這一重要事件。他曾將矛頭對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詩人托馬斯·艾略特，他說：“屠殺歐洲猶太人反映了基督教的本質及它在歐洲歷史上的地位存在問題，艾略特怎么能在發生了大屠殺后詳細描述基督教并呼吁建立基督教的秩序?”在斯坦納看來，大屠殺的發生宣告了西方人文主義的失敗：“一個人晚上可以讀歌德和里爾克，可以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會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班。”優美文化與殘暴屠殺同存共生令人不寒而栗，斯坦納正是通過這樣的殘酷真相，率先揭示出阿諾德時代“文化能帶給社會甜美與光明”的美好愿景在20世紀已經破滅，西方人文主義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后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

斯坦納一生筆耕不輟，留下了大量富有影響力的文學和翻譯理論。《語言與沉默》的中文譯者李小均在其研究斯坦納的專著《來自廢墟的信使》中，以20世紀70年代為一個大概的分界，將斯坦納的理論貢獻分為兩個時期。前一時期的理論主要針對語言文學，代表作有《語言與沉默》和在西方翻譯理論界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巴別塔之后》，在后一著作中，斯坦納主張“理解即是解碼，翻譯即是交流”，闡釋翻譯學理論由此發端；斯坦納還提出了著名的“翻譯四步驟”理論，即“信賴、侵入、吸收、補償”，這被視為譯者主體性的突出體現。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斯坦納又先后出版了著作《海德格爾》和《安提戈涅》，前者成為斯坦納被介紹到中國的敲門磚。80年代存在主義思潮在中國風靡一時，于是這部介紹海德格爾主要作品和思想發展的論著大受歡迎，但在當時，中國讀者主要關注的是海德格爾，卻很少有人關注斯坦納。

然而作為一個卓有建樹的文學理論家，斯坦納對“理論”卻有著高度的警惕甚至排斥。這種警惕的來源，要追溯到他自童年起對無法窮盡的獨特性和種種差異變化的迷戀。斯坦納在著作中多次表達自己對“理論”這一提法的不信任，他認為人文學科是無法通過實驗來進行驗證的學科，對人文學科的反映是出于直覺和個人的選擇與品味，因此人文學科的理論是具有欺騙性的，是“失了耐心的直覺”。他犀利地指出，“理論”在人文領域的盛行不過是為了抵抗人文學科在科學面前的式微：“我認為當前的理論在文學、歷史、社會學等論述的勝利，其實是自我欺騙，無非是因為科學占上風，人文學科為了背水一戰而發展出來的。”類似的警惕也體現在他對文學批評和批評家的態度上，在發表于1963年的《人文素養》一文中，斯坦納尖刻地發問：“如果能當作家，誰會做批評家？”并指出批評家“過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寫作。他要別人來提供詩歌、小說、戲劇。沒有他人智慧的恩典，批評無法存在”。斯坦納所批判的是當時存在的文學作品與文學批評主次關系倒置的現象，他對讀者們在閱讀文學作品之前先閱讀書評，以二手信息取代個人判斷的行為痛心疾首，因此呼吁停止文學批評對文學作品的凌駕，結束批評家對作家的僭越。但如果這篇文章僅止步于此，斯坦納也便與他所批評的二流批評家半斤八兩了，可貴的是在文章的末尾，斯坦納進一步提出了他心目中文學批評的任務，并以此表達了自己對匡正創造與批評之秩序的希冀：“文學批評的任務，就是幫助我們作為健全的讀者閱讀，以精確、敬畏和快樂為榜樣。相比于創造行為，這是次要的任務。但它從來沒有這樣重要過。沒有批評，創造本身或許也會陷入沉默。”

斯坦納是一位勤勉的創作者，直到去世前的幾年還在堅持寫作。在他漫長的創作生命中，受到了很多贊美，也承受了不少詆毀。斯坦納充滿道德追問的寫作風格使他的追隨者將他送上“中歐人文主義傳道者”的神壇，卻也遭到反對者的詬病，稱他“最喜歡的方式是質問，這往往意味著他提出的問題不管是他本人還是別的什么人都不會知道答案……”斯坦納的理論到底作出了怎樣的貢獻，他的作品究竟在何種程度上推動了人們對文化和良知的再思考，可能仍需要時間的檢驗，需要交給后世來評判。但我們不該忽略的，是他以歷史的教訓叩問時代的勇敢與熱忱。除此之外，他還難得地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對于自己所處的群體不吝批評和反思，他對理論家和批評家作用的反省鞭辟入里，在對納粹大屠殺的剖析中也沒有因為傷痛而繞過納粹主義理念是在模仿猶太人“上帝選民”觀念的殘忍事實。民族的仇恨沒有讓他耽溺于怨恨，而是終身都在為反對民族主義、建立世界視野而呼號。

斯坦納回憶錄的中文譯名是“審視后的生命”，如今生命雖然已消逝，但他留下了審視的眼睛、雋永的文字和偉大的思想。這位被摧毀的猶太世界的“幸存者”，留下了遠遠超過“為失落的猶太品格作傳”的燦爛遺產，完成了他的光榮使命。

（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