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21日，魯迅應章衣萍之邀到暨南大學演講。演講的題目為“文藝與政治的歧途”。記錄稿有兩份，一份是校方安排章鐵民記錄的，一份是在該校任教的曹聚仁因慕名到場自行做的記錄。魯迅對曹聚仁的記錄更為滿意。1933年曹聚仁正在編上海灘很有名氣的《濤聲》，就常向魯迅約稿，一來二去，相互就走得很近了。

這年5月7日，曹聚仁致信魯迅，請他為李大釗的文集作序。魯迅即回信：“惠函收到。守常先生我是認識的，遺著上應該寫一點什么，不過于學說之類，我不了然，所以只能說幾句關于個人的空話。我想至遲于月底寄上，或者不至于遲罷。”魯迅信守諾言，就在該月底寫好了，寄給曹聚仁。曹聚仁即將這篇深情懷念為共產主義獻身的朋友的文章《（守常文集）題記》編發在自己主編的《濤聲》上。

為編輯《守常文集》，曹聚仁付出了很多心血。而最早向他提議出版《守常文集》的，卻是周作人。曹聚仁原本就是群眾圖書公司老板，便答應了周作人。就該書的出版事務，二人經多次通信，如請哪些人題字作序等討論多次。周作人對該書提出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文集能出版最好，如不能出全集，選集也行，但不能刪節，如刪一二句則此篇反不如不編入為好。魯迅也想到書稿送審會遭到刪節等麻煩，他的意見是：“我以為不如不審，也許連出版所也不如胡謅一個，賣一通就算。”

曹聚仁很樂觀，認為李大釗死在國民黨“清黨”之前，那時還在國民黨任要職，給他留個紀念，應該不是問題。結果證明，曹聚仁想得天真了，盡管魯迅、周作人、胡適都做了最大努力，《守常文集》最終還是胎死腹中。可喜的是，魯迅寫的《（守常文集）題記》先刊《濤聲》，后又編入魯迅的《南腔北調》。魯迅所寫的李大釗的“遺文卻永駐，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卻回響在墨一般的漫漫長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