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傳統美學思想中，人與自然的親和關系、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感是詩興精神的核心因素，是感興論產生的基礎。西方文藝思想中的迷狂說也體現了創作主體審美認知中的內在機制與情感體驗，因而與“詩興”“感興”具有一定的邏輯關聯。

“興”與“迷狂”：原始藝術的文化內涵

“興”字在先秦典籍中經常可見，意思基本與《爾雅·釋言》所訓“起也”相一致，亦隱含“興盛”之意。據古文字學家考證，這一表示上舉的動作也承載著原始社會先民與神靈、萬物相感應的文化內涵，代表著以祭祀活動為主的原始藝術形態。孔子最先從詩的功能角度將“興”與人的思想情感緊密結合起來，使“興”的意義從詩、樂、舞一體的藝術形態走向獨立的詩歌藝術形態，這也正是詩歌創作感興論的發端。

“靈感”“迷狂”“出神”是古希臘美學家在描述文藝創作和朗誦過程中出現的激動心理狀態時熱衷使用的詞匯。用神靈憑附的“迷狂”來解釋主體在審美活動中突然出現的激情，在古希臘被認為是一種正統的說法。柏拉圖在其靈感說中引入“迷狂”概念，將迷狂說與文藝創作的靈感說結合在一起，使帶有酒神精神的“迷狂”成為西方詩歌藝術、悲劇藝術的起源。

在原始巫樂舞融合的藝術形態之中，“興”寄托著人們超越現實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的熱切期盼。“興”沒有文明和莊嚴的矯飾，是人類情感野蠻、天然的直接體現。進入禮樂文明的時代以后，“興”的原始巫術儀式性質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莊嚴的儀禮形式。曾經樸素、粗野的情感經過儀式化的洗禮，變得典雅、高貴。然而，流淌在古希臘詩人和戲劇家血液中的迷狂基因并沒有削弱，反而表現出更加強烈的自主性和自由性。

由巫到禮：詩興精神的典雅化

早期的“興”字與祭祀儀式關系密切，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興”字像四手拿著盤子，以表示富饒、祈禱、貢獻等意。祭祀活動中，“興”的對象是物，其外在表現形式是舉起器物，而內在含義卻是精神、情感的上舉、升騰。在托盤而舞的強烈節奏里融合著的也是上古人類巫、樂、舞一體的原始宗教表達形式，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如同柏拉圖所描述的酒神祭典，凝聚著人們強烈的情感、信仰和期望。

然而，巫術文化在我國古代卻出現了一條不同于古希臘的發展路徑。巫覡樂舞之中的狂喜與激昂并不是無節制的。隨著文明時代的到來，神話與巫術逐漸走向人為宗教和世俗化的道路。神靈崇拜在西方以宗教的形式傳承發展，而在我國卻是以禮的形式保留下來。禮儀具有宗教的效用，卻沒有荒謬不通的弊病。在禮樂文化中，“興”的原始巫幻色彩被削弱了，保留下來的是人們與天地萬物感應、交流的樸素溫和的意愿。

早在“興”產生之前，詩歌就已經經歷了一段發展過程。那時的原始詩歌是空中之音，是風聲、水聲、鳥的鳴叫聲，是莊子所謂的“天籟”。“興”的出現使自然萬物與人的情感產生了聯系，先言它物而起情擺脫了重復同一言辭的簡單抒情，詩歌才開始被稱為真正的藝術。然而，最初以鳥獸草木起興并不是出于單純的藝術審美需要，而是與人類對自然萬物的原始體驗有關。

隨著宗教觀念的逝去，詩中用以起興的日月、山河、草木、鳥獸的原始含義也逐漸淡去，從前借以圖像形式保存下來的神話意象在文學作品中成為文學興象，人們開始將興象視作單純的審美意象。這些審美意象的含義也變得復雜和多樣，寄托著歌者更為豐富和深刻的思想情感。至魏晉南北朝“文的自覺”時期，文藝的審美特性開始受到重視，一些重要的文論著作大都關注心物交融的審美體驗，關注自然萬物對詩人創作的觸感興發，“興”的含義因此也有了更多的闡釋空間。

寫神喻意：詩性迷狂的藝術化

柏拉圖在傳統詩神崇拜的信仰上融入了迷狂的概念，用以解釋詩人創作時如醉如癡的激情狀態，認為這是神賜的迷狂。“迷狂”雖然源自巫術信仰，但對于創作激情狀態的描述卻是客觀的。

德謨克利特也曾把詩人的極度狂熱或激動稱為一種瘋狂，這“神性的迷狂”是從人們占卜過程中對神母、酒神和先知的崇拜中孕生的。奧斯本在《論靈感》中提到：“柏拉圖的‘神賜的迷狂狀態’這一學說，在希臘文化的時代就被公認為是正統的，并且在羅馬文學理論中仍然保留著。”不管神話、巫術如何奇異怪誕、曲折晦澀，但表達的情感卻是真實的。

克羅齊在《美學原理·美學綱要》中對神話與意象的關系做了這樣的闡釋：“只有當他不再相信神話，并把神話當作隱喻，把諸神的莊嚴世界當作一個美的世界，把上帝當作一個崇高的意象來使用時，神話才能變成藝術。”狄奧尼索斯是希臘最受歡迎的神祇之一，對他的崇拜便產生了一種深刻的神秘主義。依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希臘悲劇源于酒神祭，祭祀儀式也由此脫下了宗教性的神秘外衣，成為一種藝術形式繼續發揮著影響。

道法自然：詩興精神中的天下情懷

與具有客觀唯心主義色彩的迷狂說相比，詩興精神表現出了強烈的自然造化、道法自然的特征。“即物起興”“觸物起情”的創作觀念不但為詩情的萌發作出了科學解釋，也體現出中華美學思想所特有的天下情懷。

在中華美學思想的詩性審美認知模式中，詩興精神體現出深刻的道法自然、自然發生的話語邏輯，并自然而然地反映在個體情感的生發與審美的表現形式之中。外物對心靈的觸感興發蘊含著充盈豐沛的宇宙自然生命感，根植于中華傳統思想中的“天人合一”。關于自然的觀念，也深深地影響著詩學話語邏輯的形成，個人情感與宇宙自然相互呼應，天地萬物是一個生生不息的有機整體，“天情物理，可哀而可樂，用之無窮，流而不滯”（王夫之《姜齋詩話·卷一》），體現在“興”的藝術發生機制之中。

“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為基。如星宿之海，萬源從出，如鉆燧之火，無處不發，如肥土沃壤，時雨一過，夭矯百物，隨類而興，生意各別，而無不具足”（葉燮《原詩·內篇（下）》），葉燮贊揚詩人杜甫，因其廣闊的胸襟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以所遇之物來抒發其思君王、憂禍亂之感。由此可見，人與宇宙萬物之“和”的觀念體現在中華文化特有的審美經驗之中，體現在“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禮記·孔子閑居》）的寬廣胸懷之中，也體現在民族意識與情感的各個方面。

（作者單位：大連外國語大學漢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