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志田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9年12月 ISBN：9787108061782

自 序

什么是歷史的主體？或誰是歷史的主體？這是眾多歷史從業者縈繞于心的問題。據梁啟超的看法，司馬遷的寫作精神就是“以人物為歷史主體”，故他的《史記》也“以人物為中心”。后世雖傳承了司馬遷所創的“紀傳體”形式，其實沒得到他的歷史精神，蓋“《史記》之列傳，惟借人以明史”；而“后世諸史之列傳，多借史以傳人”（《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歷史的主體是人，這一點當永不忘記。

既然歷史的主體是人，歷史的主體性也當表現在人身上。中國傳統史學本特別注重“人”，所謂“紀傳體”史書，就是以人為本位來構建歷史的典型體現。這一傳統流傳了兩千多年，但在近代遭到強烈質疑，而開風氣者仍是梁啟超。他那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流傳甚廣，百年來多被視為對舊史學的正確概括。那時的梁啟超以為，紀傳體這種舊形式不過是一篇篇的紀傳像“海岸之石，亂堆錯落”在那里，簡直就是“合無數之墓志銘而成”。而新史學“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以尋求歷史的公理、公例（《新史學》《中國史敘論》）。

隨著天下的崩散和國家（以及社會）的興起，逐漸形成以國家為基本歷史敘述單位的趨勢，個體的人也日漸從歷史敘述中淡出。這種新史學風氣的影響是持續的，迄今不衰。我在2009年曾提出“把隱去的‘人’召回歷史”，希望把我們史學中日漸稀少的具體單個的“人”召回到歷史著述中來，讓讀者在“思想”的產生過程中看到思想者怎樣思想，構建以人為主體的思想史。不過那主張沒產生什么影響。好幾年后，王汎森兄還不得不以專文探討歷史敘述中“人的消失”。

其實就是要側重國家和社會，也離不開個體和群體的人。如瞿秋白所說，想要“了解一國的社會生活，決不能單憑幾條法律幾部法令，而要看得見那一社會的心靈”。一個社會的心靈，當然只能反映在人的身上。任何個人的觀感都有其個別性，然正如滴水可見太陽，個人的觀感也無不可以反映所謂時代精神，研究者不難從中看出并把握時代的脈搏。簡言之，歷史的共性完全可以展現在個人的經歷和體驗之中。

也只有將每一當事人還原為具體場景中活生生的人物，然后可避免將其過度抽象化，不至于使具體的人被“物化”。黑格爾曾區分哲學史和政治史，前者的特點是“人格和個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滲入它的內容和實質”，而在后者中，個人正是憑借其性情、才能、情感和性格而“成為行為和事件的主體”（《哲學史講演錄》）。竊以為他所說的政治史也可以推廣到非哲學的一般歷史研究，我們確實需要更多注意歷史中活生生的個人。畢竟人是活的，個人之所以為個人，正因其有思想，有行為，有感情，也有性格。群體亦然。

而人的性格情感，正體現在其言行之中，故孔子早就提倡與其“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我們記人也不能徒載空言，須“直敘其事”，否則便“善惡混然不可明”（李翱《百官行狀奏》）。唯不能須臾忘記的是所有行事的主體——人。古人“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安排，大概就有防止離人而言事的寓意在。

實際上，如果不能真了解一個人，讀其書也未必有多深入的了解。陳寅恪曾慨嘆，王國維的著述“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于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讀者若不能越出自身所處之時間地域，而與立言者“神理相接”，以想見其人其世，則所稱道之學，或亦不免隔膜（《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陳先生關于“是非之論”當然有特指，卻也提出一個有更廣泛意義的史學問題。很多時候，我們正是通過立言者的著述來理解其所欲言。然而立說之人既有主動的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可能不得不欲語還休，還有許多有意無意間的言而不書；同時大部分言說都存在于對話之中，受到立言對象和周遭觀聽的影響。張東蓀在討論青年何以“煩悶”時注意到，“一部分人專為反對之言論，以掃青年之興趣。此輩之言論雖不見于出版物，而交際場中固屢屢聞之”（《青年之悲觀》）。

這是一個重要的提醒。中國古人對辨析所見、所聞和所傳聞的講究，表明他們也充分考慮到各自的重要。后之研究者不能不多看立言者本人的及相關的出版物，同時也要盡量了解當時當地交際場中傳播的言說，盡管這不得不多依靠間接的史料和史料的間接表述。要知道任何材料都是某種“故事”的陳述，即使道聽途說，亦不妨其時有所得。更重要的是，許多從當時傳聞得來的二手敘述，或非“事實真相”，但恰可告訴我們那時有關“某人”“某事”的傳言如何，為我們提供了當時當地當事人認知中的“某人”“某事”大致是怎樣一回事。與所謂第一手的“實錄”性文獻相比，這些“所聞”和“所傳聞”的異詞，別有其史料價值，其重要性并不稍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