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步入第三個月，婦女節也悄然來至。說到女性，無法繞開意大利作家埃萊娜·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離開的，留下的》《失蹤的孩子》）。

埃萊娜·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書封

“那不勒斯四部曲”對于女性人生的探索和深入挖掘，似乎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這部小說講述的時間跨度很大，涉及女性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也牽扯到女性教育、戀愛、婚姻、生育、家庭和工作體驗的方方面面。這個故事雖然發生在遙遠的意大利南方海濱城市，但讓很多女性感同身受。

這部女性主題的經典已翻譯成40多種語言。不久前，根據“那不勒斯四部曲”第二部《新名字的故事》改編的電視劇《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上線，口碑大爆。劇中極力沖破命運枷鎖、戰斗到底的女性形象，讓每個女性振奮。

《新名字的故事》主要講述埃萊娜和莉拉兩位女性的青年時代。在她們的人生以最快的速度急遽分化的那些年里，她們共同體驗了愛、失去、困惑、掙扎、嫉妒和隱蔽的破壞。

3月6日晚，思南經典誦讀會邀請了“那不勒斯四部曲”中譯本的責任編輯索馬里帶領讀者從《新名字的故事》出發，進行了一場關于女性徹底的激情與反叛的線上探討。

匿名的心理

誦讀會的開場，索馬里就拋出了匿名的心理和自由的關系問題，她先講述了費蘭特的一次訪談。現在全世界的媒體可能都一樣，一個好作家，一個有著非常中庸、甚至不入流的作品的作家，往往容易比那些并不出名的作家，尤其是像費蘭特這樣匿名的作家，要被關注的多。在被問及“你是不是那不勒斯的女作家，一個叫法布日利基亞的人？或者你是不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的一個男同性戀組織的成員？”時，費蘭特在回答的時候非常的幽默，“我很欣賞你提到的這些作家，我的書能夠被歸到他們頭上，我覺得非常的榮幸，包括你們認為我是一個同性戀，我也并不覺得古怪，這證明了一個文本能夠經常包涵很多連作者都不知道的東西。”

費蘭特認為寫作其實是一種很虛榮的行為，寫的時候像是一個閱讀者。你在利用自己的經驗，你在利用他人的經驗，你在利用社會，你的國家，你的歷史，包括你所涉獵的很多很多經典文本的經驗，這樣會讓一個作家產生一種羞愧的心理，類似于簡奧斯丁，她在寫作的時候會躲在角落里。

“匿名本質上最隱蔽的一個心理動機，還是當她自己在寫作的時候，那是一種非常痛苦的體驗，因為你越抵達真實，其實真實是越想把你推開，你越會容易陷入一些虛偽也好，或者是因為恐懼，因為恥辱等等，沒辦法去抵達的那些地帶，所以寫作對她而言是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索馬里說道。

女性智慧和“界限消失”的關系

說到四部曲就一定會探討費蘭特對女性有益的描寫，探討這兩個女孩她們友誼的獨特之處。四部曲里的萊農、莉拉和費蘭特的前三本小說里的女性，大相徑庭。前三本小說里面的女性，她們在面對離婚、出軌的狀況時都是比較孤獨的，沒有什么人可以去依靠，因此四部曲里面塑造的那種相互依賴的友誼就顯得非常不同。

“為什么莉拉這個人物是如此的出彩？其實莉拉象征著一種生活，它的界限其實是非常不穩固的，我們每個人看似都處在很穩固的觀念、結構、意識形態以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里的，好像看起來是處在一個非常定型的關系里，但其實莉拉是從十幾歲就能明白，我們的一切都是朝不保夕，非常脆弱的。所以她用非常激進的方式想去改變自己，想去改變生活，但實際上她還是失敗了。我們可以看到莉拉的生命力，她所有對于生活的參與，都很活躍、激烈。莉拉可以徹底地參與這個世界，所以莉拉是更底層、是更發自肺腑的。但是這樣一種激烈的參與，最后以她的女兒失蹤作為節點，所以她把這個舞臺留給萊農，然后莉拉成了自己最害怕的事情的犧牲品，隨之界限消失了、自我消失了。”索馬里說道。

更為立體的費蘭特

大部分人對費蘭特的了解是從“那不勒斯四部曲”開始的，但實際上她從92年到后面的十年之間，寫了三本非常重要的小說。她從1990年代開始就已經進入了媒體和評論家的視野，無論是通過她的小說也好，還是她的小說改編的電影也好，關于女性題材的寫作是從1992年就開始的。

索馬里在誦讀會分享的另一個主題就是關于那不勒斯四部曲在中國獨特的接受過程，“我們希望以她的這些思考作為鞭策自己的一種提醒，希望我們不單是在探討這四部曲，更多的探討這四部曲所象征的一種思潮。包括對于文學史，對于女性，對于社會和家庭的總體的一種新型的評判和感受。她的作品其實是作為一種感受的資源，所以我希望對她的介紹是更加立體更加全面的。”

費蘭特是不是從一開始就這么自信？從過往的訪談當中可以發現她也會經歷大部分女性都會經歷的那種彎路，她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曾經一度認為如果自己不能夠盡快融入一個杰出的男人構成的世界，如果沒有學到他們優秀的文化，沒有通過所有的考試，經過這個世界對我的考驗，那就相當于沒有活過。

“從她的這段話中可以看出來，她最重要的成長過程當中，其實也是被男性作家主導的那種文化，尤其是男性奠定的一個文學史的風格影響過。在這種風格里面，以女性的生活本身或者她們的思考本身，甚至身體關系本身為對象的小說基本上是非常常見的，她也并不是一開始就能夠如此自信地去進入題材，去持之以恒地去書寫這個題材。”索馬里介紹道。

費蘭特曾坦言如果沒有女性主義思想的話，她到現在只會是一個有文化的小姑娘，沉浸在男性主義文化和亞文化里，自以為可以獨立思考。女性主義幫助她成長，但現在看來，她看到，也感覺到，新一代年輕人好像對此嗤之以鼻。新一代的年輕人并不知道，我們獲得這一切時間不長，狀況也并不是很穩定。而費蘭特在故事里講述的那些女性，她們深切地知道這一點，因為她們切身經歷了爭取權益的過程。

值得一提的是，入選的讀者代表還分別誦讀了他們選取的《新名字的故事》片段，并分享了閱讀的感受。在被讀者問及如何將“那不勒斯四部曲”推薦給男性閱讀時，索馬里說:“坦誠地、清晰地說出你們從這本書里得到的東西就好，包括卸下我們每個人身上‘男性的面具’，讓男性覺得陌生甚至恐懼。不過，其實有很多男性默默讀過了，但還有大部分男性拒絕從女性的作品里得到啟發和靈感，我們等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