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一直閉門在家，看書成為打發時間的最好方法。斷斷續續，一直在讀《布羅茨基談話錄》和以賽亞·伯林的《個人印象》。兩本書中，都有關于詩人阿赫瑪托娃的篇章。對這位“俄羅斯的月亮”，作者都充滿了深厚的感情。

其中，布羅茨基回憶起這樣一件事：1965年2月15日，阿赫瑪托娃曾經寄給他兩支蠟燭。那時，布羅茨基25歲，阿赫瑪托娃對他這樣一個年輕詩人非常賞識，一直給予關懷和鼓勵。在《個人印象》中，記錄阿赫瑪托娃和以賽亞·伯林的對話，她說：“我們是以20世紀的聲音說話，這些新的詩人譜寫新的篇章。”“他們會讓我們這一幫人都黯然失色。”這里所說的“他們”和“這些新的詩人”中，首先包括布羅茨基。這時，布羅茨基正被流放，偏遠的荒野之地，接到兩支蠟燭，心情可以想象。

更何況，這是兩支什么樣的蠟燭啊。布羅茨基回憶：這兩支蠟燭“來自錫拉庫扎，極其的美好——它們在西方制造：透明的蠟燭，阿基米德式的……”

我無法想象透明的蠟燭是什么樣子，尤其是燃燒的時候，通紅的火焰升騰在透明的蠟燭上的樣子，因為我見過的蠟燭都是白色或紅色的，從來沒見過透明的。我也不知道阿基米德式的蠟燭是什么樣子的，只知道錫拉庫扎是意大利西西里島上的一座古城，來自那里的兩支古典式的蠟燭，無疑是珍貴禮物。對于正在受難中的布羅茨基，其珍貴不僅在于感情的古典，同時，也在于燃燒的蠟燭給予他光明的希望。

對于沒有大規模停電經歷體驗的人，如今的蠟燭，只成為了婚禮現場和夜餐廳的一種情調的點綴，裊娜搖曳的燭光，美化或幻化著人們似是而非的想象。如果再稍微文化一點兒，對于中國人，蠟燭有心，和竹子有節，成為感情和氣節的一種古老的象征；或西窗剪燭，成為一種情感與期待。

蠟燭，對于俄羅斯人，尤其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人們而言，曾經是珍貴無比又痛苦無比的回憶。二戰期間，德軍入侵蘇聯，全城停電的夜晚，蠟燭帶來螢火蟲般點點閃動的微光，它不僅照亮黑暗，也輝映著炮火的閃光，曾經刻印在肖斯塔科維奇的交響樂和詩人的詩行間，也刻印在那一代俄羅斯人的記憶里。

蠟燭，在阿赫瑪托娃那里，也曾經是詩的一種意象。記得在《安魂曲》中，她寫過這樣的詩行：蠟燭在我的窗臺上燃燒，因為悲痛，沒有其他理由。

這是只有阿赫瑪托娃和布羅茨基那一代人才有的記憶。蠟燭，便不止于詩的意象，而成為生命中的雪泥鴻爪，一個時代抹不去的印跡。蠟燭無語而滄桑，燃燒著一代人的悲痛，這種詩歌，便具有了史詩的意味。

在遙遠的荒野之地，接到這樣兩支蠟燭，便和歲月靜好的平常日子里，意義不盡相同。莎士比亞有句臺詞：“人變了心，禮物也就變輕了。”同樣可以說：世道變了，人心始終如一，禮物也就更顯得重了。

事過經年，這兩支蠟燭的細節，晚年的布羅茨基記憶猶新。往事重憶，舊詩新讀，別有一番滋味。尤其在武漢封城一月有余的日子里，讀這樣的詩句，不由得想起武漢城中那些來自全國各地、救死扶傷的醫護人員，還有那守望互助的滿城百姓。特別是想起那些為救災而獻身的醫護人員，那些因病毒入侵而逝去的蕓蕓眾生，更是痛徹心扉。“因為悲痛，沒有其他理由”，燃燒的蠟燭，便燃燒著我們共同的心。

夜靜心不靜，寫下一首打油詩，以抒讀后之感：

閉戶鎖門傷歲華，讀詩阿赫瑪托娃。

春風不解江邊疫，冷雨猶開紙上花。

櫻樹花前月空落，安魂曲后夜哀笳。

一聯蠟燭悲痛在，垂淚替人多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