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森·卡勒認為：“提出文學區別于其他活動的特質，即提出了文學性的問題：成為文學作品的標準有哪些？”以此為參照可以發現，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辨》（以下簡稱《詩辨》）中建構的以“別材別趣”說為中心的詩學，庶幾可視為一種中國古代的文學性理論：一方面，“別材別趣”之“別”，本身就包含著詩與非詩、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區分的含義；另一方面，嚴羽對這種區別、區分有著高度的自覺，有所謂“斷千百年公案”“辨白是非，定其宗旨”之論（《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因此，反思《詩辨》的文學性探討的致思路徑與闡釋特色，對當代語境中的“文學性的中國式闡釋”的探索，無疑具有啟示意義。

對文學性的思考和闡發

總體來看，《詩辨》對文學性問題的思考和闡發，表現出三個方面的特征。

其一是整體性。文學性作為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分，并不僅僅局限在文學作品的某個方面，而是關涉文學活動之整體。在《詩辨》中，“別材”與“別趣”是并列的。“別材”是詩的題材內容的文學性，即“吟詠情性”。“別趣”是詩的創作旨趣、藝術品格與審美效果，即“盛唐諸人惟在興趣”“言有盡而意無窮”。從“別材別趣”出發，文學性又進一步涉及文學表現與文學思維等層面：既然詩的題材乃是“吟詠情性”，那么其表現也就“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強調“一唱三嘆”；既然詩的創作“惟在興趣”，那么在思維上也就“一味妙悟”“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由此可見，在《詩辨》的視野中，文學性呈現為文學作品的題材、品格、效果，以及文學表現、文學思維等多方位、多層次的文學與非文學之“別”。詩與非詩、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分是整體性的。

其二是程度性。文學性不僅是一個事實性概念，還是一個價值性概念。它不僅涉及文學與非文學的事實性區分，也涉及文學內部價值程度的區分。用嚴羽的話來說，前者是“是非”的問題，后者是“品第”“高下”的問題（《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詩辨》反復強調“入門須正，立志須高”“學其上”“功夫須從上做下”“乘有大小”“第一義”與“第二義”等，實際上已涉及對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價值程度的區分。嚴羽的深刻之處在于，將這種文學性價值程度的區分與文學思維的深淺程度聯系起來：“悟有淺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在嚴羽看來，“透徹之悟”“分限之悟”“一知半解之悟”的“悟”之“淺深”區分，也就是“好的文學”“較好的文學”與“不好的文學”的文學性價值程度的區分。

其三是守成性。文學性作為事實和價值，在文學歷史中已經得以完美實現，后人的努力只需以古人為法、回到古人即可。在《詩辨》中，這種守成文學性的具體表現就是“以漢魏晉盛唐為師”和“以盛唐為法”。嚴羽認為，漢魏以前的詩渾然天成，“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之詩，“透徹之悟也”。兩者都屬于文學性之“第一義”。不過，鑒于詩至盛唐“古律之體備”，故而“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因此，在嚴羽看來，其所捍衛的“詩道”，實際上就是“唐詩之道”，更準確地說是“盛唐詩之道”。進而言之，盛唐詩也就成為嚴羽以文學性品評歷代詩歌，包括激烈抨擊以蘇黃為代表的宋詩的尺度與標準。

中國傳統闡釋的典范

《詩辨》的文學性探討的整體性、程度性、守成性特質，無疑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基本傾向息息相關。

首先，一般認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為核心線索。“天人合一”，就其基本內涵以及運思模式而言，表現出強烈的動態性、關系性和整體性等特色。與此相應，《詩辨》所探討的文學性同樣呈現為文學活動中諸種關系相關聯的動態整體。

其次，“天人合一”所展現的天人關系，不僅僅是一種存在關系，更是一種價值關系，這種價值關系衍生到認識論的層次，則表現為一種事實認知與價值評價的交融。與此相似，《詩辨》所探討的文學性也呈現為一種具有價值程度區分特性的層級或境界。

最后，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現實形態來看，“天人合一”中“以人合天”的一面得到了更充分的發展，因而從總體上表現為一種崇古、征圣、宗經的守成型文化。與此一致，《詩辨》的文學性探討也強調“取其合于古人”、合于盛唐，表現出強烈的守成、復古傾向。

基于繼承與反思的創新

問題在于，我們所探討的“文學性的中國式闡釋”，乃是當代語境中的闡釋。或者說，“文學性的中國式闡釋”中所論及的“中國式”，本身就包含了“當代性”的含義。“中國”作為一種文化身份，乃至文化理念，并非固化的、封閉的、現成的，而是靈動的、開放的、與時俱進的，因而也必然是當代的。因此，“文學性的中國式闡釋”并不意味著對傳統文學觀念的簡單接受，而是立足于當代語境、當代問題，在繼承與反思傳統的基礎上的某種創新。具體就本文所討論的《詩辨》而言，也理當如此。

大致而言，《詩辨》關于文學性的整體性、程度性思考，不僅符合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延續至今的追求整體性、價值性的精神特質，也符合當代人文學科知識體系建構的基本趨向，同時還具有批判西方20世紀以來一些文學性理論的意義，因而值得我們反思、繼承與發展。

就當代人文學科知識體系建構而言，一方面，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初步形成，向人文學科提出了走出學科藩籬、整合知識碎片的重大命題。而在各人文學科分支的內部，同樣表現出強勁的整體性訴求，《詩辨》對文學性的整體性闡釋路徑與這種趨向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隨著生物技術、媒介技術等的蓬勃發展，價值問題日益凸顯。當代人文學科的知識體系建構也不再滿足于簡單追隨西方近代以來的價值中立論的知識范型，而是力圖重建知識與價值的統一。文學性反思同樣不能僅僅滿足于事實性的知識探討，而應該引入價值性的維度。

就西方文學性理論而言，自雅各布森于1921年明確將文學性定義為“使一部既定文學作品成為一部文學作品的特性”，以及將其設定為“文學科學的對象”以來，主要的探索路徑就是致力于發現某個單一的事實性特征來區別文學與非文學，而其結果在一定的意義上則“令人沮喪”（卡勒語），這又使得《詩辨》所揭示的文學性的整體性、程度性，具有了批判西方理論的意味。

至于《詩辨》的文學性探討所表現出的強烈的守成、復古傾向，則無論是從中國古代文學的歷史經驗來看，還是從近代中國以來其文化精神對進取、革新的高揚來看，抑或是從當代中國文學所面臨的創造性不足的困境來看，都需要加以反思和改造。

從古代文學的歷史經驗來看，嚴羽的文學性觀念的守成性傾向，使得其只能欣賞李杜的“唐音”之美，無法正確認識到蘇黃“自出己意”所創“宋調”的開拓性。嚴羽激烈批評的“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未嘗不是宋人“有以自立”（王若虛語）的特殊之處。如果聯系到《詩辨》“以盛唐為法”對后世的影響，這種守成性思路的負面意義是非常明顯的。

從當代文學創作的情況來看，固然首先應該承認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就其在當代世界文學格局中的位置而言，總體上并未擺脫創造性不足的困境。其關鍵，或許還是受到守成性思路的束縛。不過，嚴羽以及明清詩壇乃是“守”唐人之“成”，當代文學更多是“守”西方文學之“成”。因此，在理論建設的層面，有必要引入一種“生成性”的思路，對《詩辨》的文學性探討的守成性傾向加以改造。也就是說，文學性并非現成的，而是處在不斷的生成之中，因而是開放的、多元的、面向未來的。當代語境中的“文學性的中國式闡釋”，或許可以期待一種“整體性”“程度性”“生成性”思路的文學性理論誕生。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學解釋共同體研究”（18BZW01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云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