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20世紀中國重要作家，在從1940年到1997年的近一甲子的創作生涯中，寫下各體作品數百萬字。2019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是他的文學遺產面貌的全面反映。汪曾祺生性散漫而富捷才，寫作中常率意而為、即興以作。他有一些系列作品的寫作計劃完成了，但還有若干計劃則因種種緣故沒有實現。這其中，有的是一時興起、并無堅定意志和周密準備，如《燒花集》《茱萸小集》以及偶見提及、內容不定的“高郵題材的長篇小說”；有些則是深思熟慮經年并作過周詳準備。長篇小說《漢武帝》的寫作計劃屬于后者。《汪曾祺全集》中獨缺長篇小說一格，它的擱淺難免令人格外惋惜。

汪曾祺對漢代文化的興趣，早年就已種下。他自幼聽到的傳說中的嚴子陵等漢代人物故事給他留有深刻印象。十一歲從鄉賢張仲陶先生讀《項羽本紀》，后來終生保持對《史記》的興趣，受其影響很深，每談文筆技巧之高，往往引為范例；進而及于熟讀《漢書》《后漢書》等基本史籍。又自小讀《十五從軍征》，深感“慘切沉痛，觸目驚心”，從此對漢代樂府民歌產生感情，不僅熟讀成誦，還對一些篇章做過精深研究。大學時期，他對楊振聲講授的《漢魏六朝詩選》尤有興致。其他漢代漆器、畫像石、隸書、漢印等有關文物，也在他的興趣范圍之內。這些為他后來鎖定漢武帝為創作題材，打下了基礎。

漢代題材正式入于汪曾祺筆下，是1962年的京劇《王昭君》。該劇立足于當時政策，在肯定和親之積極作用的基礎上，正面展開自昭君獲選入宮到嫁入匈奴成親的一段故事，塑造昭君形象中的犧牲精神。劇本顯示了汪曾祺對相關史事的熟稔，創作過程，自然大大加深了他對漢代歷史文化的認知。

十幾年后，汪曾祺動念寫漢武帝，恰恰也和王昭君有關。1978年11月，曹禺的歷史劇《王昭君》發表，受審查還未結束的汪曾祺激賞之余，將它改編成同名昆曲劇本，并與梁清濂合作改編為同名京劇。據梁清濂回憶，正是在此前后，汪曾祺起意為漢武帝寫一個長篇小說，開始收集關于漢武帝的材料，做成卡片。①作于1979年的文藝論文《讀民歌札記》，評述了《枯魚過河泣》《雉子班》《烏生》《蜨蝶行》等漢代樂府民歌，是這期間資料準備的一部分。該文得力于張家口時期的讀書積累，他后來說：“我在《民間文學》發表的《讀民歌札記》，大部分即是在沙嶺子做過筆記的。我曾在幾本樂府選集的天地頭和行間，用圓珠筆密密麻麻地作了批注。”②

與此同時，汪曾祺還萌生過寫歷史劇《司馬遷》的想法。他在1979年6月26日致朱德熙的信中透露近期計劃：我想用布萊希特的方法寫幾個歷史劇，既寫一個歷史人物的偉大，也寫出他不過就是那樣一個人而已。初步擬定的兩個戲就是《司馬遷》和《荊軻》。結合下文有關敘述可知，司馬遷當為《漢武帝》中一個濃墨重彩的人物，《司馬遷》實為《漢武帝》中的一個核心結節。這兩個寫作計劃，無疑屬于同一構思框架、依賴同一資料準備體系。

1979年境遇好轉的汪曾祺重新開始發表作品，此后兩年中，由于《受戒》的成功，應付各方面約稿，迎來一個短篇作品的噴涌期，此前的計劃被暫時沖淡，較少再提。但從偶爾談論到的有關史實看，漢武帝這個人物是作為時時揣摩的對象存在于他的腦海中的。例如《從戲劇文學的角度看京劇的危機》（1980年）中說：是否中國人的性格、或者說中國古人的性格本來就簡單呢？也不是。比如漢武帝這個人的性格就相當復雜。他把自己的太子逼得造了反，太子死后，他又后悔，蓋了一座宮叫“思子宮”，一個人坐在里面想兒子。 時隔兩年后，該計劃再次被明確提上日程。1981年6月7日，他在給朱德熙的信中，透露將有承德之行，準備在彼地“寫一個中篇歷史小說《漢武帝》的初稿”，行期就在幾天之后，汪曾祺顯得很有把握，雖然這次稍為保守地擬為“中篇”，但情況仿佛是努一把勁就能呼之欲出似的。這是汪曾祺離漢武帝計劃的“實行”最近的一次，卻終于沒有實現——在承德小住期間，汪曾祺寫的是系列小說《故里雜記》（包括《李三》《榆樹》《魚》三題）。是因為這幾個題目成竹在胸嗎？似乎不是，因為他曾對稍后到達的林斤瀾說過，寫這幾篇小說過程中“曾幾次撕掉稿子”，③看來寫得并不順利。那只能說明《漢武帝》醞釀尚不成熟。

不過，這個創作沖動卻縈回不去。1981年秋返回闊別40年的故鄉高郵小住，還曾對常來閑聊的高郵文學青年金實秋提起創作長篇小說漢武帝的計劃。④

1982年8月，汪曾祺與鄧友梅等一起作新疆之行。所過之處皆為漢唐西域故地，隨時激發起與構思中的小說有關的聯想，后來發表的游記《天山行色》中時有這樣的話語：站在尼勒克街上，好像一步可登烏孫山。烏孫故國在伊犁河上游特克斯流域，尼勒克或當是其轄境。細君公主、解憂公主遠嫁烏孫，不知有沒有到過這里。漢代女外交家馮嫽夫人是個活躍人物，她的錦車可能是從這里走過的。這透示出汪曾祺的沉浸程度。一定意義上，他似乎是把此行當成了《漢武帝》寫作的踏勘體驗之旅。

在1983年9月8日致陸建華一封信中較詳細地談到這個計劃的新“動向”：明年，將試試寫一歷史題材的長篇《漢武帝》。這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約的。他們來要我寫長篇，我因寫戲故，曾翻閱過有關漢武帝的材料，覺得這是一個性格復雜而充滿矛盾的人物，我對他很感興趣，就隨便說了一句：“現實題材的長篇我沒有，要寫除非寫漢武帝。”不想他們當了真，累來催促。這個所謂“長篇”的希望是很縹緲的。幾位師友都勸我別寫，說很難寫。但我要姑且試之。不成，就算了。這樣，明年我大概還不能走動，將鉆進故紙堆里。幾天后的9月16日在致高郵親人汪麗紋、金家渝、汪海珊信中談到這一消息時用同樣口氣說到這個“隨便”的想法：“我隨便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說了說，不想他們認了真，已列入1985年的發稿計劃。”10月20日復信宋志強略談寫作近況，告以“明年也許要試試寫一個歷史題材的長篇《漢武帝》。我還在劇院工作，小說寫成后，可改為戲，一舉兩得也。”1984年2月2日為朱德熙作荷花圖，附言中云“今年不擬多外出，啃一塊硬骨頭，寫出小說《漢武帝》。”

約在此時期的一次講習班授課提綱《架上鴨言》中，⑤汪曾祺數次提到當時在文壇引起討論的變態心理學、潛意識等話題，專節展開心理描寫問題，指出中國戲曲的心理描寫的特點是：“一、人物的紛亂的思緒經過作者整理，變得很有條理，很有層次。意識流？二、把人物的心理活動挖掘得很深。”他以自己的《范進中舉》為例剖析了潛意識的表現方式，又提出：“在變態心理學面前沒有英雄、偉人、忠臣、孝子，有的只是真實的人。我很想用變態心理學的方法去研究一下漢武帝。”

從創作行年看，1984年比起此前幾年來說，是汪曾祺小說寫作的荒歉之秋——全年僅作《擬故事》（二題）和《日規》兩篇，都算“小制作”，此外是以昆明題材為主的散文和幾篇文藝雜論。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把較大精力用于《漢武帝》的構思和深入準備中，像他所說“鉆進故紙堆里”。他在7月6日致楊汝的信中說：“我寫長篇，本來是一句玩笑話，不料被人信以為真。好在寫不出也不會殺頭，好事者愛傳就讓他們傳去吧。”這顯然是保守之辭，實際上他陷入了《漢武帝》準備史上最沉浸的一段當中。他還專門給泌尿醫學專家吳階平寫信，列出六個問題請教“宮刑”的詳細情形。9月，接到了吳階平的回信，回答了部分問題。這樣的準備不可謂不精心。許是所謂“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之故，實際中遇到的麻煩也是空前的。在8月16日致陸建華的信中，他再次詳談到：《漢武帝》尚未著手。很難。《漢書》、《史記》許多詞句，看看也就過去了，認起真來，卻看不懂。比如漢武帝的佞臣韓嫣、李延年，“與上同臥起”，我就不能斷定他們是不是和武帝搞同性戀，而這一點在小說里又非寫不可。諸如此類，十分麻煩。今年內一定要先搞出有關司馬遷的部分，題曰《宮刑》（這“宮刑”就很麻煩，成年人的生殖器是怎樣割掉的，我就弄不清楚）。中國作協明年要創辦一個大型刊物，名曰《中國作家》，指望我能給一篇小說，我想即以此塞責。歷史小說很難作心理描寫，而我所以對漢武帝有興趣，正因為這個人的心理很復雜。我想在歷史小說里寫出“人”來，這，難！此前代表籌備中的《中國作家》來約稿的石灣，證實了上述部分說法。他轉述汪曾祺的許諾：“花力氣給你寫一部有分量的東西，——歷史小說《司馬遷》!”⑥口氣中信心比較充足。10月，汪曾祺參加作家代表團訪香港，其間曾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袁群英的專訪，談到《漢武帝》部分，訪問記中說：目前，汪曾祺正構思一部歷史小說，描寫具有復雜性格的漢武帝，企圖以西方手法，寫出中國味道。可惜他遇到了不少技術困難，且看“也很土，也很洋”的他如何融會中西了！⑦1986年7月，汪曾祺接受了《北京晚報》采訪，介紹了創作近況。在記者問及有無長篇創作計劃時，“悄悄透露”了醞釀已久的《漢武帝》計劃，說：“此人性格復雜。一生功過紛繁，把歷史人物寫得簡單化萬萬要不得；另外漢代語言習慣、典章制度、起居跪拜均需細細考察，因此動筆還無定期。”⑧

《淺處見才?時代色彩和地方色彩》（1987年）中說過：但是寫一個時代的戲曲，能夠多讀一點當時的作品，在這些作品里“熏”一“熏”，從中吸取一點語言，哪怕是點綴點綴，也可以使一出戲多少有點時代的色彩，有點歷史感。有人寫漢代題材，案頭堆滿樂府詩集，早晚閱讀，我以為這精神是可取的。我希望有人能重寫京劇《孔雀東南飛》，大量地用五字句，而且劇中反復出現“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假托“有人”來稱說自己的事情，是汪曾祺經常有的行為，此處的“有人”，也是如此。“案頭堆滿樂府詩集，早晚閱讀”，或反映此期汪曾祺的一種工作狀態。而所謂“希望有人能重寫京劇”，反映汪曾祺至少動過改寫念頭、作過粗淺設想。

此后三四年的寫作以散文為主，《漢武帝》再次進入擱淺期。1987年赴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三個月，對久已醞釀的《漢武帝》來說本是一個十分合適的寫作時機，但汪曾祺卻投身于《聊齋新義》系列的改寫。《漢武帝》自此開始明顯地少見提及。

七十以后的汪曾祺，每年誕日前后常有感懷之作。他正面提到《漢武帝》，差不多也都僅在這一場合了。1990年2月，滿七十歲的汪曾祺表示：“我不愿當什么‘離休干部’，活著，就還得做一點事。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說集，把《聊齋新義》寫完，如有可能，把醞釀已久的長篇歷史小說《漢武帝》寫出來。這樣，就差不多了。”⑨話語中已現松動語氣。復隔兩年，仍是生日之期所作《猴年說命》（1992年2月）中說：有人勸我一定要留下一個長篇，說一個作家不寫長篇總不能算個真正的作家。我也曾經想過寫一個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漢武帝》，但是困難很多。漢朝人的生活，飲食、居處、禮節跪拜……我都不清楚。舉一個例，漢武帝和鄧通究竟是什么關系?《史記》云鄧通“其衣后穿”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問過文史專家，他們只是笑笑，說：“大概是同性戀。”我也覺得大概是同性戀，但是“其衣后穿”未免太過分了。這些，我都沒有把握，但又不愿瞎編，因此長篇的計劃很可能泡湯。1993年的生日之作《祈難老》是應付老友范泉為《文化老人談人生》征稿之作， 文中說：要難老，更重要的是要工作。……作為一個作家，要不停地寫。筆這個東西，放不得。一放下，就再也拿不起來了。寫長篇小說，我現在怕是力不從心了。曾有寫一個歷史題材的長篇的打算，看來只好放棄。我不能進行長時期的持續的思索，尤其不能長時期的投入、激動。短篇小說近年也寫得少，去年一年只寫了三篇。寫得比較多的是散文。散文題材廣泛，寫起來也比較省力，近二年報刊約稿要散文的也多，去年竟編了三本散文集，是我沒有料到的。倒是在此時期的一些散文中，汪曾祺還念念不忘漢武帝其人，經常借題發揮地剖析一下漢武帝的變態心理，給我們認識汪曾祺如何看待這個設想中的長篇小說主人公，提供了一鱗半爪的痕跡。比較顯要的如《泰山片石》（1991年）和《京劇杞言》（1992年）：我對一切偉大的人物也只能以常人視之。泰山的出名，一半由于封禪。封禪史上最突出的兩個人物是秦皇漢武。唐玄宗作《紀泰山銘》，文詞華縟而空洞無物。宋真宗更是個沐猴而冠的小丑。對于秦始皇，我對他統一中國的豐功，不大感興趣。他是不是“千古一帝”，與我無關。我只從人的角度來看他，對他的“蜂目豺聲”印象很深。我認為漢武帝是個極不正常的人，是個妄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個變態心理的難得的標本。這兩位大人物的封禪，可以說是他們的人格的夸大。看起來這兩位偉大人物的封禪的實際效果都不怎么樣。秦始皇上山，上了一半，遇到暴風雨，嚇得退下來了。按照秦始皇的性格，暴風雨算什么呢？他橫下心來，是可以不顧一切地上到山頂的。然而他害怕了，退下來了。于此可以看出，偉大人物也有虛弱的一面。漢武帝要封禪，召集群臣討論封禪的制度。因無舊典可循，大家七嘴八舌瞎說一氣。漢武帝惱了，自己規定了照祭東皇太乙的儀式，上山了。卻誰也不讓同去，只帶了霍去病的兒子一個人。霍去病的兒子不久即得暴病而死。他的死因很可疑。于是漢武帝究竟在山頂上鼓搗了什么名堂，誰也不知道。封禪是大典，為什么要這樣保密？看來漢武帝心里也有鬼，很怕他的那一套名堂并不靈驗，為人所譏。（《泰山片石》）

漢武帝就是一個非常復雜，充滿戲劇性的心理矛盾的人物。他的宰相和皇后沒有一個是善終的。他寵任江充，相信巫蠱，逼得太子造了反。他最后寵愛鉤弋夫人，立她的兒子為太子，但卻把鉤弋夫人殺了，“立其子而殺其母”。他到底為什么要把司馬遷的生殖器割掉？這都是很可捉摸的變態心理。（《京劇杞言》）眾所周知，汪曾祺的小說創作是從“意識流”開始的，捕捉人物靈魂運動本是他的看家本領，但就基本面來說，汪曾祺創作盛期的小說更喜歡心理的側面點染和局部展現，倒是從《范進中舉》《王昭君》等戲劇作品中，我們才能窺見一些正面揭示人物隱秘世界（包括變態心理）的擅場。就上面關于《漢武帝》的心理辨析看，“變態”心理似乎是汪曾祺要在長篇小說中著力表現的核心。僅就這一點，就和其短篇小說大異其趣，也就足以讓我們充滿潛在的好奇——汪曾祺怎樣換一種方式去實現他的“貼著人物寫”的小說圭臬？他會給長篇小說文體帶來怎樣的沖擊？

1996年5月10日，高郵金實秋趁到宅訪問汪曾祺，再次詢以“是否還想寫漢武帝”，他說：“寫不成了……一次我把煙擱在筆記本上，筆記本是塑料皮的，燒起來了，提綱在那個筆記本上。”⑩

這是目前僅見的汪曾祺提及《漢武帝》已有“提綱”的說法。整整一年之后，汪曾祺逝世。一個間接積累大半生、直接醞釀了十五年之久的長篇小說創作計劃，就此永久消歇。

《漢武帝》終未面世，原因可以從諸如作者性格、環境際遇、精力體力等各方面探求。不過汪曾祺早于1987年在《汪曾祺自選集》自序中的一段話，或許提供了另一種預先的解釋：“我只寫短篇小說，因為我只會寫短篇小說。或者說，我只熟悉這樣一種對生活的思維方式。我沒有寫過長篇，因為我不知道長篇小說為何物。”《漢武帝》未能寫出，對“隨遇而安”的汪曾祺看來固然不是什么致命挫折，事實上也不能從根本上動搖他憑短篇小說和散文贏得的文學地位，但要說他毫不介懷，那也不是事實——些微的抱憾口氣，從上引材料中還是可以聽出的。

錢鍾書在《〈圍城〉重印前記》中談到自己終未完成的另一部長篇小說《百合心》，戲謔道：“開得出菜單并不等于擺得成酒席……剩下來的只是一個頑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寫得成，它會比《圍城》好一點。事情沒有做成的人老有這類根據不充分的信念；我們對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地甜。”錢鍾書在這里說的是作者心理，但從讀者角度，又何嘗不是如此？那部胎死腹中的《漢武帝》給我們留下的，除了無法彌補的缺憾，還有難禁的懸揣和深沉的文學史迷思：它的缺位，究竟讓我們錯過了什么？……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6BZW107）成果］

注釋：

①陳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引梁清濂的敘述。

②1983年6月25日致楊香保信。

③據程紹國《文壇雙璧》引述。文收《林斤瀾說》，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④見金實秋《瑣憶汪老》，收《自怡留痕集》，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

⑤《架上鴨言》收入《全集》第10卷，未編年。筆者暫斷其為1984年5月前后中國戲劇家協會北京分會舉辦的戲曲表演藝術講習班的講授提綱。限于篇幅，理由不展開。

⑥石灣《送別汪夫子》，載《十月》1997年第5期，又收《昨夜群星燦爛——石灣編輯漫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⑦袁群英《汪曾祺的土與洋》，香港《文匯報》1985年10月17日。

⑧蕭燕立《“三棲”作家汪曾祺》，載《北京晚報》1986年7月20日。

⑨《七十書懷》，收《汪曾祺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后文引汪作品均見全集，不一一注。

⑩據金實秋《瑣憶汪老》，收《自怡留痕集》，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