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30年代初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是我們黨領導下的一個革命文學組織。它標志著中國無產階級正式走上文壇，譜寫了中國革命史、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光輝篇章。可以說，“左聯”是早春的文學之光。

位于多倫路上的“左聯”紀念館，就是“左聯”成立大會會址。與會者回憶當時的場景——“會場內坐滿了人，有的不得不站著，連門外也站著人”。大會從下午2時開到晚上7時，首先由潘漢年代表中共講話，然后馮乃超報告籌備經過、鄭伯奇對“左聯”綱領進行說明，接著由中國自由大同盟代表潘漠華致賀詞，魯迅、彭康、田漢、華漢（陽翰笙）等相繼講話，魯迅的講話就是那篇著名的《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關于誰主持這次會議，歷史上多語焉不詳。翻閱《左聯大事記》《魯迅雜文辭典》等材料，很多專家學者也沒有給出明確答復。不過，在夏衍《懶尋舊夢錄》一書中，《籌備組織“左聯”》一文有這樣的描述：“這次會議我在主席團里，參加主持會議，必須從主席臺上不斷地看著會場。”

夏衍（1900年—1995年），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曾用筆名沈宰白、徐佩韋、黃子布、余伯約、司馬牛等，浙江杭州人，祖籍河南開封。早年參加五四運動，編輯進步刊物《浙江新潮》。從浙江一所工業學校畢業后公費留學日本，進入明治專門學校學習電工技術，并在留學期間參加了日本工人運動和左翼文化運動。1927年，他不懼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腥風血雨，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

夏衍原本是學習電工技術的，怎么參與組建“左聯”？對此，錢杏邨（阿英）有這樣的一段回憶：我曾建議調沈端先（夏衍）來參加“左聯”的籌備工作。關于這個問題，我當時有些想法：一、為了爭取魯迅對“左聯”的巨大支持，必須有人經常與魯迅打交道……我想，代表創造社、太陽社一些同志去做魯迅工作，夏衍更能發揮作用，同時也有利于進一步調整兩個社團成員之間的關系。加上，我同夏衍住得很近，常常交談，他經常在創造社、太陽社的刊物上寫文章，彼此比較了解。所以，我在同大陽社內的幾位同志商量后，便正式同潘漢年談，組織很快同意了這個建議。不久，夏衍便作為“左聯”的主要籌備人之一開始工作了。

當時，夏衍已是中華藝術學校的文科主任。在“左聯”成立大會上，他與魯迅、錢杏邨一道被推定為3名主席團成員之一，之后又當選“左聯”常務委員，一說執行委員。

眾所周知，魯迅是“左聯”的盟主，是旗幟。有意思的是，1930年3月10日《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首次報道《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七名“左聯”常務委員的排名次序是沈端先、馮乃超、錢杏邨、魯迅、田漢、鄭伯奇、洪靈菲。其中，夏衍名列首位。由此推斷，夏衍主持“左聯”成立大會算得上是順理成章的事。

然而，夏衍為什么說自己是“參加主持會議”，而不說“主持會議”呢？這就要推究主席團的議事規則和會議制度了。當時的主席團會議制度是有利于貫徹集體領導的民主制度的。從黨的歷史來看，召開全體大會的時候，主席團成員可以集體主持會議，也可以推選執行主席輪流主持會議。“左聯”成立大會應是集體主持會議，特意模糊了主持人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