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元年（847年），唐朝詩人李商隱受桂管觀察使鄭亞邀請，來到距京城5000里以外的桂林任幕僚。在這里他看到人們大多以打漁為生，且家家拜神求巫，于是，他寫了兩首五言律詩《異俗》，其二曰：“戶盡懸秦網，家多事越巫。未曾容獺祭，只是縱豬都。”詩中的“獺祭”被古人用作節令的物候，在此指打漁。沒想到280多年之后，“獺祭”一詞被宋人用在了他的身上。

我國古代將雨水分為三候：“一候獺祭魚；二候鴻雁來；三候草木萌動。”水獺是水陸“兩棲動物”，行蹤詭秘，過著隱蔽的穴居生活，其水性嫻熟，尤其擅長長距離潛泳。它是水中的矯健獵手，凡被水獺一眼瞅見的魚、蛙、蝦都難以逃脫“獺口”。雨水時節，降雨增多，氣溫上升，萬物復蘇，魚兒開始由蟄伏水底向水面游動，這為水獺捕食提供了機會。水獺獵食魚類有一個特點，它將捕到眾多的魚整齊地排列在岸上，很像祭祀時陳列的供品。然后，水獺直起身子，兩只前爪合攏起來抱住魚，慢慢品嘗，憨態可掬。其形態就像人類作揖祭祀的樣子，非常虔誠，仿佛是在說：“魚兒，對不起了，我要食用你們了。”所以稱之為“獺祭魚”。這種記載最早出現于《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逸周書·時訓》曰：“雨水之日獺祭魚。”獺祭魚被作為一種季候現象來描述節氣，成為雨水的第一候。

獺祭魚被用作文風上，這與李商隱有關。李商隱是晚唐乃至整個唐代，為數不多的刻意追求詩美的詩人，其詩構思新奇，風格秾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和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優美動人，廣為傳誦。李商隱還擅長寫作駢體文，為許多官員代筆起草過奏折、書信等文書。《舊唐書·文苑傳》說李商隱“尤善為誄奠之辭”。因為古時的奏章并不是開門見山，直來直去，而通常要使用很多典故或者贊美之辭，多使用的是駢體文，要求詞藻華麗，又要表述準確，因此對于用典的要求很高，所以李商隱養成了用典的習慣，并將這個習慣運用到詩歌的創作上。為了使用典故，他常常要查閱許多書本，這些書攤在屋子里，就象獺擺放魚的樣子。以致他的部分詩歌過于隱晦迷離，難于索解。如《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短短八句就用了“莊周夢蝶，杜鵑啼血，滄海珠淚，藍田生煙”四個歷史上有名的典故。

南宋吳炯在筆記《五總志》中說：“唐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史，鱗次堆集左右，時謂為獺祭魚。”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傳》中也說到：“商隱工詩，為文瑰邁奇古，辭隱事難。及從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每屬綴，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文中提到的“獺祭魚”含有堆砌的意思，對李商隱的“獺祭”頗有微詞。其實引經據典若恰到好處，能使文章妙筆生花，增添文采和趣味性，能增強詩文的科學性、準確度、可信度、說服力和厚重感。但是若用典過濫，有故意賣弄之嫌。當然，李商隱的用典是極為準確精到的。北宋初期的詩壇上，以楊億為首的一批文人就學李商隱的文風，其詩雕潤密麗、音調鏗鏘、辭藻華麗、聲律和諧、對仗工整，呈現出整飭、典麗的藝術特征，成為當時聲勢最盛的一個詩歌流派，被稱為“西昆體”。辛棄疾的《踏莎行·賦稼軒集經句》：“進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請學樊須稼。衡門之下可棲遲，日之夕矣牛羊下。去衛靈公，遭桓司馬。東西南北之人也。長沮桀溺耦而耕，丘何為是棲棲者。”總共十句話，卻句句都有典故。清初學者毛西河（字大可）博覽群書，寫文多據典，但因寵愛小妾曼殊，其夫人不滿，便當客人面詆毀其夫：“君等以毛大可為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須獺祭乃成。”故有人調侃說：“曼殊不擅專房寵，誰識君詩獺祭成。”清代學者趙翼在《哭汪文端師》詩中贊道：“叢編勤獺祭，殘卷剔蝸涎。”郁達夫曾經寫過一篇《獺祭的功用》，對李商隱的“獺祭”大加贊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