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拙編《陶亢德文存》出版之后，筆者并未就此停止對陶氏其人的研究，對有關材料仍然時時關注、有聞必錄，希望繼續加深了解，以體會其為人處世之艱辛。

過去在關注近代報刊時，發現編者的創刊詞、編前語、編后記之類的編余零墨，實為重要的研究材料。因為其中除了提供本刊物的動態之外，還會提及作家近況，并明示暗示筆名背后的真實情況，有時也預告文訊書訊甚至文壇未來動向，有不少值得探究之處。例如范泉的編輯手記，就被鄭重其事地編訂成冊，算是格外重視了。后來涉獵小報時，又發現小報上常有補白性質的文壇逸聞，也相當可貴，值得細細爬梳。若將此兩方面材料結合，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1945年2月7日，時值《風雨談》出至十六期“小說狂大號”（1944年12月、1945年1月合刊）后不久，有位署名“派克”的作者在小報《力報》報道《風雨談宣告停刊》。參以《風雨談》編者柳雨生《雪庵日記》，1945年1月13日曾記道：“紙價近又大漲，為《風雨談》再四思維，今日電話中國科學公司停止排印矣，心為悵然。念此刊創刊于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嘔耗心血，友朋扶持，都成泡影。”（見《文史》第二期）當時，適值太平洋戰爭進入最后一年，作為軍用物資的紙張價格正處于歷史高位。延至同年4月，《風雨談》方復刊發行十七期，雜志開本由二十四開改為十六開，頁數則從之前的一百七十六頁，驟減為三十二頁。

前述派克的報道篇末有言：“現在風雨談社積存的幾十篇佳稿，已經分別先由中華副刊及文風月刊等編者拿去發表了。”這是目前所見各報刊第一次出現《文風》月刊的名字，但編者是誰、背景如何，尚不明朗。

不久，《風雨談》第十七期登載署名“諸家”的《文壇·文化消息》：“陶亢德主編《文風》，楊之華主編《文帖》，俱將出版，系散文性質，內容甚佳。”楊之華（楊樺）即《中華日報》副刊編輯，與此前的報道正相呼應。此事看來必有內情。

1945年4月，楊樺主持的散文月刊《文帖》如期創刊，在發刊詞里大力標榜“純文學”。刊物出版后，即大受讀者熱捧。這不僅是因該刊內容清新、令人回味，也因其定價兩百五十元讓讀者感到實惠，畢竟當時的一張小報也要賣到一百元。

《文帖》創刊號

以后《文帖》每月按時出刊，一直出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方才曲終人散。最末一期編后記顯示：“本社除每月出版定期刊物《文帖》一種外，最近亦有《文學叢刊》的編印。……現在已出版的，計有張資平的小說集《新紅A字》，楊樺的散文集《浮浪繪》二種，即將出版的，又有路易士的散文集《檸檬黃的月》，南星的詩集《山峨集》，周越然的考證集《版本與書籍》，予且的小說集《心底曲》等，陸續印行的還有四五種，都是留平作家的著作，書目容后公告。”其中，除了《版本與書籍》如期面世，《心底曲》1947年交由中央書店出版外，其余兩種概因時局不利，終未能梓行。

有意思的是，4月10日創刊于北平的《逸文》雜志上，編者蕘公（謝興堯）撰《關于辦理雜志的話》，其中有一段專門提及陶亢德向其約稿，行文以京劇術語為喻，頗為幽默：

最近陶亢德兄又在上海創辦《文風》月刊，發下慢行快令，征稿于余，使小老兒灶王爺邁短墻——黑（駭）一大跳。這才真正是什么年頭兒，還出來辦雜志！雖然陶公是“經勵科”老手，在此晨光出來組班，挑簾紅固然不成問題，而策畫的功夫，與“林板論語”“梅派宇宙風”的時代相較，可以說不成比例。彼一時此一時，大哉時也，好勵害的時也！乖乖！

《逸文》創刊號，藏于北京雜書館

蕘公《關于辦理雜志的話》

1945年5月8日《力報》也有一篇署名“懷柔”的《超翁得怔忡之疾！》：

……超翁近來正在患病。……因為平常事情太繁，身體的營衛不免馬虎一點，不料近日竟然怔忡難安的患起心疾來，……聞超然先生為了遵守醫師的吩咐，向來寫稿的地方及新出戴亢德的《文風》，周楞伽的《萬歲》，沈鳳威的《藝林》……等“待產”中的雜志，俱已去函謝卻寫作，本月里只有《雜志》上的一篇《欲海升沉錄》算是最新的作品，其余都沒有法子著筆。

題目里的超翁（超然）即柳雨生（可參見拙文《上海淪陷后期，柳雨生“超然”小報行》）。此文作者“懷柔”，如從語氣上研判，不像是主編金小春（金剛），也不像是當時正患腦貧血的該報特約編輯黃也白（見黃也白《病中吟》，《力報》1945年5月3日），而很可能是力報社的社長胡力更。文中“戴亢德”顯為陶亢德之誤，表明當時柳雨生也收到了約稿信，卻以身體原因婉拒。至于周、沈兩位欲辦的刊物，日后均無下文。

那么《文風》雜志最終命運如何呢？查1945年6月12日《力報》，有篇報道《新刊物陸續出版》：“聽說最近還有幾種東西要出版，黃嘉謨也在籌備出一新刊物，已在集稿中，陶亢德本來也編一個雜志，后來因有問題而中止。”

事實則要再過兩個月才得以確認。即超然（柳雨生）在《八個大字》一文中說：

在友人的書桌上，看見一塊很大的鋅版印出來的封面樣子。那是前幾個月說是要出版而終于不動的《文風》。鋅版用的是陶淵明雜文里《感士不遇賦》的一葉，中有警句云：“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這八個大字，充滿了悲懣和辛酸的味道。（《力報》1945年8月25日）

超然《八個大字》

原來如此。看來《文風》雜志經歷了籌備階段，先是收納別處的積稿，繼而四處約稿，終于未獲成功，只印出一張封面設計圖，便草草落下帷幕。柳雨生此文字里行間透露的憤懣與哀傷，值得細加玩味。

問題出在哪里呢？第一反應，總會歸咎于高漲的紙價及印刷費。

創辦于1944年12月的《語林》，出至次年1月25日第二期，主編錢公俠在《編后語》里嘆起苦經：“出版物在物價上漲的高潮中，不能不跟著上漲，這是我們引為痛心的；然而即使上漲了，還是難以維持。本刊在左支右絀之中，只有勉強掙扎的分兒。”直到4月1日好不容易出版第三期，《編后語》里還連呼僥幸：“《語林》脫期一月之久，似乎有點荒唐，倘非新的印刷局特別幫忙，恐怕至今還不能出版。”

1945年上海創刊的文藝雜志還有《六藝》，2月5日出版，主編康丹，是一本譯作與創作并重，內容偏通俗的綜合性刊物。《創刊后記》稱：“辦刊物，在目前是被認為最笨拙的一種工作了。印費及紙價不但趕超了飽和點而達到不勝負擔的程度；而一切的一切，更是吃力而不討好。《六藝》偏偏在這個時期由孕育而誕生，自然我們將被人目為傻瓜。”刊物出至4月第三期曾一度停刊，后于7月復刊。

7月26日，《光化日報》還刊有如此補白文字：“紙老虎說：白報紙賣八十萬一令，買去印本票，包險賺得翻倒，買去印小報，算你倒霉，你說為文化服務，勸也勸不醒，有何辦法？”時局如此，夫復何言？

而《文貼》月刊由于背后有偽府宣傳部的支持，從4月辦到8月，辦得還算順利。極目所見，類似背景的純文藝刊物，尚有《光化》《光化日報》，均背靠李時雨，出資人則為開銀行的孫曜東。其他的，還有停刊多月又回光返照的多期《風雨談》及《文史》第三期，后者由袁殊牽頭，掛靠偽上海市府秘書長羅君強。而袁殊任社長自辦的《小報》創刊于1945年3月25日，創刊號上也有羅君強的題詞。同為這一時期的小報，其共同特點是，紙張質量差，為灰報紙。報紙開本小，只有八開的一張，是普通小報的二分之一。

《小報》創刊號上羅君強的題詞

別人能出，陶亢德卻偏偏出不了，或許還與汪偽政府新聞紙分配方針脫不開干系。羅君強在《偽廷幽影錄》中說：

汪偽時期的印報紙張，是由一個所謂報業經理處來統籌配售的，各報用紙量要由宣傳部批準，并經日本報導部同意才能領得。林柏生就從這一點上來限制周佛海系報紙的用紙數量。我請周佛海設法沖破這一難關。周通過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部的中國課長永井大佐，下一公文給日本陸軍報導部，規定周佛海方面各日報每月用紙量（按實際需要量略多一些），囑其照發。……袁殊在巖井英一支持下所辦的《新中國報》，在李士群死后，袁亦援例請周佛海為該報董事長，我為常務董事。1945年該報經濟發生困難，我替他設法向上海復興銀行押借1億元。

上海復興銀行行長即孫曜東，是周佛海的機要秘書，也負責經營他的私人財產，說白了，相當于周的錢袋子。

1945年4月，汪偽政府宣傳部次長章克，在日本軍方默許下，在南京辦過一張呼吁和平，抨擊時政的《大公》周刊。以后他在《在日偽淪陷區創辦〈大公〉周刊的經過》里憶及辦刊始末時，對如何獲取新聞紙作做了說明：“首先要從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的報導部領到一張發行許可證，并且還要得到日本駐汪偽大使館情報部的同意。因為當時淪陷區的新聞紙都控制在日本駐南京大使館的手里。在南京、上海的黑市上雖可買到一點新聞紙，但價格貴得很，而且數量也有限。”具體來說，“黑市上雖也可以買到一點新聞紙，但價格要比官價高一倍，灰新聞紙的價格也要比官價白新聞紙高50%左右”。

陶亢德時任太平書局經理，與書局的幕后老板名取洋之助關系密切。名取洋之助（1910-1962），日本著名攝影家。1937年9月，受中支派遣軍報道部的邀請到達上海，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報道部接收英商別發印刷所，委托給名取，遂于翌年春改名為太平出版印刷公司。1943年夏，該公司借搬遷之機新開了一家出版社，取名為太平書局，請時任汪偽政府宣傳部顧問的草野心平為書局顧問。為了“促進中日友好”，名取還長期邀請日本文化人來滬實地考察，其間如小林秀雄、河上徹太郎為首的許多日本知名學者都曾訪華，為中日“和平事業”獻計獻策。據名取多年以后的自述，他后來逐漸走上反戰道路，主張日本軍隊撤出中國。只是，這在本質上無法改變其扈從日寇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事實。

1943年8月中旬，陶亢德與中國文學者代表周越然、章克標、魯風、陳寥士、柳雨生、關露，以及草野心平等一行十人，東渡日本東京，參加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其間，曾與柳雨生、關露赴名取家共進午餐，并“參觀書室”，獲睹其“琳瑯滿目”的藏書。

1944年2月底，在完成了長達半年之久的赴日文化考察、交流之后，陶亢德從東京搭機返滬。6月15日，太平書局正式開幕。陶氏這時才正式成為書店經理。當天，《申報》還在第一張第二版刊出廣告，其中列有陶亢德《甲申集》一書，稱“在排印中”，只是這書最終亦未能出版。

《申報》所刊太平書局廣告

1944年第十四卷第二期（11月號）《雜志》“文化報道”預告稱：“陶亢德有志寫一二十萬言之長篇《亂世男女》，以上海香港等地為背景，將有不少作家在該書中露臉。”又，1945年6月1日，文載道（金性堯）在《社會日報》發表的《凡齋小文·現代傳記叢刊》里披露，“在某天和亢德先生閑話，他就有意思要出一部現代傳記匯輯，將已刊行的一些自傳，評傳編收在內，給他主持的太平書局出版”。然而上述長篇小說與傳記叢刊都只是一個意向，最終均未能付諸實施，只得不了了之。

時兮時兮，時不利兮奈若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