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出生的羅馬尼亞籍猶太作家諾曼·馬內阿今年84歲了，如果身體健康，他應該仍然住在美國紐約上西區的一所公寓里，每天讀書、寫作，接待全世界慕名來訪的客人，準備迎接生命中最后的清晨與日落。

諾曼·馬內阿

馬內阿在中國暴得大名始于2008年。那一年，牽動人心的國家大事接連不斷，雪災、地震、奧運會……人心如過山車般在淚珠和歡笑中起伏。那一年，微信還沒有誕生，互聯網上盛行以寫博客的方式展示思想、鏈接彼此。那一年，三輝圖書一口氣引進了馬內阿的三本著作，在中文知識界掀起閱讀馬內阿的熱潮，當時國內幾乎所有重要的書評人和媒體都對馬內阿其人其書做了評論和報道。

斗轉星移，白云蒼狗，當新星出版社在十年后的2019策劃推出從羅馬尼亞語直譯的諾曼·馬內阿作品集時，時代的公共話語空間卻顯得異常安靜，絲毫沒有重見“舊情人”的歡愉。

書寫殘酷命運

諾曼·馬內阿出生在羅馬尼亞的布科維納（Bukovina），這個地區位于東喀爾巴阡山脈和德涅斯特河之間。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布科維納全境歸屬羅馬尼亞。二戰期間，蘇聯政府施壓迫使羅馬尼亞將布科維納北部割讓給蘇聯，直到蘇聯解體。割讓的北布科維納隨后成為烏克蘭的領土。

馬內阿的寫作關注人類極端生存境況下的個人命運，比如大屠殺、獨裁政權以及流亡生活，這些殘酷的記憶全部來源于他的生活經歷。馬內阿早年在納粹的集中營中度過，而后又經歷了斯大林的統治，1986年離開羅馬尼亞去往西柏林，兩年后又流亡美國。在美國時，他擔任紐約州巴德學院的教授和駐校作家，并在2017年作為名譽教授和著名作家宣布退休。

羅馬尼亞在二戰期間是歐洲反猶氣氛最濃厚的國家之一。1941年，由于猶太人的身份，幼年的馬內阿和家人被與納粹德國結盟的羅馬尼亞法西斯當局送入烏克蘭德涅斯特河沿岸的集中營，他們在這里一起生活到二戰結束。馬內阿與幸存下來的家人一起返回羅馬尼亞，并以優異成績從家鄉的一所高中畢業。1959年，他在羅馬尼亞首都的布加勒斯特建筑學院學習工程學，獲得水利技術碩士學位，之后從事規劃、調查和研究工作。不過自從1974年以來，他便一直致力于寫作。

1991年，馬內阿在美國自由主義雜志《新共和》上發表文章《幸運的罪》，揭露美籍羅馬尼亞裔宗教史學家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與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羅馬尼亞極端右翼運動的聯系，并在羅馬尼亞激起了一場激烈而持久的討論。馬內阿對羅馬尼亞右翼知識分子的批評，直到今天還是一個敏感話題。

在西方世界，馬內阿的著作被翻譯為20多種語言，獲得極大贊譽，成為米蘭·昆德拉那樣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影響的東歐作家之一。在過去的20多年里，馬內阿被美國、瑞典、羅馬尼亞、意大利和法國的文學機構或人士相繼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當代最重要作家都對馬內阿的創作和道德立場表示尊敬，其中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海因里希·伯爾、君特·格拉斯、 奧克塔維奧·帕斯、奧爾罕·帕穆克、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等人。2016年5月，在馬內阿80壽辰時，羅馬尼亞總統授予他象征本國最高榮譽的“羅馬尼亞之星”獎章。

關于當初離開羅馬尼亞的決定，馬內阿多年后接受采訪時表示：“我不想離開我的祖國，我在羅馬尼亞堅持了幾十年，在這個我感到不快樂的國家，毫無疑問地盼望著一次劇烈的變革。羅馬尼亞是我的祖國，她帶給我我的母語、我的人生和我的寫作。但在20世紀80年代，那里的情況較之前變得更加讓人難以忍受，我們的耐心和希望都已消耗殆盡。痛苦和恐怖以一種殘酷而野蠻的方式結合在一起，使得我們每天的生活就像是地獄。”這同時解釋了他后來為何一直堅持以母語寫作。

中文世界的共鳴

據三輝圖書創始人自述，引進諾曼·馬內阿的契機是因為經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介紹認識了梁禾。梁禾是美國著名漢學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的妻子，與馬內阿夫婦交好，2016年還被邀請參加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慶祝馬內阿80大壽的文學研討會。

由于梁禾夫婦極力向推薦馬內阿的作品，三輝圖書很快就從梁禾發的書目中遴選出三本（回憶錄《流氓的歸來》、小說《黑信封》、文論《論小丑：獨裁者和藝術家》），決定組織翻譯成中文版。這三本書正好涵蓋馬內阿創作的不同面相，正如學者朱正琳所言：“三部作品，三種體裁，看來馬內阿從一開始就以‘三維’影像進入了我們的視野。——難得引介者的一片苦心！”（《注意馬內阿》，《南方周末》2008年9月11日）

2008年譯介出版的三部馬內阿作品

這三本馬內阿的作品出版后，在中文知識界引起了一股不小的討論風潮，不管是媒體人還是專業寫作者，都在爭先閱讀馬內阿。與大多數東歐作家一樣，相似的政治與社會環境讓中文讀者對馬內阿的作品擁有一種本能的親近，對其不吝夸贊之詞，以至于時任《世界文學》副主編、東歐文學研究者高興專門撰文指出，馬內阿算不上“羅馬尼亞在世作家中最偉大的作家”。

其實馬內阿無論是否算是“羅馬尼亞在世作家中最偉大的作家”，這種標簽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馬內阿在其作品中描述的種種恐懼、愛與希望，是如此令人感同身受、引發共鳴。

《流氓的歸來》這本回憶錄般的小說源于馬內阿在美國居住多年后重回故土的復雜體驗。與中文語境不同，“流氓”一詞在羅馬尼亞文語境中，意指被放逐者、局外人、孤獨的人、獨立的思想者。“在1930年代羅馬尼亞極度恐懼外國人的意識形態中，這個詞意思是一個好斗的人或是孤獨的知識分子。在羅馬尼亞的共產主義時代，它的意思是一個失業的嫌疑犯。”馬內阿解釋說。

作家孫甘露認為《流氓的歸來》書寫的是一種“小說式的回憶”：“二十世紀的歷史，帶給全世界各個國家的不同經驗，成了文學很豐富的土壤。好的作品把一個地區性的經驗提取出來，取得升華，把一種地區性的經驗放射到全球化的語境當中，成為人類共同的經驗。東歐文學如此，拉美文學也是如此。同時我們也可以從個別寫作者的角度看，個人的離散經驗，透過作品升華，也同樣可以為其他國家讀者帶來體會。”（《過去的歸來——諾曼·馬內阿與小說式回憶》，《上海文化》2009年第2期）

馬內阿的過人之處就在于能夠把個體承受的苦難上升為一種普遍的人類命運，而又保持著不被“自由世界”消費、獵奇的自覺意識，正如他在《論小丑：獨裁者和藝術家》一書里強調的那樣：“不論我所離開的那個極權社會多么變幻不定，它和西方讀者愿意相信的情形是不同的，它并不像他們想象的那么荒謬、邪惡和異常，而是一個人間現實，它仍然存在，并可能以其他面目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社會形式重獲新生。”

“法定幸福”的講述者

《論小丑》中，馬內阿也談到了羅馬尼亞的書刊審查制度，而他1986年在齊奧塞斯庫統治時代出版的小說《黑信封》仿佛就是審查制度下的產物。小說有著卡夫卡式的晦澀質地，充滿了幻覺和夢境，現實與記憶交叉重疊。主人公托萊亞是一位因“道德問題”被迫離開教師崗位的旅館接線員，他的猶太哲學家父親在二戰爆發后的反猶浪潮中連續接到一些黑色信封，最后離奇死亡。為了找出父親的死因，托萊亞踏上了一段解謎之旅，不過荒謬的是，最終他不但沒有解開謎團，反而被房東告發，被關進精神病院。

繼《黑信封》之后，2013年三輝圖書又引進了馬內阿發表于2009年的小說《巢》，由法語文學翻譯家余中先從法文版轉譯。這本小說晦澀難讀的程度并不亞于《黑信封》，講述了三代羅馬尼亞知識分子在美國的流亡生活，大屠殺記憶、羅馬尼亞國內的獨裁統治和來到“自由世界”后的心靈迷茫，通過大段的人物對話，共同交織成馬內阿內心深處的命運低語。這部小說里出現了馬內阿自創的一個詞語“法定幸福”（Fericirea Obligatorie），馬內阿用它來指代齊奧塞斯庫統治下那種被宰制的生活狀態。

馬內阿此前就以《法定幸福》為名出版過一本小說集，其中包括四部中短篇小說——《審訊》、《機械人傳記》、《工人階級之窗》和《風衣》，這次新星出版社也首次推出了小說集《法定幸福》的中譯本。這四篇小說描寫了異見者、公務員、工人、知識分子等不同職業的人物在同樣的社會場景下的工作、生活狀態，對于政權不著一墨，卻通過普通人的表現完成了最有力的批判。馬內阿神經質的語言風格也在這部小說集中得到了體現，平靜的敘述中經常爆發出癲狂般的話語，好像子彈密集地掃射向讀者，節奏之快讓人幾乎無法呼吸，如《風衣》中的這一段：

“他們開始談論起了日常的生活瑣事。買面包得排隊，買牛奶得排隊，買衛生紙，甚至連買牙簽都得排隊，種種諸如此類。擁擠不堪的公交車，夜晚黑燈瞎火的馬路，供暖不足的家，武裝的巡邏警衛，精神疾病，流產，老舊的富人區拆遷，還有愛國主義……還有獨裁，還有貧窮，猜忌與懷疑，恐懼，普遍的隱瞞包庇，還有小孩子們的厚顏無恥，對，對，還在上學的小孩子們的厚顏無恥……還有西方，充斥著消費與表演的歐美國家，野蠻與文明的西方，天真、自私，沒有希望，毫無任何希望，有限，終了，毫不擔憂，當然了，他們不放棄他們哪怕最小的癖好與虛偽，肯定的，我們確定，一定是這樣的……”

《法定幸福》

曾有學者指出，馬內阿用文學形式呈現了德國著名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對“平庸的惡”的發現，就此而言，閱讀其作品的意義就不僅局限于文學之內。目前新星出版社這套諾曼·馬內阿作品集只出版了兩本，希望剩下的書目能夠“順產”，繼續為中國讀者講述那些似曾相識的“法定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