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似乎對傳統散文的藝術精粹忽視得過分了，在有些新散文的寫作中存在著狷急情緒，重視了“新形式”而忘記了藝術水準，遂使近年來散文創作的整體高度上升緩慢。

2019年是個重要的年份，以散文為代表，文學創作的方方面面都做了很多向新中國成立70周年獻禮的項目。與此同時，文學界以及讀者大眾對散文的要求也注定水漲船高。

梅岱的長篇散文《走進〈敕勒歌〉》無疑是分量很重的一篇。該作2.4萬字，以“敕勒歌”“敕勒族”“敕勒川”“意猶未盡”共四節連綴，一點一滴地講述了故鄉敕勒川從古至今的歷史、地域、民族、血脈、文化、生活、生存、生長……高天厚土，大氣磅礴。最精彩處還在于從容的敘述中涓涓釋放出的個人對人類生存、世界文明發展的種種感悟與思考。

賀捷生的《幺姨的燦爛年華》記述了幺姨在極其艱難的革命歲月中，竭盡全力幫助蕭克將軍完成長篇小說《羅霄軍》的故事，從一個小側面折射出中國共產黨人所進行的浴血革命的艱苦，其情感熾烈，情節生動，細節感人至深。王巨才的《血脈，涌動不息》披露了上世紀40年代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派干部奔赴東北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塞北延安”的悲壯歷史；另一篇《夜來風雨連清曉》記述了上世紀70年代，他作為年輕工作人員，跟著“大官”高專員下鄉訪察農情，那時沒有汽車、秘書、隨從，沒有電話、手機、微信，有的是共產黨人急切希望農民富裕起來的一顆紅心。兩篇作品都奔涌著共產黨人奉獻革命、奉獻人民的無私精神，讓人淚目，無限向往。王宗仁寫西藏的3部散文集同時出版，篇篇散文作品像陳年老酒，于不動聲色的敘述中，樸實、平穩地顯示出悠長的藝術魅力。這脫胎于他的人品高度，他18歲入藏，把大半輩子都獻給了援藏事業，在平凡而崇高的汽車兵崗位上，他是兢兢業業的好戰士，工作之余又拿起筆來表達胸中的千山萬壑，逐漸使自己成長為一位軍旅作家。奉獻與大愛，既是他做人的本色，也是他作品的底色。劉兆林的《太行喊山》寫的是山西平順縣人民戰天斗地的歷史，前天自造土地雷炸鬼子，昨天在山上見縫插針地種樹，今天更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石頭上種樹，把土地省出來種谷子。勇敢勤勞的平順人正是中國人民的精神寫照。阿瑩的《工匠之歌》歌頌了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工匠，這在很多年里幾乎是一個被遺忘的話題。通過講述幾位舍身為國的工人勞模的感人事跡，作者由衷地感嘆：“工匠是一個民族的精華。工匠是一個民族的柱石。工匠是一個民族的脊梁。”

2019年，多位作家在散文的思想、見識方面努力掘進：

李國文的《肉食者鄙》是一篇老辣之文，對左丘明與司馬遷各自筆下的曹劌，作了一番具有個人判斷的分析，并對春秋戰國的歷史給出了獨到點評。我記得最牢的一句話是：“食肉者鄙，其實，不食肉者未必不鄙”，真是獨步史壇，一針見血，振聾發聵，發人深省。林岫的《筆下“烏龍”幾多多》對書法界的弊病直言批評，對有損書法藝術的錯誤、失誤一次次糾正、一次次痛斥、一次次聲討，竭力保護中國書法藝術的純粹和高貴。岳建一的《融入人類主流文明》是對文學的一次致敬，呼吁“找回文學評獎應有的視覺、聽覺、知覺和痛覺，找回最本質的屬性，找回文學良知，找回靈魂”，并且提出應該堅信人類主流文明、提倡多元性、回歸常識等三方面問題，讓我們重新溫習了漸漸被遺忘的文學的底線和使命。張映勤的《稱呼問題》似乎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其實是久蓄的憤懣發泄，面對著“臉一闊，人就變”的官員們，哪怕昔日交情深到發小、同學、知己，如今也再不能“我自巋然不動”地不稱人家的官職。這種人生困境，也是我們大家在人情交往上的公共難題，亦是有特色的中國官場上的“潛規則”，更是社會風氣的現實投影。

在2019年的描人散文中，有幾篇堪稱佳作：

章德寧的《道不盡的林斤瀾》不僅描述了與林老過往的點點滴滴，更重在對其人品與作品的深刻評價。作者不僅把“林老用一寸一寸生命的堅持，用一寸一寸生命的時光，用一寸一寸生命的長度”給她留下的最寶貴遺言分享給廣大讀者，還為當代文學史給出了一道道思考題。

余秋雨《饒宗頤的香港》通過幾個小細節，畫出了這位百歲高齡去世學者的幾個側面，為“即使只有一個饒宗頤，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而再發聲。吳周文在《旭瀾師》里懷念著名學者潘旭瀾教授，通過幾個感人的細節，寫出了這位現代文學專家做人的高貴、做事的端正、做學的嚴謹認真，體現出了老一輩文化人令人敬仰的精神風貌。

在葉廷芳的《我的老哥“烏皮”》中，烏皮曾在葉家當幫工，倆人曾多年睡在一張床上，形同兄弟。他只上過4年學，卻一生好學不倦，努力上進。后來有幸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新中國成立后又被培養成大學生，最終成為水利工程方面的高級工程師。由于是親歷，作者帶有強烈的感情，主人公又是罕見的從長工到高工的人生際遇，作品的文字雖然平實樸素，字里行間卻埋藏著一種感人至深的心緒，同時還表現出了大時代的波瀾壯闊。

程紹國的《父親是程頤的后代》也是一篇奇文，寫的也是一位農民，父親其實是養父，生父倒是一位吃官家飯的干部。這位只能被按在地里刨食的農民，想給養子創造好的生活條件而不得，因而終日焦慮、無助、憂郁、憤恨、自責，最終因癌癥離世……往上尋源，他真的是程頤子孫留在溫州的一支，光陰更替，時代轉換，人生其實是很厚重的。

徐風的《你不知道我最缺什么》非常可貴，主人公老陳是一位進城賣菜的農民工。因為對土地的眷戀，他堅持種自家的十幾畝蔬菜，自家吃不完才到城里賣菜。他學會了用手機收費，也學會了用微信了解國家、世界大事并且津津樂道。他一年也就賺幾萬塊錢，可是卻愿意周濟更困難的打工者……在他身上，我們不僅發現了種種新的社會元素，更可貴的是發現了新的社會人，他們是農民、進城務工者，這是徐風此文給我們帶來的最大驚喜。

與此同時，在對散文藝術水準的追求上，作家們一點也沒放松。

陳世旭的《追隨一條江》寫風景如畫的浙江桐廬吊嚴子陵，滿篇文字皆如詩一樣美麗，而其中亦見歷史觀，以及作者對個人命運的思考，實乃上品之作。王劍冰的《揚州慢》亦詩亦畫，純美的意象、精美的句子、靜美的心境，真是美文不負美景。王劍冰的文字華貴如詩而來，意境臻于珠圓玉潤，這對于一個已有幾十年寫作經歷的作家來說是很讓人驚艷的上升。劉漢俊的《烏鎮的早晨》也是一篇全方位的彩色的詩，“歷史的水榭歌臺，只等捕捉你的目光。你糾結你的，唯美的烏鎮卻給自己留出許多閑散，像國畫里的枯筆飛白……”通篇皆是這樣純美的詩句文詞，既是風景引領了作者的文思，同時也用文思帶起了風景。

陸春祥的《驚蟄》從形似彘（豬）的雷公（引自李肇《唐國史補》）寫起，至《太平廣記》《錄異記》《廣異記》等古籍，又至韋應物的《觀田家》、陸以湉的《冷廬雜識》、褚人獲的《堅瓠集》，最后落在美國作家邁克爾·麥爾德的《東北游記》，讀書之多讓人佩服。洋洋灑灑，信手拈來，讀來趣味橫生，不忍釋卷。

劉成章的《帶著風聲的花》借著山丹丹花好一通抒情，雖然已離開陜北多年了，但作者對家鄉的感情卻越來越濃，陜北在他的筆下也越來越呈現出詩意美。劉成章近年來寫了包括海外生活的不少其他題材作品，但橫過來看豎過去瞧，還屬其寫陜北的散文最見精神。還有一篇南方女子寫陜北榆林橫山的作品讓人過目不忘，楊海蒂的《北面河山》文筆剛烈、大氣磅礴，縱橫歷史、思接古今，一代代王侯將相從筆下滑過，一位位革命家躍然紙上，一個個詩人和藝術家唱著信天游走來，演繹出古銀州的今昔與未來。而周華誠的《魚鱗瓦》寫得山清水幽，普普通通農家房屋上的魚鱗瓦，將江南的厚樸與寧靜之美襯托得活起來了一般。

此外，幾位少數民族作家的文筆像詩歌一樣華美絢爛，如楊俊文（滿族）的《不落的船歌》、阿舍（維吾爾族）的《像風一樣》、阿依努爾·吐馬爾別克（哈薩克族）的《呼蘇木奇》、艾平（蒙古族）的《上海的綢緞草原的香開》等，他們似乎生來就能歌善舞，出口成詩，用詩的語句呈現散文，把散文表達得美輪美奐，這也許是成天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我們很難企及的。

還有一批寫作很多年、越寫越上升的作家，殊為難能可貴，如徐剛、朱以撒、孔見、孫郁、黃文山、楊聞宇、穆濤、葛水平、杜衛東、素素、馬力、朱鴻、潘向黎、王兆勝、熊育群、彭程、李舫、蘇滄桑、周曉楓、柏峰、劉江濱、毛眉、甫躍輝……他們都在散文園地堅持了多年，不僅保持著創作的數量，而且精益求精，在藝術追求上嘔心瀝血，是中國當代散文的中堅力量。

20多年來，散文界一直在大力提倡、大聲疾呼“革命”和“創新”問題，竭力打破傳統散文的陳囿，把自己從“耽于唐詩宋韻”和“茶余飯后千字文”等舊有模式中解放出來，并且取得了非常輝煌的成功。但現在，我卻也產生了些許惆悵，因為革新固然必要，但正如魯迅先生說過的，倒洗澡水的時候不能把孩子也一起倒掉。我們似乎對傳統散文的藝術精粹忽視得過分了，在有些新散文的寫作中存在著狷急情緒，重視了“新形式”而忘記了藝術水準，遂使近年來散文創作的整體高度上升緩慢。我愿重新回到原點尋覓：什么是散文？好散文到底應該是什么樣子的呢？

卓然說：“政治家、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以及詩人，各自都有自己的世界，唯獨散文家沒有；然而政治家、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以及詩人的世界，又都是散文家的世界。只有散文家才可以很隨意地到達哪個王國去遨游，把那里的最精華部分收攏到自己的襟抱之中，和了清風，糅了明月，經過燒煉、鍛打、淬火，到百煉成鋼化作繞指柔時，便是散文了；經過摩挲、蒸煮、泡曬，到老窖中溢出醉人的酒香時，便是散文了……”但我更想強調的還不是散文的藝術性問題，而是它所不能或缺的情懷和境界。自古“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但到了今日，為什么在有些人那里，散文只是變成了風花雪月、吃喝玩樂、聲色犬馬？中國知識分子一貫奉舉的“先天下”家國情懷，也變成了“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的各色精致利己主義？此乃當今散文創作的最大短板，如能力克之，方顯出山高水長，海闊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