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詩人魯迅最重要的創(chuàng)作成果是他的二十幾首散文詩，后來集印為一冊《野草》；其次是他的一批舊體詩，其中的名句如“我以我血薦軒轅”、“城頭變幻大王旗”、“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等等，膾炙人口，傳播尤廣；他早先也曾寫過幾首新詩，知名度不高，現(xiàn)在讀者也很少，簡直幾乎要被忘卻了。

其五四時代的新詩篇目如下：

《夢》（《新青年》第4卷第5號，1918年5月）

《愛之神》（同上）

《桃花》（同上）

《他們的花園》（《新青年》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

《人與時》（同上）

《他》（《新青年》第6卷第4號，1919年4月）

一共六首，都在《新青年》上，皆署名唐俟，是分三回發(fā)表的：第一回三首，第二回二首，第三回就《他》這一首。按這樣的形勢畫一個統(tǒng)計圖，直線下降，趨向于零。果然，魯迅后來便不再寫新詩；而于1919年8、9月間在《國民公報》發(fā)表了七段散文詩，總題為《自言自語》，看樣子還要再寫下去，但不知道為什么，卻戛然而止了，幾年以后才重新開始。魯迅有時會潛伏一段時間，醞釀進行新的工作（參見顧農《魯迅的十年潛伏》，《上海灘》2013年第4期）。這種潛伏也可能細化到某一更小的領域。

頗堪注意的是，魯迅停止新詩寫作之日，也正是他開始動手來創(chuàng)作散文詩之時。這樣一個“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的轉換，似乎表明他已經敏銳地意識到，新詩這種文學樣式不適合他自己，甚至也可以推測，他認為新詩不適合中國。

后來到三十年代，楊霽云首先把魯迅的新詩搜集起來，編入《集外集》（五首，缺最后一首）；為此魯迅在該集的序言中回顧自己當年的情形道：……也做了幾首新詩。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但也不喜歡做古詩——只因為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為詩人的一出現(xiàn)，就洗手不作了。到魯迅晚年，他在會見美國友人埃德加·斯諾時，據(jù)說曾說過這樣幾句很極端的話：研究中國現(xiàn)代詩人，純系浪費時間。不管怎么說，他們實在是無關緊要，除了他們自己外，沒有人把他們真當一回事。“唯提筆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詩人。”（《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安危譯，《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3期）這份談話記錄未經魯迅本人審閱，而且有跡象表明，其中滲透了斯諾本人的某些見解；但斯諾也不大可能完全無中生有——魯迅在閑談時用極而言之的調子批評中國新詩，是完全可能的。

在1925年發(fā)表的《詩歌之敵》（后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一文中魯迅為年輕人的愛情詩辯護，意在抨擊堅守舊道德的保守派，但他又寫道：“說文學革命之后文學已有轉機，我至今還未明白這話是否真實。但戲曲尚未萌芽，詩歌卻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幾個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嚴風中顫抖。”可見他對新詩的現(xiàn)狀及其前途很不樂觀。

魯迅的新詩大抵是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助威的，他完全擺脫了舊體詩的腔調，用非常散文化的文句，表達對新思想新生活的追求。

第一首《夢》，說中國人有許多夢想，往往后夢趕走前夢，詩人呼喚“你來你來！明白的夢”。這里有著極其豐富的歷史內容。

《他們的花園》一首則大談應當大力向外國學習及其困難：從“他們的花園”摘來一朵白得像雪的百合花，卻很快就有蒼蠅來拉些矢在上面，令人氣得無話可說，可是——說不出話，想起鄰家，他們大花園里，有許多好花。還是要學外國，要請來“德先生”和“賽先生”。詩歌這樣寫，很近于比興體的雜文，乃是時代精神的號筒，路徑與小說《狂人日記》殊途同歸。

這一批新詩中水平最高的大約是最后一首《他》：

一

“知了”不要叫了，

他在房中睡著；

“知了”叫了，刻刻心頭記著。

太陽去了，“知了”住了，——還沒有見他，

待打門叫他，——銹鐵鏈子系著。

二

秋風起了，

快吹開那家窗幕。

開了窗幕，會望見他的雙靨。

窗幕開了，——一望全是粉墻，

白吹下許多枯葉。

三

大雪下了，掃出路尋他；

這路連到山上，山上都是松柏，

他是花一般，這里如何住得！

不如回去尋他，——阿！回來還是我家。

這詩的寫法很像是魏晉之際大詩人阮籍的《詠懷》。“出門望佳人，佳人豈在茲？……忽忽朝日，行行將何之？不見季秋草，摧折在今時。”（《詠懷》其八十）魯迅詩里的“他”，無非就是阮籍筆下的“佳人”，代表一種難以追尋的理想。魯迅甚至說，追著追著，竟發(fā)現(xiàn)她已經死去，埋在山上（古代的墓上多種松柏）。這就比阮籍更要痛苦了。五四群眾運動高潮到來之前，魯迅有一種深沉的悲觀，這一點他在《吶喊·自序》里也曾明確地說起過。

思想過于超前，形式也大為超前，這樣的新詩就寫不下去了。

魯迅雖然不再寫新詩，但仍然很熱心幫胡適選他本人的詩作，又替周作人修改《小河》；魯迅的詩人氣質仍然在發(fā)揮作用，但他已經決心“洗手不作”，而一心運用那些更適合于他的文學樣式，繼續(xù)吶喊奮斗。

二

魯迅寫過舊體詩，有絕句和律詩；也寫過新詩，“五四”前夜在《新青年》上發(fā)表過六首，后來到三十年代初葉又有歌謠體的新詩四首——可是這四首一向被視為他的舊體詩，還有進而論定為“古風”的。否認歌謠體詩是新詩，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錯誤，其意若曰：只有無節(jié)調不押韻的才是新詩——這個觀念相當頑固而且可怕。

這四首歌謠體新詩是1931年底發(fā)表的《好東西歌》、《公民科歌》、《南京童謠》以及1932年初的《“言辭爭執(zhí)”歌》，因為都帶有強烈的政治諷刺色彩，只能刊登于當年的地下報刊。《好東西歌》唱道：

南邊整天開大會，北邊忽地起風煙。

北人逃難北人嚷，請愿打電鬧連天。

還有你罵我來我罵你，說得自己蜜樣甜。

文的笑道岳飛假，武的卻云秦檜奸。

相罵聲中失土地，相罵聲中捐銅錢。

失了土地捐過錢，喊聲罵聲也寂然。

文的牙齒痛，武的上溫泉。

后來知道誰也不是岳飛或秦檜，

聲明誤解釋前嫌，

大家都是好東西，

終于聚首一堂來吸雪茄煙。

諷刺國民黨黨國要人的內訌和勾結，令人想起眼前的事實，“牙齒痛”、“上溫泉”二句尤有比較明確的所指。這樣罵上門去的歌謠是無從公開發(fā)表的。

這幾首詩，內容具有尖銳的政治針對性，藝術上則充滿了改進新詩寫法的探索性。“五四”前后興起的中國新詩數(shù)量不少，脫離群眾，讀者無多，影響遠遠不如白話文的小說和散文。大家比較熟悉而且能夠記住的，還是舊體詩特別是唐詩。

新文學在詩歌領域里的革命迄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魯迅一向認為，新詩“須有形式，要易記，易懂，易唱，動聽，但格式不要太嚴。要有韻，但不必依舊詩韻，只要順口就好。”（1935年9月20日致蔡斐君）曾經有若干詩人在形式上作過種種努力，很成功的不算多。讀者太少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為了改變這種現(xiàn)狀，魯迅特別強調新詩應該能唱。1934年11月11日他在答復竇隱夫的信中寫道：“詩歌雖有眼看的和嘴唱的兩種，也究以后一種為好；可惜中國的新詩大概是前一種。沒有節(jié)調，沒有韻，它唱不來；唱不來，就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能在人們的腦子里將舊詩擠出，占了它的地位。”新詩的改革就是要在這些地方作出努力。魯迅繼續(xù)寫道：“我以為內容且不說，新詩先要有節(jié)調，押大致相近的韻，給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可以唱得出來。但白話要押韻而又自然，是頗不容易的，我自己實在不會做，只好發(fā)議論。”

“實在不會做”是魯迅的謙辭，他分明做過有節(jié)調而且押韻的新詩，《好東西歌》等四首就是例證；只可惜他不過偶一為之，沒有作出持續(xù)的努力。

即使是偉人也只能做屬于他的那一份事業(yè)，可以只手包打天下的只有神仙。

（節(jié)選自顧農《魯迅二題》，《新文學史料》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