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周立波（1908—1979）是實踐“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方向的代表性作家。2019年12月6日，適逢周立波逝世40周年之際，“周立波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術研討會在長沙及周立波的家鄉益陽兩地舉辦。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20世紀中國革命與中國文學創新團隊”與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湖南省作家協會、《文藝爭鳴》雜志社、《文藝論壇》雜志社聯合主辦，湖南省文學評論學會、湖南省文學研究中心承辦。來自北京、上海、河北、河南、山東、貴州等地和湖南省內的50余位專家、學者與會。湖南省作家協會主席王躍文、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程凱在大會開幕式上致辭。

會議期間，與會代表圍繞“延安文藝座談會方向”與周立波的文學史意義，周立波小說創作研究、翻譯研究，以及周立波研究中新材料的發掘等主題展開，集中探討了周立波的文學藝術成就及其歷史貢獻。本次會議在研究視角、方法、主題等方面均有所突破，現具體綜述如下：

一、當代文學視野下周立波的人民性書寫與藝術風格問題

當代文學視域下周立波的人民性書寫與藝術風格的統一性問題，是與會代表重點研討的論題。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賀紹俊教授從作家的寫作身份問題出發，來探討周立波以《山鄉巨變》為代表的小說創作的晚期風格。他認為，中國古典文學、西方文學及俄羅斯文學的修養，同周立波精英文學作家身份意識的形成有著內在關系。這種身份意識，由于周立波的延安革命文學經驗一度被掩飾。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這種意識又被重新喚醒。告別政治繁務，返鄉之后感受到的故鄉久違的溫情，讓他不由自主地重新以精英作家的文化身份，來觀照故鄉的山水人情。而此觀照視野，也造就了《山鄉巨變》基本的藝術風格和審美傾向，形成了周立波鄉土文學的詩意美、抒情性。潛藏其間的革命者—精英作家的隱性身份的轉變，也令周立波悄然修正了對于革命的激進觀念，使得其晚期小說寫作更具內在張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何吉賢研究員則以周立波晚期的短篇小說寫作為對象，探討了周立波式“小說還鄉”所帶來的精神和美學轉換。他以周立波20世紀50年代返鄉后創作的《蓋滿爹》《禾場上》《民兵》《下放的一夜》等為例，較為細致地梳理了周立波小說中同傳統勾連的山鄉風景的書寫，同社會主義抒情之間頗具張力的復雜關系。并認為，這種復雜關系，相當程度上，充分展示了周立波在新政治、新時代所給予的“新”的壓力之下，以新的形式和風格，去探尋歷史的急劇變化的努力，以及因此遭遇的挑戰。

河北大學教授劉起林，對過多強調周立波的晚期藝術風格，而貶抑其時代精神的研究現狀，予以辯陳和回應。在他看來，新中國地緣政治的北方中心區、南方輻射區和邊疆邊緣區的差別，是導致既往評價周立波以《山鄉巨變》為代表的晚期小說思想性和時代性不強的關鍵性因素，并由此造成了相關研究者理解上的誤差。這種誤差所意味著的“對局部地區的生活細致的觀察”，反過來又恰恰建構起來一種社會主義經驗南方話語的獨特形態。

北京大學李楊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程凱則將周立波晚期小說風格，置于中國農村革命的歷史視野下來考辨。

李揚指出，有必要將20世紀40年代以降實踐延安文藝座談會方向的作家們的農村題材小說創作，予以歷史地辨析。開展這些小說藝術風格問題研究的前提，是首先需要對這些小說自身重新進行歷史化。他認為20世紀40年代的土改小說和50年代的農村合作化運動小說，實際上反映了中國農村土地革命進程中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山鄉巨變》里以人民公社為目標的合作化運動，是性質完全不同于《暴風驟雨》里“耕者有其田”的土改運動的另一場革命。周立波翻譯過肖洛霍夫的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一部），熟悉蘇聯農村革命經驗，所以對此有著清醒的世界革命的總體意識。而這，也使得《山鄉巨變》不同于《創業史》，更不同于《三里灣》。小說并沒有像后二者那樣去集中書寫小說人物的政治訴求，書寫農村合作化運動的過程，反倒用更多的筆墨去書寫生活故事，人物的思想與情感，以及人們面對重大歷史變革時刻的反應。于是，由此呈現出來的周立波晚期小說的藝術風格，以及他同趙樹理、柳青之間的差異，也便不僅僅是藝術手法、藝術風格上的差異，更是知識視野上的巨大差異。

程凱也認為，周立波晚期小說的風格問題，同20世紀50年代中國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具體開展有著密切的關聯。盡管周立波的《山鄉巨變》和柳青的《創業史》都書寫這場運動，但二者之間合作化運動的展開方式有很大不同。這是因為不僅土改運動和農村合作化運動屬于土地革命的不同階段，就連農村合作化運動當中也存在著不同的歷史階段。如果說周立波所書寫的農村合作化運動處于推廣階段，那么柳青所書寫的則還處在試辦階段。這種不同歷史階段的認識和理解，便造就了周立波、柳青小說各自的獨特風格。

二、《山鄉巨變》與周立波小說藝術

小說《山鄉巨變》是本次會議著力研討的另一焦點。除了上述發言有所涉及外，還有不少論者的闡述，更是集中到《山鄉巨變》這一小說文本的具體研究層次上來。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卓今研究員重點探討了《山鄉巨變》這一小說的經典化問題。在她看來，包括周立波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山鄉巨變》在內，反映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的“延安文學”和“十七年文學”，不同于一般的鄉土文學之處，在于其中加入了制度探索和對未來發展模式的理想主義情懷。這種敢于直面政治的鄉村敘事，也令周立波的小說具有了獨異的思想風格。也正是在這種政治視界和歷史維度當中，具有鮮明風格化書寫特色的《山鄉巨變》，也便具有成為文學經典的可能。盡管由于“現代文學”維度的認同、“載道”書寫維度的被否定等，《山鄉巨變》等“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作品目前仍飽受爭議，但這種可能性，仍然分別體現于它的思想價值維度、知識創新維度和情感表現維度之上。

湖南文理學院佘丹清教授主要探討了《山鄉巨變》中的人際關系。在他看來，從小說當中11戶人家、67個小說人物彼此之間的關聯性來看，構成了這樣三種主要的關系類型：一，以鄧秀梅組織的農村基層管理的人際關系；二，以劉雨生、陳先晉等組織的家庭人際關系；三，鄰里排斥或管理排斥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具有互生性，特別是其中以血緣、親緣為基礎的自然人倫關系，在這種關系的互生性中實現了它們的社會化和政治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薩支山重點討論了《山鄉巨變》研究史上的文學史地位的評價問題。針對20世紀80年代之前和之后，文學界評價《山鄉巨變》的兩種不同政治態度，論者以朱寨評價周立波時，刻意回避后者對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的主動接受為例，來對以之為代表的、20世紀80年代以后有關晚期的周立波與《山鄉巨變》的去政治化研究，表達自己的異議。他認為，有關《山鄉巨變》的評價，無法同周立波鮮明的政治立場割裂。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龍昌黃助理研究員則探討了在主動接受革命政治的詢喚與個人自我經驗的表達之間，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所呈現出來的風格的復雜性。論者以為，這種復雜性分別體現于小說里家、國二元敘事的糾結，合作化運動敘事的程序正當性，以及看似宣揚男女平權的性別政治敘事等風格或文體的藝術呈現當中。這種由敘事或者表達方式所呈現出來的作家經驗，同政治規訓之間存在著既相向又相歧的復雜關系，恰恰揭示了現實主義小說的書寫規則和革命政治的理想主義情懷，同時作用于周立波身上的種種曖昧、困惑與矛盾。

三、周立波小說的方言問題與翻譯研究

來自河南周口師范學院的三位老師，似乎有意識地集中探討了周立波小說寫作的方言問題。任動副教授認為，同《暴風驟雨》對東北方言的生澀使用相比，《山鄉巨變》是周立波運用方言土語最為頻繁、最為成功的作品。其方言使用圓融妥帖、渾然天成，恰到好處地表現了鮮明地域性的人物性格、自然圖景和民俗風情。但這種方言的文學化使用，面對其時的漢語規范化運動，又多少顯得不合時宜而招來批評。劉成勇副教授則認為，周立波20世紀50年代的“小說還鄉”，同《暴風驟雨》的成功經驗及《鐵水奔流》的失敗教訓之間，可能有著重要的內在關聯。借助攜家返鄉之舉，周立波重新找到了語言的著力點，形成了其晚期小說創作的獨特風格。李瑞華副教授考察了周立波從早年的歐化語言，到1942年以后大量使用方言寫作的變化軌跡；認為這種轉變同周立波對文學大眾化和語言通俗化的理解緊密相關。

中南大學鄒理副教授與貴州師范大學吳旭博士，主要探討了周立波對俄蘇文學的翻譯研究，以及這種翻譯實踐對周立波小說寫作的影響問題。鄒理著重闡述了周立波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俄蘇文學翻譯實踐，認為這一實踐經歷了一個從市場盲從到趨進于有意識地翻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的過程。吳旭則討論了《秘密的中國》的譯介，同周立波報告文學觀的形成之間的內在關系。

四、小結

會上，與會專家還對其他相關議題，如周立波《山鄉巨變》與合作化運動“自愿原則”的文學呈現的關系問題，周立波小說中的人物塑造等，進行了研討。專家、學者們一致認為，目前的周立波研究，同居于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中國歷史之間的周立波的文學貢獻來說并不相稱。這需要我們反思和撥轉既有的研究范式，重新激活相關資源，重審新時期以來文藝思想觀念的嬗變及其軌跡，檢視文藝創作、文藝研究的價值取向，在社會史、制度史、文化史、地方史等跨學科研究的彼此參照之下，重新確立周立波的小說經驗同現當代中國的內在關系，從而在新時代重估像周立波這樣堅持書寫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經驗的作家們的文學成就和歷史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