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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庫爾勒乘飛機，欣然進入且末上空時，我們正好遇到灰蒙蒙的浮塵天氣。凡有歷史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漢匈爭奪西域時，天下爭國，群雄大戰，樓蘭國在漢匈之間舉棋不定，無以自安。盡管西漢勇士傅介子刺殺樓蘭王后，請求漢朝派兵屯田，可是這樣惡劣情勢的鬼天氣，賦予挽歌的形式，使樓蘭因斷水而廢棄，變為荒場亂堆，不僅警戒西域諸國，也令今世驚駭。

在生態大變遷中，云朵的盡頭，無窮的遠方，大自然的少女心，給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披上綠色嫁妝，培育著沙塵暴眼里的寧靜。多少堅韌執著奢侈的溫存，抵達且末人終極的理想追求，治沙造林已成為他們最崇高的生命儀式。我佇立在玉都賓館窗前，凝視著天邊變幻莫測的云層，心想且末人十分辛勤地致力于紅棗、羊肉和大蒜的研發之后，已在開拓進取的甜蜜歡娛中，創造出自己所心愛的且末三寶商業體系。這是勾人心魂的生態標簽。

誰都知道這里是塊寶地，無可比擬，只可惜常年不降雨。婼羌、小宛、精絕等西域古國憑空消失殆盡的原因，明顯地殘存于生存環境日益惡劣造成的不良后果中。在這樣一個地理文化學解釋框架中，我想解釋且末治沙史的地理空間，只不過是個固定不變的舞臺背景，而漫長的史前年代的風沙侵襲，則投射著當代且末人對現實生態的焦慮與不安。以生態的眼光和關聯的視角，我們用科學的態度把文化研究放到生命活動之上，留心觀察生存智慧和世界萬象，漢代的張騫是否把且末紅棗、庫爾勒香梨、輪臺小白杏也帶到內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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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這背后的抱負大得驚人。多元共生是我們所回憶的歷史，也是我們身在其中的現實。如果在充分重視邊疆學空間結構的基礎上，將且末治沙史前階段與且末文明史結合，構建起完整的且末文化史，那么，由此理解從大爭戰、族群遷移、社會變動到治沙起源等一系列歷史發展的動力機制。隨之而來的邏輯推論是，張騫、玄藏法師、馬可·波羅、李希霍芬、斯文赫定、斯泰因、貝格曼等中外歷史人物的地理學探險與考古學成就，是不是且末社會發展史的歷史邏輯和起源基礎，將會慢慢占據天下游客的心智？

漢代的張騫來過且末，博物館的維吾爾族姑娘指著已定格的時間說。當時我立刻想到蓋爾納的觀點，語言不僅是交流科學知識的媒介，語言本身就是一種訊息。正如維柯所說，語言不僅僅是交流工具，語言本身就生成文化。在維吾爾族姑娘的解說中，西域遙遠的過去，人們隨時面臨死亡，花草萎謝，樹木枯竭，家園荒廢。今日的且末距沙漠最近處兩公里，只有一河之隔，生態環境脆弱。多少年來，這里自然災害頻頻發生，生存資源受到威脅，既面臨沙漠化，又受到風沙、干旱、霜凍的侵襲，已確定是風沙危害最嚴重的地方。

福柯的知識考古學經驗，使我辨析出一個孤立的天邊小城，自身是不能產生變革的，變革是由不同人群、文化之間的碰撞、交流、傳播所帶來的，頻繁的遭遇則催生重大歷史事件。

且末人觸手可及一簇簇沙拐棗，與斯泰因掐滅古城人古墓地煙幕，隱藏住了荒涼中又一批考古學家的軼聞。斯文赫定、貝格曼等考古學家的研究，不同于探討普遍規律的社會人類學。在扎滾魯克古墓地，千年干尸的胡子，向我們敞開大自然的奧秘書。而我只能實地考察研究，才能解讀且末人最大的治沙苦功，極深的心靈積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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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縣委書記徐凱曾對我說，且末治沙史中獨有的品格，也許可能耗盡我們解讀與闡釋的時光。縣委常委、宣傳部長許曉華則強調且末治沙史細節，不能脫離新中國成立以來相應的歷史背景。她認為且末治沙史的意義和價值，來自于從古至今的社會文化脈絡，即我們通常說的生態整體觀。她希望我們不要把治沙細節區隔分離，脫離現時的文化環境，再做排序、分類和比較。確實，這個解釋相當新穎，但同樣需要做一系列人類學辨析。

那天黃昏，因我肚子劇烈疼痛，沒能跟許曉華深度交流。剛回到賓館，我就上吐下瀉，心里則想著拉德克利夫，用意符探討，記錄過去和現在生活的細節，或用規律探討，總結普遍理論。在現代的條件下，人們很自然地會向水草肥美的地方遷移，而人群的遷移、互動、交流本身造成了一系列的歷史變遷，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這里的水資源相當豐富，且末人并非寄居火宅，吃飯憂慮，喝水驚惶，四面無安畏怖。根據培根經驗哲學的觀點，真理不求什么年代的降福，那是不經久的東西，而只能求之于自然和經驗的光亮，才是永恒的。

從生物學及考古學的視角，如果我們把二十七八歲姑娘的千年干尸作為文化符號，重構西域族群發生的生態變遷，研究這位清純美麗的姑娘為何敢做準噶爾游牧貴族現時激情的陪葬伴侶。那么，這個考古學切入點則相當巧妙：緊扣西域歷史文獻記載中有關西域部落族群遷移的記錄，將干尸轉化為人類學辨析依據，再投射到西域諸國的地理空間結構中，由此追蹤西域諸國在歷史上神秘消亡的千古悲劇。這位且末姑娘的尸體，幸運而干枯，一片花瓣，一雙羊皮白靴子，一塊棉麻裹尸布：如今躺在且末博物館的玻璃展示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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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千里之外的北京趕來，我只為呼吸且末人的呼吸，感知且末人的憂傷與歡樂，只為體悟且末人深情廝守他們眷戀的生命。據我邏輯分析，風沙侵襲帶來不竭的族群遷移動力，沒有人為的政治行動能對抗這種自然力量；西域諸國歷史人物與其說是自主的，不如說是這種歷史動力不自覺的承受者。許多年以后，一群外國探險家路過且末，他們的目光都盯著且末的紅棗之父。

如果經常下雨，別怪斯泰因沒當面給且末人說，且末真不該如此蒼老荒涼。正如高僧法顯西行取經，途經樓蘭古跡時說：“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在西域諸國中，唯獨且末是最幸運的，使當代且末人擁有了活力無限、源遠流長的強大的文化基因庫。然而，號稱世界第二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以每年十幾米的驚人速度，由東北向西南方向推進，以至于生態壓力達到了臨界點。若沒有車爾臣河賜恩阻隔，這座天邊小城終將遭遇樓蘭古國式的滅頂之災。

這事是真的，是指著大奧秘。唯有先知但以理通達這事，明白這異象。且末人可以理性地改造自己和自然，改造整個生態系統。唯有他們面對沙漠具備這種靈活多變、有計劃、有步驟的應變和致變能力。由此邏輯推論，且末人不想跟自然對立，也不想被沙漠包圍；且末人有義務改造自然環境，使環境順應且末人的要求，最終服從且末人的生態需要。如果換個同等區域講，即便在改革開放時代，要動員所有人植樹治沙，林木撫育，并將其轉化為政治力量，也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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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惡劣的自然條件下，且末人需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完成由沙進人退到由人進沙退的革命性變革。在這一點上，像且末人這樣治沙造林業發展的情況，其實是頗為特殊的。為阻擋沙漠向西侵襲，保護車爾臣河西岸的生態綠洲，1998年就成立了治沙站，如今已由7人發展到60人，其中女職工23人。凡是卓越完滿的事物，都要經過無盡地忍耐，又無盡地奉獻，就像我們找到了那長在甜蜜過于缺乏的沙漠玫瑰。

那天下午，我們在治沙基地拜訪佟戈雁副站長時，正是沒有流水聲的時日，陽光火辣辣直曬。他是治沙站唯一的漢族。他在忙碌的下午只跟我說了三句話：只要有水源、河流和植物，且末是美麗富饒的，足以一百次變為流奶與蜜之地。正如羅伯特·卡普蘭在《地理的復仇》中所說的，我們越是對當前的生態危機疲于應付，個人及其選擇就越顯得重要；而當我們跨越百年歷史審視問題時，地理則會起更重要的作用。

在西斜的陽光下，面對佟戈雁的背影，我當時忽然想起歷史學家文德爾班的二分法，意在區分以價值判斷為基礎的歷史學，以積累實證知識為基礎的自然科學，即區分“事實世界”和“價值世界”。實際上，我注重對且末人的主體性研究，意在尋求且末文化所依據的先在的根，由此而重識且末人與世界、自然、社會的關系。擁有天邊小城之稱的且末，歷來是很多世界名人探險考古的重要地方。我們剛剛走近且末，就被厚重的歷史文化氛圍圍繞，滲透骨血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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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從和田到且末后，我本想在且末逗留片刻，準備從且末玉都機場飛回北京。當時常務副縣長張春生提醒我們考察團，切莫錯過且末。我們為這句話的美福著迷，自然和社會共同組成一個大系統，互相依賴，互相支撐。這意味著，且末文明史既是多源的，又早有穩定的文化資源。那天晚上，我們激動得滿臉通紅，斟滿葡萄美酒，為且末人的誠實和豐裕敢于一醉方休。

為舞臺演出而編制且末人的治沙故事，要比歷史上的真實更為緊湊，更為雅致，更為適合于且末人所希望的樣子。為此，由圖格杰加甫州長推薦，我們才對且末治沙史多元的普通事例，進行匆忙而廣泛深入的走訪、尋古、收集、核實和考量。當時我很憂慮，有時我像拉德克利夫·布朗注重過程而非結構，有時順應克婁伯提出的“描述整合”。實際上，我喜歡做跨學科的多元視角考察，并非投身于瞬間的片段式的標本收集，而是研究且末社會群體的生活過程，致力于建構開放和比較的邊疆人類學。

二十年來，且末人以他們的生態邏輯，戰勝自然災害，采用滴灌節水工程化治沙造林。在每年春秋兩季，且末人選用耐旱、抗風沙、適應能力強的檉柳、沙拐棗、胡楊、梭梭等樹種，動員所有且末人自帶工具和被褥，參與防沙治沙造林活動。更為可貴的是，還有很多人自發參與，不計報酬，共同建設綠色美麗家園。且末人每天向往的生態關懷，在越來越多的榮譽中，最終獲得這種慰藉：治沙是艱難的，因此更要愛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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