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行跡圖

讀書游歷時期（712-745）

為了使我們能夠比較容易、比較清楚地看出杜甫創作的發展過程，以及他的創作和他的生活的密切聯系，我們把杜甫的詩，大體上分成了四個時期。

這第一期，是讀書游歷時期，包括他三十四歲以前的作品。據《壯游》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又據《進雕賦表》：“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馀篇。”可見，杜甫打七歲時起便已經有詩，到他四十三歲寫《進雕賦表》時，連同文章(即所謂“筆”)已有了一千多篇。那么照理推算，其中屬于三十四歲以前作的詩，少說也該有個三四百首。可是，據現存的詩來看，我們能確定為這一時期作品的，總共不過二十幾首。這自然是一種遺憾，因為使我們不能看到這位詩人的創作全貌。

盡管這期作品遺留的是這樣少，但我們認為仍然應該把它作為一個獨立的時期來處理。因為在這一時期，杜甫寫過好幾百首詩，畢竟是一個客觀存在，不容抹殺；同時，即從這些詩來看，由于時代和生活的不同，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也都自成一個段落，如果和第二期混淆起來，合并起來，便不易看清杜甫創作的轉變和發展的跡象。

杜甫三十四歲以前，正是所謂“開天盛世”，他自己也過著一種“裘馬頗清狂”的游歷生活，“快意”了“八九年”。因此，這一期的詩，主要是寫個人生活或摹寫景物，充滿一種年少氣盛的活力。但在個別詩篇里，我們也可看出詩人杜甫對人民的災難已流露了他的同情，對上層社會的“機巧”，也初步有了憎厭，這正是他此后詩歌成長的根苗。

在詩的體裁方面，這時寫得最多也最成熟的是五言律詩，其次是五言古體詩，所謂“長句”的七言古和七言律，這時似很少寫(現存的只七律一首)。五言排律和五七言絕句也很少(現存的只五言排律和七絕各一首)。詩的規模也不大，篇幅很短，《臨邑舍弟》一首一百二十字，算是最長的了。

總之，第一期，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杜甫的創作準備時期。

困守長安時期（746-755）

第二期，包括杜甫三十五歲到四十四歲的十年間的作品。這十年，杜甫差不多一直是住在長安，這些作品也差不多全是在長安作的。

杜甫來到長安，在他的生活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因為這對于他能夠成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有著重大的意義。我們可以這樣說：他的來到長安，一方面固然結束了他的游歷生活，但另一方面卻又正是一個新的富有社會內容和政治內容的游歷生活的開始。盡管這種游歷生活是痛苦的，是違反他的主觀愿望的，然而對于詩人的成長卻是必要的。

長安，大家知道，這是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但也是罪惡的淵藪。它是天堂，又是地獄，有吸血的，也有輸血的，階級的對立，在這里表現得最為明顯。由于杜甫在當時社會上有他一定的身份，有機會看到那天堂的一面，同時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失意和物質生活的奇苦，又有可能看到這地獄的一面，接觸到人民生活，這樣，就使他對統治階級有了進一步的憎恨，對人民有了進一步的同情，從而創作出像《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后出塞》和《赴奉先詠懷》等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詩。單憑這些詩，杜甫就已夠不朽的了。

據現存的詩來看，杜甫這十年中，寫了一百一十首左右的詩。這自然也有亡佚，但數量可能不大。饑寒交迫的生活，使他不可能寫出太多的詩。生活的豐富，擴大了杜甫詩的領域，也開展了他的詩的篇幅，這時出現了五百字的長篇，二百字以上的更是常見。在詩的體裁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七言古，他這時竟寫了二十八首之多，也是第一期所沒有的現象。本來，悲憤激動的心情，是需要這種“長句”來發泄的。

陷安史叛軍中、為官時期(756—759)

這一期，包括杜甫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的四年間的作品。我們稱這一期為陷安史叛軍中、為官時期，只是一個大體上的說法。因為在公元七五六年的七月以前，也就是杜甫在由州投奔靈武的途中被胡兵捉住送到長安以前，杜甫還有一段居住長安和攜家逃難的生活，而在公元七五九年的七月，則已棄官客秦州，又有著一段攜家逃荒的生活。綜計在這四年中，陷安史叛軍中為時約九個月，為官約兩年零兩個月。

這一期，雖只四年，但在杜甫的創作史上卻是一個最重要的四年。從作品數量來看，這一期比之長安十年，要多到一倍以上，他一共寫了二百四十九首詩。從作品的質量來看，內容也非常充實，并達到了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高度統一，在他全部創作中形成一個頂峰。

由于“負恩殊禽獸”的安祿山的倒行逆施，激化了當時的民族矛盾，而杜甫，因為陷身叛軍中的關系，又曾親自嘗到國破家亡的痛苦，親眼看到胡兵的屠殺，所以，作為這一時期作品最突出最顯著的特征的，便是杜甫的愛國精神。他的一喜一憂，是那樣敏感的和當時一戰的一勝一敗、一地的一得一失相適應著。

杜甫雖然作了兩年多的官，但由于唐肅宗的疏遠和貶斥，反而使他能夠一再的得到深入現實、深入民間的機會，這就是為什么杜甫在做官時期還能創作出輝煌的現實主義的詩的根本原因。

在詩的體裁的運用上，除五律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五言古體詩這一時期寫得最多，竟有九十首。詩集中最長的一篇五古——《北征》——便是寫于這時。七言古體也不少，有二十二首。同樣，集中最長的一首七古——《洗兵馬》——也是這時寫的。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由于杜甫對古體詩忽然特別感覺興趣，而是為詩的社會內容、詩的敘事性，這一客觀存在所決定的。我們知道，古體詩是頗為自由的，它的伸縮性比近體詩大得多，便于表現比較復雜的事物和感情。這就是為什么這一時期他的古體詩特別顯得多的原因了。

漂泊西南時期（760-770）

這第四期，是最后一期，包括杜甫四十九歲到五十九歲的十一年間的作品。杜甫這十一年間的漂泊生活和創作生活，大體上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夔州以前是第一階段，計六年多(七六○年正月——七六六年四月)，其中住在成都草堂前后約五年；在這一階段里，杜甫寫了四百八十五首詩。移居夔州是第二階段，約二年(七六六年四月——七六八年正月)，時間雖不長，作品卻最多，他一共寫了四百三十七首詩。夔州以后漂泊湖北和湖南是第三階段，為時不到三年(七六八年春——七七○年冬)；這時詩人杜甫已是一個殘廢的老頭了，但他還是寫了一百五十首詩。

把杜甫在這一時期的三個階段里所寫的作品的數字加起來和前此的三個時期作一比較，這并非毫無意義的事。統計數字告訴我們：杜甫在這十一年中總共寫了一千零七十二首詩。占現存作品總數量的百分之七十三強，約等于第二期(長安十年)的十倍，和第三期的四倍半以上。由此可見，在創作的道路上，杜甫是“老當益壯”、“死而后已”的。這種始終如一的艱苦卓絕的創作精神，首先就值得我們肯定。

由于時代、生活和年齡等關系，杜甫這期作品的基本特征，是詩的抒情的性質。也就是抒情詩特別多，純粹的敘事詩很少。這些抒情詩的內容，是多種多樣的，有描寫景物的抒情詩，有寫勞動生活的抒情詩，有回憶往事的抒情詩，有詠懷古跡的抒情詩。有的大聲疾呼、直寫胸臆；有的回腸蕩氣、曲達友情。所有這些抒情詩，不僅洋溢著真情，而且也浸透著現實。但是，最值得我們注意和珍視的還是他的政治抒情詩——這主要是政治諷刺詩。我們知道，杜甫是一個“窮年憂黎元”的詩人，然而在他漂泊西南的十一年中，人民生活一直沒有改善，國家命運一直沒有多少好轉，所以這類政治諷刺詩也就一直貫串著他這一時期的三個階段。這些諷刺，有的是尖銳而精辟的議論，如：“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有的是借用景物，出以比興，如《枯椶》、《病橘》等詩；有的則驅使典故來揭露丑事，如《諸將》：“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碗出人間。”寫皇家墳墓的被發掘。其他直接反映現實的詩，也往往在敘事中夾雜議論或感憤，帶有濃厚的抒情氣息。這種現象是前此所少有的。

由于詩的內容主要是抒情，所以在詩的形式(體裁)方面也有了新的發展。這就是大量地更多地使用近體詩——律詩和絕句。他的三十一首五絕，全部是這時寫的；他的一百零七首七絕，有一百零五首是這時寫的。同時他還寫了四百八十一首五律和一百二十五首七律，五言排律這時也寫得最多，最長的一首(《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也是這時寫的。律詩由于種種限制，不適宜于敘事而比較適宜于抒情，這就是為什么這一期律詩特多的原因之一。不過，律詩也有它的長處，因為它本身具有一種音樂性和精練性，它要求更高的概括。所以有時用來作為諷刺武器，顯得特別鏗鏘有力，能夠起著一種匕首投槍的作用，一針見血，以少勝多。上面舉出的一些詩句便都可為例。有的同志過分貶低杜甫律詩的價值，忽視他的律詩的戰斗性，那是不全面、不公允的。但在接受上，往往需要讀者具有較高的藝術修養和文化水平，那也是事實。

總之，杜甫那些史詩般的敘事詩固然具有崇高的價值，他的抒情詩也同樣值得我們重視，通過這些優美的抒情詩，讀者更可以直接接觸到這位詩人的偉大心靈和高尚人格。

（摘選自蕭滌非《杜甫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