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再次為人類敲響了警鐘。作為與人類生存發展息息相關的現象，災難是文學作品熱切關注的主題之一。在中外文學史上，不乏經典作家作品，或以真實客觀的記錄，或以象征性的寓意描寫，生動演繹人類同各種災難作殊死搏斗的艱難歷程，為人類文明史寫下凝重而又不失華彩的動人篇章。

寓言描寫展現人性善惡斗爭

大體上，書寫人類與災難斗爭的文學作品，或多或少都會彰顯人類在面臨災難時所表現出的堅毅、頑強、樂觀、自信、友愛、善良、互助等崇高精神和美好品德；與此同時，這些作品也不無警醒地讓我們認識到，人類只有與自身的自私、恐懼、怯懦、貪婪、邪惡等丑惡品行進行持久的抗爭，才能最終戰勝災難。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當屬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的《鼠疫》，小說以象征手法描述1940年代發生在阿爾及爾奧蘭城的一場瘟疫。奧蘭城里鼠疫肆虐，當時處于法西斯專制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就像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過著與外界隔絕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著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小說主人公里厄醫生，在瘟疫面前始終保持鎮靜，體現了加繆存在主義哲學觀點:“不能成為圣徒，但可以拒絕向瘟疫屈服，竭盡全力做創傷的醫治者。”在激發人性的惡與貪欲的同時，瘟疫復蘇的是善，是同情，是良知。正是這種蘊含在每個普通人體內的勇氣和正義，在生命面前煥發出驚人的力量，帶來奧蘭城的最后勝利。

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的《失明癥漫記》通常被認為是自《鼠疫》之后疾病災變題材的另一次“文學探險”。小說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人性中的善與惡，尤其揭露了人類的欲望和脆弱。小說描寫西方某大城市突然暴發傳染病，人們莫名其妙地患上了“白色眼疾”，隨之成了失明者。疾病迅速蔓延開來，城市里一片混亂，罪惡的念頭在幸存的失明者中萌芽。醫生太太為了照顧失明的丈夫，謊稱自己也是瞎子。于是，機智的少婦、懦弱的丈夫、剛烈的妓女、狠毒的惡棍等，在她眼前上演了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間悲喜劇。

在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小說《分成兩半的子爵》里，麻風病雖然只是個影影綽綽的背景，卻為人性善惡斗爭提供了舞臺。中世紀后期，梅達爾多子爵在和土耳其人作戰中被一枚炮彈炸成兩半，后被醫生救活。其中壞的一半被救回奧地利老家，成為邪惡的化身，極盡破壞之能事。正當人們苦不堪言時，善良的那一半奇跡般地出現了。同一個人截然不同的兩面之間，發生了不可避免的宿命的沖突。最后在兩半子爵同時愛上美女帕梅拉進行決斗時，因雙方傷口破裂并被縫合在一起，重新變成了一個完整的子爵。誠如有評論所說，善與惡的兩半子爵體現了善與惡在現代人身上的并存、對立和沖突。而當人性出現可怕的分裂，尤其是以善和惡作為對立兩極的時候，我們對善的思考應該多于對惡的思考，對善的批判性思考，也是通往人性完整之路的重要環節。

相比而言，英國作家威廉·戈爾丁的《蠅王》則側重于對惡的探討。故事發生于想象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一群六歲至十二歲的兒童在撤退途中因飛機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島上，起先尚能和睦相處，后來由于惡的本性膨脹起來，便互相殘殺，發生悲劇性的結果。這種“荒島災難”啟發了他的英國同行理查德·休斯，他在《牙買加颶風》中以颶風過后的牙買加島為背景，講述了一個發生在孩子與海盜之間的故事，颶風過后，孩子們遇到海盜，并被帶到了海盜的船上。讓人意外的是，這些海盜把孩子們當成客人一樣款待，并與他們建立了親密的關系。然而一旦登上大陸，曾經的溫情便立刻蕩然無存。

災難場景演繹復雜人生況味

災難事件考驗作家的文學書寫，也催生偉大的作品。英國作家丹尼爾·笛福選擇用編年體的撰寫方式敘述倫敦大瘟疫。1664年歲末倫敦爆發瘟疫時，笛福還只有五歲，對災情談不上有觸目驚心的記憶，這或許反而激發他在時隔半個多世紀后化身為一個叫H.F.的敘事人，在出版于1722年的《瘟疫年紀事》里忠實記錄這場災難。他意在為后人留下一份“備忘錄”，當有類似的災難發生，可以給人警醒和指導。

有研究表明，讓當時倫敦城數以萬計的人痛不欲生的瘟疫，和發生在1348年佛羅倫薩的瘟疫癥狀如出一轍。這場瘟疫讓這座昔日美麗繁華的城市變得慘不忍睹，這給意大利作家薄伽丘以深刻印象。為了記下這場災難，他以此為背景，寫下了傳世名著《十日談》。小說開篇，雖然疫情如黑云一樣密布，薄伽丘仍然讓筆下的人物保持樂觀、積極的人生態度，并讓心中有愛的年輕人彼得拉克去向心愛的人表達。他試圖以此傳達一種生命理念：越是面臨死亡，越要珍惜美好的人生。而正是這種“向死而生”的生活態度，造就了一種嶄新的人類精神。薄伽丘書寫災難而不言悲傷的創作方法，也在此后的喬叟、莎士比亞、莫里哀、萊辛等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繼承和發揚。

在災難面前，愛情總是迸發出絢麗奪目的光彩。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在《霍亂時期的愛情》中，以霍亂中的哥倫比亞為背景，寫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愛的故事，在五十年的時間跨度中，幾乎窮盡了所有愛情的可能性，幸福的愛情，貧窮的愛情，高尚的愛情……透過這些愛情故事，馬爾克斯向我們展現了波瀾壯闊的歷史圖景。

法國當代作家讓·吉奧諾被改編成同名電影而產生廣泛影響的小說《屋頂上的輕騎兵》，同樣講述一個災難背景下的愛情傳奇。故事發生在十八世紀法國南部的村鎮，安哲羅是一個逃亡的意大利輕騎兵上校，當他來到法國南部時，正逢一場蔓延的霍亂，也邂逅了一位高貴美麗的法國少婦波林拉，兩人開始了千里同行的旅途，途中漸漸滋生微妙的情愫。盡管出于高度的自制力，兩人之間的感情發展并沒有如讀者期望的那樣驚心動魄，但安哲羅在災難與愛情面前表現出的精神高度卻不能不讓讀者為之動容。

英國作家毛姆在小說《面紗》里，寫了災難讓迷途的愛情得以返航的故事。小說以女主角吉蒂開篇，為了逃離當時倫敦浮華卻又空虛的社交圈，吉蒂接受了沉默寡言的醫生沃特·費恩的求婚。費恩在把吉蒂帶到上海后，便迅速投入到了細菌學研究中去，但吉蒂和已婚男子查理·唐森發生了婚外情。費恩發現后，為了報復，也為了重整自己的生活，決定孤注一擲，帶著吉蒂遠走霍亂肆虐的偏遠城鎮。費恩慢慢協助控制了當地的疫情，吉蒂則開始在一家由法國修女住持的修道院兼醫院中做義工，并逐漸找回了生活的勇氣和意義。

似乎是對毛姆的致敬，英國作家維多利亞·希斯洛普在處女作《島》里，以英國女孩阿麗克西斯對其母親家族淵源的探尋為引子，講述了佩特基斯家族祖孫三代人對抗麻風病侵襲的故事。希臘克里特島和斯皮納龍格島上，以佩特基斯家族為代表，第一代伊蓮妮的生活被麻風病摧毀，第二代瑪麗婭的生活被毀而又重生，愛情被毀而又重生，第三代的索菲亞最終在女兒的牽引下回歸家鄉，到第四代阿麗克西斯從上代人的故事中獲得啟發，重回自我。由絕望到希望，由痛苦到光明，一步步前行、尋找，直到重獲新生。“島”就是悲涼生活中的希望，是污穢之地的鮮花，而澆灌、滋養這朵鮮花的，是溫暖、博大的人性之愛。

德國作家克萊斯特寫于1807年的《智利地震》則傳達出更為復雜的人生況味。故事發生在1647年，智利首都圣地亞哥發生了一場毀滅性的大地震，葉羅尼模是一個清貧的西班牙青年，在一戶有錢有勢的人家做家庭教師。這戶人家的女兒何塞法愛上了他，卻遭到父親的堅決反對。父親一氣之下把女兒送進修道院。事與愿違，修道院寂靜的園林反而給倆人提供了更優美的幽會場所。何塞法意外懷孕后終被發現，被判火刑，之后改為斬首，葉羅尼模被關進監獄。就在何塞法即將被行刑的危急時刻，地震發生，葉羅尼模僥幸逃生，碰到同樣從刑場逃出的何塞法，他們在樹林里過了一段幸福的日子，之后巧遇城防司令官的兒子費爾南多一家。但這對情侶最終沒能躲過人為的災難，盡管有費爾南多的誓死守護，他們最終慘死于地震災難中幸存的公眾暴力，只留下劫后余生的“罪孽之子”生存于世。

科學幻想反思人類文明進程

人類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是科幻小說熱衷表現的題材。與純文學作品凸顯人類在災難面前的人性表現不同，科幻小說家熱衷于在技術與人性的生死較量中，對人類自身的行為作深刻的反思。他們力圖通過寫作告訴人們：自然災害并不可怕，需要警惕的是潛藏在人性深處的邪惡欲望本身。

英國科幻小說家約翰·溫德姆出版于1951年的小說《三尖樹時代》就包含了這樣哲理性的思考。小說主人公比爾·馬森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眼睛受傷。當他的眼睛痊愈、揭開紗布時，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因為一場奇特的流星雨而變成了瞎子。在目睹了失明者瘋狂而絕望的慘狀之后，馬森加入了少數未失明者組成的團體。他們決定逃離混亂不堪的城市，進入鄉村，展開全新的生活。但此時，常見的產油植物三尖樹卻獲得了智能和行動能力，開始了對幸存者的捕殺……

生活在狹窄的島嶼，日本作家危機意識極強，對災難也更敏感。1973年，被稱為“日本科幻推土機”的小松左京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日本沉沒》。在小說中，日本海溝出現大量泥團，關東大地震造成二百多萬人死亡，富士山也重新爆發。地質學家田所博士預言了更為可怕的災難:兩年之內，日本列島將沉入地下。最后的時刻終于來到了，巨大的海嘯沖入陸地，日本列島沉沒了。小說在“未來在哪里？新的生活該如何繼續？”的自問中戛然而止。

美國作家詹姆斯·鮑里克的《海變》則講述了這么一個故事：太平洋西北部海岸，人們在水中或岸上莫名其妙地死去。海洋微生物學家加納前往調查，初步推測海水中可能含有有毒微生物。目睹過多起慘劇的大夫艾莉挺身而出，協助加納找到了殺人真兇：真核雙鞭甲藻，一種繁殖迅速的致命微生物。形勢危急，真核雙鞭甲藻已集結成大片菌落，漂在水面，散發著毒霧，所到之處生靈涂炭。即將到來的超強風暴極有可能將其吹向海岸，直抵西雅圖。一場毀滅性的災難近在眼前，加納被歷史性地推到一場驚天動地的細菌殲滅戰的中心，去承擔那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與此相仿，義無反顧投入到災難調查中，為歷史和時代留下見證，更是非虛構文學寫作者需要肩負的責任。在這方面，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寫作《切爾諾貝利的悲鳴》的過程，無疑有著典范性意義。1986年4月26日，前蘇聯治下的烏克蘭境內，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爆炸，上萬平民因放射性物質長期受到感染或致命，數萬畝土地被污染。事故發生后十年，阿列克謝耶維奇冒著核輻射危險，深入事故發生現場，歷時數年訪問超過500位幸存者，用普通個體的聲音拼貼出時代的全景，寫下這部人類的啟示錄。

事實上，在記錄和書寫災難上，非虛構文學從來不曾缺席，缺的是具有較高水準的經典著作。美國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頓、勞里·加勒特關于疾病災變的書寫，頗具文學性和可讀性。有評論說，普雷斯頓在《血疫：埃博拉的故事》里對病發過程紀錄片式的描述，讓每個字都像埃博拉病毒一樣瘆人。埃博拉的故事，不僅僅是一種病毒的歷史，也是人類數千年來對抗瘟疫的當代縮影。

在20世紀上半葉，人類已經克服了駭人聽聞的黑死病、肺結核、流感等傳染病，以致于科學家們斷言人類已經可以利用藥物和疫苗擊敗幾乎所有瘟疫。但事實是，此后玻利維亞出血熱、巴西腦膜炎、埃博拉、軍團癥乃至艾滋病等種種新的傳染病不斷出現。加勒特的《逼近的瘟疫》，正是對20世紀下半葉各類傳染疾病爆發的描述。她講述了傳染病暴發的恐怖，也寫出了科學家抗爭搏斗的努力。而作為擁有斯坦福大學細菌與免疫學博士學位的資深科學記者，加勒特的這本書更是用偵探小說一般的筆法，將嚴肅的科學知識寫得抽絲剝繭、扣人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