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訪談》 全套六冊 中信出版社

20世紀孕育了有史以來最多的文學大師。

海明威、博爾赫斯、馬爾克斯、波拉尼奧、馮內古特……對于這些20世紀文學繞不過去的名字，他們是怎么走上文學之路的，他們的人生有怎樣傳奇的經歷，他們的那些杰作是怎么寫就的，他們私下里都有怎樣的生活習慣，他們會讀其他作家的書嗎，對其他同行又有著怎樣的評價，我們曾有無數的問題想問。

所幸的是，這些問題有人已經替我們問過了，并且得到了作家本人在有生之年所作出的真實、明確的答復。這些訪談錄，如今讀來，即使只有文字，依舊仿佛能感受到他們說話的語調、聲音，以及聲音背后坦誠的內心。

“最后的訪談”系列叢書選取了六位從不同方面定義了20世紀的作家，匯集了《巴黎評論》《大西洋月刊》等世界知名媒體對他們生前最后的訪談。他們中有兩位（海明威和馬爾克斯）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有粉絲過億的，有結過四次婚的，也有40多歲才開始寫小說的……這些訪談中記錄了他們對于生命、創作、愛與死亡的理解，時至今日再來看，每一篇似乎都是他們對這世界最后的告白。

海明威

如果你老是問些老套的問題，得到的就永遠是老套的回答

海明威在其中一次訪談里談到：“我的每部作品背后都有一個女人”。雖然他在《老人與海》中塑造了最經典的硬漢形象，但他一生的情感經歷復雜，結過四次婚，62歲時死于那支陪伴自己多年的12毫米口徑雙管獵槍：他將它擦得锃亮，而后裝上子彈，倒轉槍身，扣動了扳機……

他筆下的愛情故事里，男人都在孤軍奮戰，即使與女人有任何瓜葛，最終還是要分離。“即便一個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該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該使自己陷入那種境地。”或許在他眼里，最好的愛情都是因為短暫才得以永恒。

1939年到1960年，海明威生活在古巴。他將此稱作為“命運歸宿的地方”。當時，他住在哈瓦那郊外一座巨大的莊園，為了集中精力寫作，他謝絕了任何訪客。一些記者試圖給他寫信、打電話、托人帶話，都得不到任何回復。有些人就只好徑自找上門去。對這些不速之客，海明威會指出沒得到答復就來“這不對”，但還是“很有禮貌”地讓人進來，喝著咖啡聊上幾句，咖啡喝完訪談也就結束了。書中幾篇“訪談”幾乎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倉促完成。

這本書最精彩的訪談來自《巴黎評論》：在采訪中，海明威幾乎有問必答。因此，我們得以獲取很多他的生活細節。比如：比起伏案，他更喜歡站立寫作，在一張僅一平米大的寫作臺上。他還會在一張寫作進度表上寫下各種數字，比如450、575、1250，數字比較大的時候意味著他的寫作形成了突破，寫得比較順利，那么第二天他就可以出海捕魚來犒勞自己。

當然，對于功課做得不那么扎實的采訪者，海明威脾氣一上來也是分分鐘教人做人。“如果你老是問些老套的問題，得到的就永遠是老套的回答”，這就是他對某知名刊物主編的直言不諱。

博爾赫斯

我寫的東西怎么敢與托馬斯·布朗爵士或是艾默生的巨著為鄰呢？

與時刻保持著“戰斗性”和“對抗”的硬漢完全不同的是，博爾赫斯的訪談給人最大的感覺就是：太謙遜了！如此博學，文學成就如此之高，卻又如此謙卑隨和，每個問題他都會認認真真回答，開玩笑時也會讓你知道他在開玩笑，免得對方當真。

這本訪談錄的第一篇，就是一個叫理查德·伯金的美國大學生和博爾赫斯的對談。1968年，博爾赫斯受邀來到美國劍橋做一場講座。理查德·伯金作為博爾赫斯的鐵粉，得知消息后高興了很久，盤算著要去見一見博爾赫斯本尊。

博爾赫斯并沒有因為對方是個大學生而有任何敷衍和怠慢，反而非常在意對方的感受。訪談才開始15分鐘，他們就聊到了福克納、惠特曼、梅爾維爾、卡夫卡、亨利·詹姆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叔本華。

每隔五分鐘博爾赫斯都會停下來問理查德·伯金：“不會無聊吧？不會失望吧？”盡管博爾赫斯被稱為“作家中的作家”“百科全書式的作家”，但他說自己首先是個讀者，其次才是個作家。他自稱，自己的書房中沒有一本自己寫的書——“我寫的東西怎么敢與托馬斯·布朗爵士或是艾默生的巨著為鄰呢？我只是個無名小卒而已。”“我寫過的書并不能證明什么。它們是最不值一提的。”

博爾赫斯說：“上天賜予我的一大樂趣就是和他人進行關于文學和形而上學的對話。”這種對話對他而言不是辯論，不是獨白，更不是傲慢的說教，而是和他人一起求索真知的過程。在這本《最后的訪談》中，博爾赫斯從他的童年談起，他非常坦誠地談到他的家庭、兒時的閱讀、喜歡的作家……完全可以看成是他的“口述自傳”。對于在他作品中反復出現的迷宮、老虎、鏡子、夢境等主題，都被博爾赫斯一一道出原委。比如說他之所以迷戀老虎，是因為他生來第一眼看見的顏色就是虎皮的金黃，他曾經盯著動物園里的老虎一看就是幾個小時。而他失明前最后能看到的顏色則是黃色。

博爾赫斯在為理查德·伯金的訪談寫的前言中非常坦誠地提到，“理查德·伯金讓我重新認識自己”。原因在于“我一直自認為完成了自我表述，事實上，比起我自己獨處時思考的產物，從他人那兒得到的啟發也許更能讓我眼前一亮”。從中可以洞見，博爾赫斯對他者尊重和始終如一的關注。

波拉尼奧

我為那些頭下夾著一本書睡覺的年輕人所感動，書是世界上最好的枕頭

在這六位作家中，智利詩人、小說家、散文家波拉尼奧是最晚被引進中國的。雖然，他的作品《遙遠的星辰》《荒野偵探》《2666》《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等已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個角落流傳，但在中國知道他名字的人還是很有限。

波拉尼奧曾說，比起成為一名作家，他更喜歡做一名偵探。他告知采訪者，“我是那種可以夜里獨自回到犯罪現場的人，不怕鬼。”

和博爾赫斯一樣，波拉尼奧也是一位生活在閱讀中的作家，或者說是一位書齋型作家。——首先是個讀者，其次才是一位作家。他說，如果給我一座很棒的圖書館，或者一張去度假的火車票，沒有一點疑問，我會選圖書館。有了圖書館，我的旅途將無限延長。

認為閱讀比寫作重要的波拉尼奧，從年輕時就是一位博覽群書的詩人、作家。他對采訪者莫妮卡·瑪麗斯坦坦陳，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梅爾維爾的《白鯨》、科塔薩爾的《跳房子》、圖爾的《笨蛋聯盟》和《博爾赫斯全集》這五部作品幾乎記錄了他的一生。

當然，如果讓他繼續舉例，他應該還會列出布列東的《娜嘉》，卡夫卡的《城堡》和《審判》，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蒂托·利維奧的《羅馬史》，帕斯卡的《思想錄》等等；他小說中的人物也都是詩人和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廣泛的閱讀，讓波拉尼奧養成了刁鉆的文學品味。他口味挑剔，對許多同行的吐槽堪稱毒舌。

他在訪談中評價聶魯達說，“聶魯達就是我在20多歲時假裝出來的樣子：不寫作但像作家一樣生活。聶魯達絕大部分作品都糟糕透頂，有些真的跟傳染病菌似的。但他像一個詩人那樣生活，不僅像一個詩人，他表演得就像一個詩人國王。”

但是，當他的作品遭到別人惡評的時候，他就沒那么淡定了。“最后的訪談”披露了這一點，“每次我讀到有人說我壞話，我就開始哭，我在地板上爬，我抓自己，我無限期停下寫作，我失去食欲，連煙都不怎么抽，我去海邊散步，我問海鷗‘為什么是我，為什么、為什么’？”盡管波拉尼奧說自己幾乎從來沒有考慮過讀者，但他還是很看重讀者對他的書的評論——“簡單地說，讀者本身就感動我了。我為那些頭下夾著一本書睡覺的年輕人所感動，書是世界上最好的枕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