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鮑德溫

在詹姆斯·鮑德溫的諸多作品里，街道都是不可忽視的存在。

小說《桑尼的藍調》里，桑尼轉身朝向窗戶，對哥哥說：“樓底下那里有著所有的仇恨，所有的仇恨、苦難和愛，它沒有將那條街道擊散真是個奇跡。”

散文《下一次將是烈火》

散文《下一次將是烈火》中，鮑德溫回想自己與黑人穆斯林領袖伊萊賈·穆罕默德的告別：“這個和他單獨相處的時刻感覺非常奇特，我們一起面朝著那些鮮活的、暴力的、問題重重的街道。”

作為一名黑人，一名以書寫黑人境遇和種族問題為長的作家，街道在鮑德溫眼里和筆下，遠比它所能看到的、記錄到的更深遠，它所具備的象征意味是白人主導下的美國對黑人群體漫長的壓迫，它現實存在，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是見證者，也是無法開口的承受者。當鮑德溫和他的黑人角色們凝望街道時，這凝望里源源不斷產生的緊張、恐懼和憤怒，成為驅動故事的火藥。他們想要回避，或者鼓起勇氣反抗，最終不得不走上街道，踏入充滿暴力的外部世界。

小說《假如比爾街可以作證》

小說《假如比爾街可以作證》正是這種行為的結果。在這部完成于1973年的小說里，鮑德溫講述了一對黑人青年在街頭相識、相戀，女孩蒂希懷孕之時，男孩范尼被誣告強奸，落入監獄的故事。文字游走在苦難的現實和美好的記憶之間，在記錄蒂希與家人對范尼近乎無望的解救的同時，也寫下戀人遭遇劫難前的戀愛經歷。愛是對抗恐懼的方式，也是鮑德溫救贖這對戀人、完成這部小說的方式。

戀人的相識首先來自一次幼時的暴力行為，蒂希用釘子劃破了范尼的臉，范尼把一口唾沫啐進蒂希嘴里，愛意恰好在這個粗魯、甚至帶有情欲氣息的場景中萌發，回憶起這件事情，蒂希感慨：“我的生活就在那一刻改變了。”之后，兩人從敵人變為朋友，接著是戀人，一直持續到范尼二十二歲，蒂希十九歲。

可以說，這種暴力之中誕生愛的方式并非偶然，在范尼和蒂希漫長的相戀過程中，他們要數次直面來自他們之間和他們之外的暴力。

蒂希把他們生活的紐約看作是世界上最丑、最臟的城市，有最壞的警察，臨近地獄（鮑德溫就出生在紐約哈萊姆區），施加給他們的暴力首先來自這座城市的街道，手里沾血的種族主義者整日游蕩在屋外，踏上街道等于將自己暴露在無形的暴力中。小說中，鮑德溫就塑造了一個名為貝爾，長著紅發、肥胖的白人警察，一次街頭打鬧中，貝爾因為范尼被眾人羞辱，之后將一起強奸案的罪名按在范尼頭上。

有次獨自上街時，蒂希碰到了貝爾，貝爾主動提出幫她拎東西，欺騙她自己不會把范尼怎么樣。蒂希描述自己直視貝爾的眼睛，有種前所未有的感覺：“它非常有力量。它是一種勾引，并且包含著強奸的可能性。它是強奸，強奸中又包含著墮落和復仇：兩者都有。”

在這里，來自街道的暴力被鮑德溫化約為兩種形式。一方面，監獄里的范尼和好友丹尼爾被拷打、強奸，他們遭受的是肉體上直接、強硬的暴力。蒂希面對的則是精神上的暴力，虛偽又隱晦，躲藏在白人警察的話語和承諾背后，卻同樣危險。

除此之外，這對戀人還要受到范尼母親的阻撓。小說里的母親亨利太太是一個“只寬恕自己，無法寬恕別人”的基督教徒，她有著滑稽的外表和呆板的神情，當其他家人都在設法救出范尼時，母親祈求上帝洗刷兒子骯臟的靈魂，詛咒蒂希肚子里的孩子、自己的孫子。

鮑德溫對這個角色的丑化初讀時讓人略感吃驚，背后則跟鮑德溫兒時從教的經歷相關。在繼父的影響下，十四歲的鮑德溫成為當地教會的一名牧師，十七歲時他主動離開教會。散文《下一次將是烈火》中，鮑德溫描述了自己的這段經歷，初入教堂時逐漸累積的內疚和恐懼，偶爾獲得的解脫，在這之中他意識到，這些習俗與儀式的原則不是信仰、希望和寬容，而是通過培養盲目來否認孤單和恐懼。

更能傳達鮑德溫內心的疑惑與失落的來自這個問句：“上帝也是白人。如果他的愛那么偉大，如果他愛他所有的孩子，為什么我們這些黑人被拋下這么遠？為什么？”

小說里，鮑德溫寫亨利太太，寫蒂希幼時見過的一些教徒在她長大后如何死去，或者失心瘋。他寫亨利太太帶著范尼和蒂希第一次進教堂時，狂歡的人群和恐怖的氣息致使這對戀人此后再沒有去過教堂。蒂希回想自己第一次去監獄看范尼：“走上那些臺階、穿過那些大廳時，我覺得就像走進教堂一樣。”

這些角色和情景都來自鮑德溫對宗教的思考，對大多數黑人來說，那不過是自我麻痹的手段，就像貝爾告訴蒂希的安慰話。亨利太太出于對困苦現狀的逃避，放棄了自己與兒子、與丈夫間真實的愛，將自己獻身到對主虛無的愛里，甚至不能稱作愛，而是迷戀，是錯覺，也是暴力，她沒有意識到這種關系如何傷害到自己和周圍的人。

即便遭遇種種危險，白人警察、教徒母親、監獄，范尼和蒂希的戀情始終沒有被擊潰。在獲救的希望變得渺茫時，范尼不再像之前那么沮喪和焦躁，開始正視自己周圍的一切。鮑德溫寫：“他的眼里在腹中凍結了。但是，他已經跳出絕望的海角。他在為他的生命而戰。”戀人依靠彼此愛走到這里，暴力反而將這份愛磨礪得更為堅固。小說之外，或許愛與困境就是一個在交叉中互相遞進的過程，唯有困境才能檢驗愛，就像身處迷霧中的戀人四下里尋找鏡子，太過順暢的，太容易相信的都不是真的，愛只有越過困境才能看到它在戀人臉龐的樣貌。

小說里，蒂希回想自己第一次跟范尼發生關系，這個過程充斥著雙方肉體上的疼痛和撕裂，像是他們相識之后又一次施加給對方的暴力，讓人想起愛德華·蒙克畫作里擁抱在一起的男女，扭曲的肢體，看不清的表情，身體的界限消失在對方身上。也恰恰是在這樣的狀態里，戀人間的愛上升到忘我與純真，他們忘記自己，接著在對方身上看到自己。一如蒂希寫下：“我們是彼此的一部分，我們的肉體是對方的肉體——這意味著我們太篤信對方，從來都沒有想起肉體。”

如果在私人意義上，愛與暴力可以充當彼此有益，或者不可分離的一面，當這兩個詞來到種族層面上，帶給鮑德溫的更多是困惑和抉擇。

1957年，因對美國種族現狀感到失望的鮑德溫從法國重回美國，投入當時火熱的黑人解放運動。他認識了兩位黑人領袖，一位是宣揚以愛對抗暴力，感化白人的馬丁·路德·金，一位是黑人穆斯林組織的接班人馬爾科姆·艾克斯，認為白人是敵人，要求黑人建立自己的國家。

在根據鮑德溫遺作改編的紀錄片《我不是你的黑鬼》里，鮑德溫形容自己是這場運動的旁觀者，馬丁·路德·金和馬爾科姆背道而馳的理念，他都不認可。這也可以回答為什么小說里，將范尼送進監獄的是白人警察，幫助范尼脫罪的律師也是白人。在鮑德溫這里，現實遠比選擇更加復雜。

邁克爾·翁達杰評價鮑德溫是二十世紀藝術家中的圣徒。即便鮑德溫的小說像黑人藍調或是頌歌，簡潔輕盈，字句背負的現實和思緒如此深沉，但“圣徒”一詞，與其說給予了持續書寫種族問題的作家鮑德溫以光環，不如說借這個不存在的光環，讓我們留意作為人、作為黑人的鮑德溫，他放棄宗教幻想，放棄不切實際的選擇，對現實完完全全的接受，寫作為了反抗，也為了接受。

回到小說，蒂希坐在椅子上：“從窗戶外望著這些可怕的街道。”知道自己預產期到了，而范尼還在監獄中。小說結尾，蒂希在臨產時，看到吹著口哨、微笑著的范尼向自己靠近，緊接著變成孩子的啼哭。等待新生，也是在等待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