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第一次見到了日本作家角田光代，當時她在簽售小說《樹屋》，我是粉絲，找她簽名合影。從《三面記事小說》開始，我讀了她不少書，當時我很年輕，對社科議題沒有太多關注，純粹喜歡看好看刺激的女性犯罪小說。角田光代的寫作技巧嫻熟，非常擅長在看似平淡的都會故事中，呈現日本社會里千變萬化的女性處境。尤其是女性之間的交往與角力，因柔性的外觀，和善于偽裝的社會禮儀，等到威脅真正來臨時，會顯出驚人的戲劇性。她筆下的那些故事，會讓我想起童年時候看過的不少電視劇，如《紅蜘蛛》《一場風花雪月的事》，女性角色內心世界的復雜、對于情欲的執著，一反我們對于司愛女神形象的期待，顯露出多元的魅力。角田光代的多部小說作品，如《空中庭院》《對岸的她》《第八日的蟬》都被改編成電影。而她再度引起關注，同樣是因為根據小說《坡道上的家》改編成電視劇的廣泛影響。

年輕的媽媽推著嬰兒車上坡道的場景，其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角田光代的小說中。《沉睡在森林里的魚》開篇就曾提到過相似的畫面，故事說的是一位偏執的母親，得知了別人家的孩子考上了自家孩子落榜的熱門私立小學，心生嫉妒，沖動之下把那個孩子勒死了。《坡道上的家》幾乎是這個主題的重復，說的是一位家庭主婦里沙子，得到機會被選為候補的國民參審員，旁觀了一起年輕媽媽蓄意將女兒溺斃的虐童案。在這個過程中，里沙子因為看到了極其相似的處境和遭遇，對這位罪犯媽媽產生了難以壓制的同情。這一話題，剛好趕上了去年社交媒體上廣泛討論的“母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我再次見到角田光代，是去年在上海書展國際文學周的活動，我們對談“坡道上的女性——角田光代筆下當代女性的困境與救贖”的話題。但我們討論的不只是《坡道上的家》。角田光代在一開始就笑著澄清了，當初她想寫這本書并不是說要為女性發聲，而是想寫出交流的不易，和電視劇的效果不太一樣的。同樣一句話，不同的人說，說者和聽者的不同，會帶來不同的效果，語言的不同，又會引起人際關系的變化。里沙子無法對任何人說清楚身為年輕媽媽內心真實的困惑，細致到奶水不夠多，女兒一點也不可愛，丈夫太忙了，她感到非常孤獨。

小說里有一個細節非常讓人難過，說里沙子第一次見到婆婆，婆婆夸獎兒子是一個溫和又踏實的人，很照顧弟弟，幫了她不少忙，以后就拜托里沙子照顧之類的話。里沙子的丈夫就在一旁事不關己地喝酒。那一刻里沙子內心的感覺十分復雜，一方面她非常羨慕丈夫能如此平靜地面對夸獎（因為她自己的父母并不會在丈夫面前夸獎她），另一方面她感到非常心虛，她不覺得自己能勝任照顧這樣一個互相夸獎的家庭。這種困境與其說是婚姻造成的，不如說是女性在成長過程中低自尊的威力，以文學的方式展現出了浩瀚的、幽暗的內心景觀。里沙子所遭遇的交流困境，根源還是來自于童年。小說里寫，里沙子決定嫁給丈夫，很大一部分原因居然來自于“要是和這個人在一起，或許能建立一個正常，美好的家庭”的猜想，這種猜想的立足點是非常孱弱的，僅僅是她被婆婆夸獎兒子的一種氛圍給說服了。生活顯然不會那樣簡單。里沙子很快就發現了甜美的想象并不牢靠。更重要的是，她對所謂“家庭幸福”的辨識力和建構力非常模糊。她變得越來越能體會“不幸”，甚至與“不幸”產生出依戀。但這種反思并沒有使小說主人公一步一步更走近心靈意義上的幸福。所以，問題又回到了我們讀者這里。到底什么是幸福？

在我們的對談中，我更有興趣的其實是另一本書——《我是紗有美》。小說寫的是一群孩子的回憶，他們記得小時候跟父母在山莊里玩得很開心，突然有一天之后他們不再聚會了，父母都不愿意談論取消聚會的原因。一個個謎題破解之后，他們才發現，原來他們都是人工授精生下來的小孩，可能自己的爸爸并不是真正生物學意義上的爸爸。有一些爸爸沒有辦法面對這樣的事，最終逃跑了，還有一些夫妻千辛萬苦有了孩子之后，婚姻反而不好了，家庭又瓦解了。小說寫得非常先鋒、前沿，有一句話非常動人，“后悔的只有一件事，我太輕看幸福了”。一針見血指出了科技與倫理之間的鴻溝，不一定能簡單地搪塞過去。而“經過精心設計的出生，是否就意味著一帆風順的人生？”這非常嚴酷地拷問著都會年輕父母在子女問題上的遠見。

至此，我們或許可以感受到角田光代在寫作上的雄心。日本資深編輯根本昌夫所作的《小說教室》中，收錄了角田光代與根本昌夫的對談。對談中提到角田光代的一則自述：“我在處女作《幸福的游戲》里描寫了基于個人選擇而成立的模擬家庭，十二年后的《空中庭院》則描寫了另一個毫無選擇余地因血緣關系維持的家庭。我總覺得這兩個作品其實是同樣的小說。也就是說，我花了十二年的時間思考同一件事……《我是紗有美》也是從不同的角度思考相同的事。我先花了十二年描寫沒有血緣關系的家庭。十二年后覺得膩了，開始描寫有血緣的家庭，描寫了血緣后，這次出版《我是紗有美》，寫的也是思考不同形式的家庭。什么是家人？——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

可以說，從《幸福的游戲》開始、到《空中庭園》、再到《我是紗有美》的人工干預生育，角田光代看似是在書寫婦女小說中討論母職、血緣、家庭的話題，本質卻始終是“論幸福”（及何為良好生活）的倫理問題。小說里的“母職”，不過是這種被異化的都會經驗的側影。由于女性獨特的敏銳，經由參與家庭的構建，感受到了新時代的考驗：教養子女若按照他人需要的意義、愛和認同，她們既無法確認自己作為“人”的意義，也無法感受到“完美小孩”與自己情感層面的聯結，這個時候應該怎么辦。這是我所認為的，角田光代小說的意圖：幸福永遠是一條上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