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期的楊憲益、戴乃迭

老年時期的楊憲益、戴乃迭

戴乃迭先生享有“英倫玫瑰、綻放中華”之美譽。她的百年誕辰紀念會近期在魯迅書店召開，紀念活動別有深意。

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在翻譯中國文學上所作出的貢獻難以用言語確切表述。楊憲益先生的英文自傳《白虎星照命》的前言是英國著名漢學家閔福德（John Minford）先生寫的，開頭有這么一段話：“對許多人而言，根本無須對楊憲益作什么介紹。對那些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在研究中國文學領域里掙扎前行的西方人而言，他和戴乃迭早已是活的傳奇。沒有他倆，沒有他倆數(shù)量巨大的翻譯作品，不知道我們這些人怎么能挺得過來。”

魯迅先生也十分重視文學翻譯。茅盾先生在談到外國文學的翻譯時，對魯迅先生在文學翻譯上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從嚴格的思想與藝術的評價出發(fā)，對近代外國文學作了嚴肅與認真的介紹的，則開始于我國新文學運動的先驅(qū)和導師——魯迅。”魯迅先生于1936年為其短篇小說集《吶喊》捷克譯本所作的序言中，寫下了一段廣為引用的話：“自然，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關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卻只有用文藝來溝通。”民心相通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要條件。所以對于今天如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魯迅先生的這一段話富有啟迪意義。

楊憲益、戴乃迭夫婦這對珠聯(lián)璧合的“混合雙打”，曾翻譯過《魯迅選集》《紅樓夢》《儒林外史》等百余種中國文化典籍和文學作品，譯文準確、生動、典雅，成為“所有研究中國文化的西方學者眼中的經(jīng)典”。而楊憲益先生坦言乃迭的貢獻比他大。在翻譯時，他倆更注重文字背后的文化習俗、思想內(nèi)涵，“因為一種文化和另一種文化都有差別”。翻譯上的這種“力透紙背”意識，也就是重視文化的傳播，對于當前我國文化“走出去”具有借鑒意義。他倆享有“翻譯了整個中國”之稱譽，也就實至名歸。

他倆翻譯的魯迅作品，迄今被公認為是最好的版本。魯迅先生地下有知，一定會心存感激的。魯迅先生1936年10月逝世，姚克先生寫下了一副巨幅挽聯(lián)，與斯諾一同署名，敬獻在先生靈前：

魯迅先生不死

譯著尚未成書，驚聞隕星，中國何人領吶喊

先生已經(jīng)作古，痛憶舊友，文壇從此感彷徨

姚莘農(nóng) Edgar Snow 敬挽（姚克原名志伊，字莘農(nóng)）

“譯著尚未成書”，指的是斯諾和姚克編譯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集《活的中國》一書。此書收有《藥》《孔乙己》《祝福》等魯迅先生7篇小說，均為姚克初譯。姚克因翻譯中的問題向魯迅先生求教，魯迅先生熱情地予以回答，并因此成為好友。

我于1965年從上海外語學院畢業(yè)后即在《北京周報》工作，與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同在百萬莊外文局大樓辦公，而且同在一層。那時我已知曉他倆在文學翻譯上的杰出貢獻，且是值得尊重的前輩與值得關注的文字的集合體。后來到中國作協(xié)工作，便有了工作上的接觸，同時愈發(fā)感到，“悅讀”他們的人生故事，又何嘗不是回歸精神原鄉(xiāng)的有效路徑。戴乃迭生前說過：“不同于許多的外國友人，我來中國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學習中國的經(jīng)驗，而是出于我對楊憲益的愛，我兒時在北京的美好記憶，以及我對中國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她由衷地“覺得我有兩個祖國”。他倆在外文局大樓后面的宿舍，以及楊先生晚年那古樸、典雅的小金絲胡同小院，我都有幸登門造訪。他們用一杯威士忌的待客之道猶在記憶。姚克先生所譯《推銷員之死》中有這樣一句譯文：“橫笛吹來幽雅的曲子，訴說著芳草，佳樹和天涯。”

楊憲益、戴乃迪夫婦，及他倆的譯作，就是這幽雅的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