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它”——文學盤點與排行榜

正如斯圖亞特·霍爾所言，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給予事物的意義是我們表征它們的方法。年關歲末，紛至沓來的文學盤點與排行榜無疑是各個平臺用以表征文學的慣用方式，為各類作品賦予了文本之外的各種價值與意義。這種價值與意義或許在于對“經典”的一次體認，誠如青年評論家徐兆正所言，盡管仍然無法確立一種經典的標準，但誰也不會否認文學經典是通過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等活動建構出來的生成之物，指認當代文學的經典，是當代人不應放棄的職責所在。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警惕，業內榜單的大幅度“撞臉”與業外讀者不熟的“面面相覷”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反對中心、崇尚解構、追求平面感的后現代主義似乎與榜單的評選機制等有著天然的裂隙，我們試圖尋找排行榜這一可見事物背后被遮蔽的“不可見”，比如在文化記者沈河西看來，可見的趣味堆積背后遮蔽了批評家共識的破裂，現階段文學排行榜似乎很難真的對何為時代好的文學給出一張眾人首肯的答卷。在編輯走走看來，主觀定性的文學評判方式難以服眾，離開《收獲》后她潛心做了一款AI軟件，試圖借助人工智能量化文學的審美。AI帶來一種全新的視角，然而人類和機器都有缺陷，AI技術時代的文學邊界究竟在哪里，這仍舊是一個值得業內關注、尚待解答的課題。

——主持人 許 瑩

分歧、共識與自說自話

沈河西

沈河西，文化記者，先后供職于澎湃新聞、新京報、南方周末。

在2019年底一個文學排行榜活動的間隙，和一位評委閑聊，出于一個媒體人的自覺，我說，今年來的作家好像咖位沒有去年大。她說，因為2019年頒發茅獎，重量級的長篇文學作品在2018年扎堆出版，因為出早了，大家都忘了。所以會發現，為什么2018年底的文學排行榜更星光熠熠。

還記得2018年的文學排行榜上，出現頻率最高、討論爭議最多的李洱的《應物兄》，而2019年底的各個文學排行榜單，相對沉寂，沒有太多記憶點，好像看過也就看過了。

一到年底，各大文學期刊的文學排行榜撲面而來，看得多了，覺得大部分都大同小異，區別在于這個榜單是否多了幾張新面孔，那個榜單是否又增添了網絡小說或者科幻等新類型；這個榜單是青年評審為主，那個榜單還是老一輩批評家們握有主導權。

我記得在2017年收獲文學排行榜論壇上，何平提到：每年年末這么多文學排行榜，如何體現出自己的個性？據他觀察，在年末數十個文學類排行榜中，由期刊主導的四五家，“基本是同一伙人在干，雖然候選的作品和評出的作品一直在換，但內里的機制和趣味是相似的”，這讓他質疑文學榜單是否真正反映出了文學現場。

而今，這種建立在文學期刊之上的評判體系也在發生著細微的改變。比如一些排行榜開始將視野拓展到傳統文學期刊之外的渠道。在我的印象中，由《收獲》主導的排行榜做得比較好。比如，2018年入選的作品里有部分來自非傳統期刊平臺，像王梆的“英國當代觀察系列”來自《單讀》，《失落的天文臺》來自《讀庫》，短篇小說《北方狩獵》來自豆瓣，而2019年的榜單里的《音樂家》也來自豆瓣。

候選作品的來源渠道拓展了，但不可否認，在絕大多數榜單上，占絕對優勢的還是老面孔，更多時候更像論資排輩，但同時也普遍存在對新鮮面孔和力量的強烈渴望。

除了一定會上榜的當年的知名老作家和如班宇這樣的明星文壇新秀之外，更多時候，在評選時，我從批評家們那里聽到的是分歧遠大于共識。在不同的論壇上都能聽到批評家傳達出一種情緒，幾乎年年如此：我們只是在這個屋子里自說自話。所謂的文學排行榜，更多像是評論家個人趣味的堆積，在這背后，是某種文學共識的破裂。今天，批評界對于哪部作品好，分歧大到了什么程度？我記得一次排行榜活動上，一位老批評家談到一個細節：從本次提名來看，大部分作品都只有一票，反映出提名評委眼中的好作品重合度之低。推出排行榜是為了達成共識，但耐人尋味的現實是，今天的批評家越來越難就某部具體作品達成共識，而這樣的現象在80年代的文學現場是難以想象的。有意思的是，這個文學排行榜的主旨是“通過評論家的共識視野發現大時代里具有大格局、大氣象的作品，推動當代文學健康繁榮發展”。

盡管有特定的語境與標準，對我而言，今天的文學排行榜正在變得越來越私人化，越來越失去其公共的向度，我們越來越難以通過一張排行榜就確信，這是這一年里中國文學最好的作品。

除了上述文學期刊的排行榜評選，我也參加過媒體組織的榜單評選。流程是先由編輯部內部列出初選書單，在討論與刪減后，余下的書目提交文學批評家、研究者，由他們再進行評選。但這個編輯部內部的討論相當隨意，沒有真正有效的討論，基本是個人趣味的呈現。且因為時間和精力的限制，即便是專門做文學報道的媒體人，也只能在一些已經率先得到曝光的作品里挑挑揀揀，而不太可能真正完全憑借自己的閱讀經驗來作出判斷。我所知道最有意思的故事是，一個出版公司的編輯說，某知名媒體在評選年度書單時，找出版社編輯寫推薦語，因為媒體編輯自己沒有讀過自己推選的作品。

置身于一個日益私人化、個人趣味化的文學排行榜現場，會讓我感到些許沮喪：大家在這里自說自話是為了什么呢？作為一名文化記者，每到年末，我也會應邀參加各類文學排行榜的頒獎和論壇現場，這幾乎是一個摧毀職業信心的時刻，我必須誠實地承認，榜單上面的作品我一個都沒有讀過。我不知道除了廣義的文學領域從業者，還有多少人的文學閱讀來自文學期刊。

但是，我必須更要問的是，讀過又如何？那也不過是我的一種私人趣味而已，不值一提。當文學僅僅變成一種私人趣味時，它其實有點無趣。出生得太晚，只能想象戴錦華老師曾談到的“文學”或“文學青年”代表著一種世界觀的年代，那個時候文學指涉的是人道主義。

我也記得在前年的《揚子江評論》文學排行榜活動上，批評家項靜說自己做了幾年好書評選后發現，每次都是社科歷史類的書給她新的刺激，而這樣的刺激文學作品給不了。她講了韓少功1980年代去北京參加作家會議的時候，音樂家協會的人跑到文學會場，那時文學有提供思想的可能性，而且有對其他學科的巨大吸引力，但今天這樣的吸引力已經消失殆盡。

有時我會懷疑年底的文學排行榜是否就是一場小圈子內部的自嗨，甚至與文學本身沒有什么真正的聯系。當然，我也知道，總有一種自命清高的聲音，喜歡用一種憤世嫉俗的語言把中國文壇說得異常不堪，一提到體制內部的文學排行榜、評獎便仿佛只與油膩這樣的詞匯聯系在一起，我認為這樣的說法缺乏對那些用心評選出他們心中的好作品的批評家、活動組織者的基本尊重。自娛自樂還是論資排輩，從一個記者的角度，我自己對于文學排行榜的私人記憶依然不乏下面這樣幾個俏皮瞬間：

一次，是一個文學排行終評活動結束后、還沒到晚飯的間隙，幾個老學者、批評家圍坐在一起開心地打撲克，我固然知道這些老人把持著今天文學主流的評判權力，但那個畫面，還是讓我覺得不失俏皮可愛。還有一次，是一個文學排行榜的晚宴結束后的深夜，一行人乘著冬日的月色，去一個茶館，一位“90后”女作家搶過麥克風來了一首《向天再借五百年》，那一刻，我看到在場的蘇童老師和程永新老師笑得很開心。想到這樣的畫面，我就覺得，我們或許沒有必要把今天的文學排行榜看成一個多么重大的事情，它或許無力擔負促進文學繁榮這樣的沉重使命，也很難真的對何為這個時代好的文學給出一張眾人首肯的答卷，它更像是一個邀約，給已經足夠邊緣小眾化的廣義的文學從業者們一個相聚打氣的機會，讓我們互相認領在這條不算太熱鬧的路途上的同道中人。

一次AI主導的文學排行

走 走

走走，小說家，原《收獲》雜志資深編輯。著有小說《得不到你》《重生》等，現為數字人文跨領域創業者。

年底，各出版社雜志社紛紛推出了以自己評判標準為基礎的文學榜單，僅以《收獲》雜志主辦的“收獲文學榜”和《揚子江評論》主辦的文學榜為例，2019年重復的篇目還是相當不少的，這大概與評選人的審美趨同有一定關系。既然現實生活中充滿了各種打分制的評價體系，為什么不讓AI來試試？所以，文學的審美究竟有沒有可能借助人工智能量化？

技術層面而言，是可以的。比如，在語言上，固然不能說出王安憶和遲子建的句子孰好孰壞，但和諧之美還是有尺度的。美學上的黃金分割比例，應用到文學作品上，其實是句子內在氣息的調和：全部都是長句，或者全部都是短句；大量運用感嘆號的情緒四溢，還是從頭至尾平和到淡漠的句號逗號；大量直接引語形式的割裂性傳統對話，還是通篇法國新小說式的對話全部融入環境、場景，隨意切斷，顯示某種做出來的真實感……內在的各種組合搭配，一來可以通過全文詞頻統計方式將文學風格計量化，二來可以將經典作品建立模型，進行比對。

2017年底，我離開工作了14年的《收獲》雜志社，自己創業。我想做一款軟件，能對文學進行評估，嘗試著把文學評判從主觀定性變成客觀定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軟件開發過程中，結合了面部表情分析（愉快、悲傷、厭惡、憤怒等）、深度神經網絡算法、心理學、語言學和計算機學等諸多學科知識，通過量化手段來研究文學的規律。

一方面，軟件可以對某種純客觀的審美觀察并進行量化，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對讀者審美反應或審美評價進行量化，最后形成美學量化原則，指導功利意義上的審美創造。

機器的深度學習，它看見的其實是所有藝術中蘊含的數學原理，生活的絕大多數都可以被量化，那么文學之美，為什么不能被量化呢？庫爾特·馮內古特于1965年向芝加哥大學提交了一篇分析《灰姑娘》等經典故事基本套路的論文。為了分析《灰姑娘》的情感曲線，他自制了一個圖表，X軸代表故事的時間軸，Y軸則代表故事的主人公經歷的好運和厄運。最終，《灰姑娘》圖表上的曲線成階梯狀上下起伏。“亞當與夏娃的故事，它的曲線簡直就是《灰姑娘》的鏡面反射。”不過，這篇論文當時因為樣本有限被學校拒絕了。但這倒啟發了我。

經過研究后，我發現，所有文學作品，基本逃不出9種曲線。以2018年3月29日發布的“中國網絡文學20年20部優秀作品”為例，經過分析研究，有四種曲線，以《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為代表的W型；以《悟空傳》為代表的N型；以《盤龍》為代表的V型；以《神墓》為代表的M型；以《明朝那些事兒》為代表的倒N型。由于榜單中缺乏其他四種曲線，我選擇起點中文網其他打榜完結網文進行補充，還存在倒V型、接近于一型、爽文/一路向上型、喪文/一路向下型等。

2019年我和《思南文學選刊》合作，讓“一葉故事薈”為20本文學雜志2018年刊發的全部771部短篇小說打分，先從各家雜志中挑選出3篇作品，再進行綜合排名。首先從最基本的情節入手，情節的起伏經過快速傅立葉變換處理，整體呈現出一定的周期性特征。這個周期性特征，也許就是霍金一直尋找的萬物理論：一個統一的、簡單的、優美的公式。AI評價小說的標準——在軟件這里，正是這個公式的優美度，即小說敘事曲線的優美度。其他分析的維度還包括小說的主題、情節、人物，以及有關小說風格和設置的各種變量。

截至2019年1月20日，它的最愛讀物始終是莫言的《等待摩西》。1月21日周一下午2：53，副主編黃德海又要來了參與此次評選的最后兩本雜志《鴨綠江》和《小說界》，新增80部短篇小說。晚上7：20，有趣的事情發生了。它最終選出的年度短篇是陳楸帆發表于《小說界》的《出神狀態》。出于好奇，我打開了這篇小說。小說結尾有這樣一個注：帶*號楷體字部分為AI程序通過深度學習作者風格創作而成，未經人工修改。

一個AI何以從771部小說中，準確指認出另一個AI的身影？這是我未曾意料到的，看來AI的評判體系里，一樣也有“機情世故”的考量。

AI的學習方式與大腦類似，即通過例子來學習，然后使用概率模型來解決問題。也許這不再是算法的問題，而是一個預測的問題。這本雜志下一部即將刊登的小說將會符合怎樣的特征，才能讓它融入這本雜志？這種預測的準確性自然需要大量的學習而改進。

后來我們又合作了中篇榜。評選中篇榜時，算法工程師團隊使用了影視改編適合度的曲線判斷算法，對2018年全國16本文學雜志共236部中篇進行了掃讀，每本雜志選出一篇最高分作品，再進行整體排序，得分最高的是發表于《大家》第3期凌嵐的《冰》。經過分析后發現中篇里W型故事占絕對主導。W型一定是個結尾有所光明指向的故事，故事初期主角略有被動，但結局會樂觀暖人心。情節在全文尺度上起伏均勻對稱，節奏感強。曲線類型或許和故事題材關系不大。

究竟是什么決定了曲線的不同？故事驅動元素不同，則曲線走向不同。在主線為愛情元素的故事中，N型常表現為有情人終有所得。以愛情故事為例，N型表現“男女主角見面相愛——戰勝困難——最終走到一起”，人物最終會走向成熟。而“歷經重重困難，終于領悟到生活的意義和愛情的真諦，勇敢追尋自己的內心，尋回真愛，收獲愛與信仰”，也符合N型敘事規律。

倒N型則往往蘊含了主角的重生性，但這種重生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往往用來塑造帶有悲劇氣質的英雄人物形象。一個滿身創傷的人物，固然取得了最后的勝利，這樣的勝利帶來的成就感卻讓人一點都自豪不起來。

如果說W型往往以團圓結束，M型則經常以悲劇收尾。M型簡而言之就是“求之而不得”。青春敘事里這樣的故事很多，寫的往往是一場少年人生的求不得與放不下。V型敘事的精妙在于線性聯系的阻礙一層復一層，當然，最終是邪不壓正。至于倒V，其實就是翻越大山回到起點，這種敘事模型往往蘊含著主角對外部世界內心世界的探險。

在上述16本刊物中，《天涯》《青年作家》《野草》《延河》的敘事走向更為沉郁。

2019年8月16日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揭曉，5部作品獲獎。8月17日我發了個朋友圈，貼出5部得獎作品的情節曲線，并坦言：其中影視改編系數最高的是《主角》（0.7934，滿分為1），其次是《人世間》（0.7611）。“這兩部肯定已經賣出影視版權”，后來從朋友處證實，《主角》系張藝謀團隊購買，《人世間》系騰訊影業購買。

接下來，這樣的探索還會繼續。人類和機器都有缺點，而人機合作最大的好處是節省時間，能克服人類在速度、注意力、先入為主、自身喜好等方面的局限。與此同時，人類也面臨著人工智能機器帶來的巨大挑戰，比如如何認識人類在這些判斷之下的位置，如何在AI高速發展的時候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如何理解甚至參與創造AI的寫作倫理……

事實上，如果評委們愿意，我們完全可以嘗試一下這樣一個閱讀榜：每個評委在閱讀小說時允許攝像頭實時錄下自己的表情，計算機可分析出每位評委在閱讀故事時的情緒起伏，由此判定究竟是哪些小說真正打動了他們。是的，真正打動。如果文學離開了人類真實的情感，再多的榜又有何意義呢？

排行榜與文學經典的生成

徐兆正

徐兆正，青年批評家。哲學碩士，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在讀博士。

最近幾年，時逢年初或年底，總會有大大小小的文學排行榜出現，為過去一年的文學創作進行一番總結。自從文學“失卻轟動效應以后”，涵蓋各種排行榜的文學評獎就成了當代文學少有的幾種現象之一。筆者無意在此討論價值問題，而借由這種現象，窺見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問題。

一般而言，人們通常會根據對文學作品的不同看法，將不同論者劃分出兩個陣營。第一個陣營認為文學是由某種語言編織的、“交織著多層意義和關系的一個極其復雜的組合體”（韋勒克），因此只要這種語言還存在或者仍被人們所理解，那么文學經典就會超越時間，成為所有世代人類的共同財富；今天的讀者不僅可以理解昨天出版的小說，也完全能夠理解一部16世紀戲劇的情感。第二個陣營認為語言本身是歷史的結晶，歷史可以落實在具體的社會個體上。既然每一個個體都存在著性別、種族、階層的身份差異，那么也就不存在一種永恒不變的人性與一種清白無辜的閱讀。這一沖突讓人聯想到哈羅德·布魯姆發動的那三次“戰爭”：抵制“解構主義”對文學傳統的消解，抵制文學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泛化，抵制通俗文學向經典文學的泛濫。布魯姆強調的是個人才能（也就是相信一種當代經典的可能性），為此他才提出了一條由影響、焦慮、誤讀這三個關鍵詞鋪就的經典化路徑。

在布魯姆這里，影響即是“傳統”，而且顯然也是他將古希臘羅馬中的“競爭”觀念引入之后的變形。在競爭的意義上，“傳統”就演變為一種后世作家為前輩大師施加給他們“影響”而深感“焦慮”的過程。“誤讀”則是后世作家選擇的策略，唯其如此，他們的原創性才能從“焦慮”以及前輩投下的陰影中脫穎而出。正因為這種差異，布魯姆在《西方正典》的附錄《經典書目》中為作為混亂時代的20世紀留下了最多的篇幅。

簡單地說，關于經典看法迥然有別的那兩個陣營，與其說他們是在爭執一個“當下經典是否可能”的問題，還不如說他們是在對既成的文學經典持何種看法上截然對立，譬如是否可以在堅持文化理論的前提下將莎士比亞的戲劇處理成一卷16世紀的英國社會卷宗，是否應當讓文學就此成為社會學與歷史學的附庸以及現實的癥候。也因為此，我們有必要意識到它們的對立不是在肯定或否認當下經典的可能性，即使是其中最極端者，也不會否認文學經典是通過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等活動建構出來的生成之物。

在亞里士多德時代，文學僅僅意指詩歌形式的史詩和戲劇，而到了后亞里士多德時代，其內涵一變為散文形式的小說、戲劇與抒情詩。經典的內涵同樣變動不居，每一個時代都必然會誕生屬于它自己的經典，新的經典又會同舊的經典重新結構出一個經典的秩序。然而問題至此并未解決：既然當代經典有賴于當代人的建構，那么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究竟應該操持何種標準？將這一問題放在中國語境加以觀照，也就是筆者在本文開篇提出的問題。

現當代意義上的經典是以打破古典文化體系為前提，啟蒙與革命有著一樣現實的色彩，因此作為現代文學內在要求的革命或啟蒙便共同壓倒了無功利性質的審美。換言之，由于文學分享了國家現代性的百年焦慮，那種以整體審美為圭臬的經典秩序始終未能落成。1985年也許是一個例外，這一時期通過“回到文學本身”的理論號召與創作實績，一個普遍意義上的現代經典秩序暫時被確立起來。

不過，如今看來，1985年所確立的經典秩序同樣不是以整體審美為法度的秩序。由于這一時期的作品僅僅流于形式策略，這種形式的游戲又很快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重新洗牌，文學開始進入市場，成為待價而沽的商品。建構經典的標準看起來離整體審美的法度更加遙遠。如果我們將這種困境同上文所說的兩個陣營的沖突加以比較，就會知道他們是在爭執是否要去解構那些傳統經典（不僅在文學研究中如此，文學創作里的后現代主義混淆高雅與通俗文類，嘗試對經典文本加以戲仿亦然），而在我們，則是經典的標準仍然無法確立，或依據絕對意義上的原創性與間隔性，徑直否認一種當代經典的存在。正因為仍然無法確立一種經典的標準，在此才顯示出去指認一種經典的必要。盡管說到底這種標準又無法由批評家與文學研究者提供，它只能由作者和藝術家來確立。文學批評所能做的，只是事后的一份描述與指認工作。從這一點來看，文學排行榜做的事情，借用洪子誠先生的看法，也就是“提出了思想秩序和藝術秩序確立的范本”，而它能夠幫助我們形成一個文化序列，并且左右一個時期的文學走向。批評這件事情很容易，但放棄作為當代人的職責同樣輕而易舉。

福樓拜曾在1854年的一封信箋中感嘆：“現今已無時尚可言，因為沒有權威，沒有規則。過去還能知道誰在推動時尚，而且每種時尚都有一種含義。現在卻是無政府狀態，人人都可隨心所欲。也許從中能產生新的秩序。這種無政府狀態是當代的歷史趨勢。曾經有過羅曼史、哥特式、蓬巴杜爾式、文藝復興式，各種時式至少風光30年，而所有這一切究竟都留下一點東西。”事實上，就在他寫下這段話的3年之后，法國的文學經典標準即確立于《包法利夫人》一書。我覺得人們恰也可以這么看待當代文學。讓我們保持樂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