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相對于火爆的網絡文學，曾經風光無限的嚴肅文學處境著實有些尷尬。每當歲末年初，媒體都會例行評點文壇的收獲和動向，解讀文學界危機四伏的現狀。文學界，特別是文學期刊界，一些主編們更是憂心忡忡。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先鋒文學式微以來，我們的期刊主編們憂慮的問題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從“先鋒”之后文學將走向何方，到文學期刊的改制，到如何應對網絡文學來勢洶洶的沖擊，到如何避免文學的進一步邊緣化，再到現在的如何與新媒體結合等等。

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信息傳播空前便捷。在一些文學論壇上，主編們近期的憂慮，主要集中于文學該如何與新媒體相結合這個話題。文學期刊目前最主要的傳播途徑，還是郵局發行，對作家、作品的推介，也僅限于官方微博、微信公眾號。由于文學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影響有限，微信、微博的推介有效性還不盡理想，主編們的擔憂也是其來有自。

文學的承載和傳播，從竹簡木牘時代，到造紙印刷時代，到信息時代，到現在的移動互聯網時代，技術是有代際更替的。現在的更替速度更是驚人，連火爆的網絡文學網站都在感慨他們已經是傳統企業了。面對這樣的變化，整個文學界一時都有些眼花繚亂，都在強調與新媒體的融合，但文學的傳承和發展是超越代際的，將來也一定是。新媒體不是洪水猛獸，跟文學不是對立關系。整個文學場域，變化的是承載和傳播的技術、方式，而不是文學本身。但在這樣的代際更迭時期，文學界不能無動于衷，而是要適應新的傳播方式，以避免與讀者失去聯系。傳統的發行方式與新媒體的傳播方式會共存很長時間，但新媒體終將取代郵局訂閱，就像古人自從可以在紙張上閱讀文章之后，就會漸漸放棄竹簡一樣。如果我們一直固守紙質媒介，對新媒體缺乏應有的重視，將會丟失大批的青年讀者。因為他們已經養成了電子屏閱讀的習慣，他們獲取文學作品的方式也都是通過互聯網。所以，我們需要利用新的傳播方式尋找新的讀者。

不僅中國的文學期刊主編，就連世界上最知名的文學機構——諾貝爾文學獎官方——也在擔憂因囿于傳統而被全球主流媒體忽略。相比以往的諾獎頒獎活動，為了提振諾獎的形象以及提高新媒體傳播效應，諾獎官方近兩年采取了多種措施，包括更新諾獎視覺字體，新媒體視覺設計，以及將頒獎活動豐富延展到一周時長等等。

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空前發達的時代，人們的娛樂消費也遠遠超越了以往任何時代。電影、電視、游戲、網絡社交，這些娛樂形式占據了每個人一天中大部分的閑暇時間，很難再擠出時間留給文學了。文學也更難成為人們交流的主要話題。考量社會發展趨勢，文學的邊緣化應該是今后的常態，哪怕世界最頂級的文學事件諾貝爾文學獎的開獎，也僅能引起媒體一到數日的關注。所以，文學的生存與發展，需要與國家的財政機制掛鉤。皮埃爾·布爾迪厄曾說：“凡是提供‘高級文化’的機構，只有靠國家資助才能生存，這是一個違背市場規律的例外，而只有國家的干預才能使這個例外成為可能，只有國家才有能力維持一種沒有市場的文化。我們不能讓文化生產依賴于市場的偶然性或者資助者的興致。”基于這樣的觀點，黃發有在一篇論述文學期刊改制的著述中也說，高度市場化的西方世界尚且如此，在中國“依賴于市場的偶然性或者資助者的興致”辦文學期刊，其難度可想而知。因此，把文學期刊完全推向市場，讓其自生自滅，并不合理，評價體系也不應該把暢銷與否作為衡量期刊價值的最高標準，國家應該選拔其中有特殊人文價值但缺乏市場前景的期刊，給予資助，維持那種能夠成為民族文化積累的“沒有市場”的文學。

實際上，近些年，國內大部分文學期刊也都得到了國家財政支持，生存條件大為改善。目前存在的只是與網絡文學火熱的在線場景和豐厚的經濟收益相比較形成的巨大落差。

從新文化運動開始，中國具有現代意義的寫作也就100年時間。縱觀這100年，嚴肅文學的處境在大部分時間都與當下相似。一些文獻資料經常會提到，魯迅的母親魯瑞雖然愛讀書，卻不太喜歡看魯迅的小說，她愛看的是張恨水的小說。張恨水每有新作出版，孝順的魯迅都會在第一時間買來送給母親。母親問魯迅為什么不寫張恨水那樣的作品，魯迅的回答很淡然：我寫我的。這個淡然的回答有太多解讀的空間，還有魯迅的理想主義和堅定的自信。其實這也是中國文學沒有丟失的傳統，這個傳統在當下很多作家身上都可以找到。《長江文藝》2018年第12期發表了姚鄂梅的短篇小說《舊姑娘》，雜志的微信公眾號推出后，第一時間被一個情感類的微信公眾號改頭換面成了《一個媽媽在癌癥之后這樣安排她的女兒，這才是女人！》，除了標題，內文一字未改，兩天時間點擊量10萬+，讀者的留言更是目不暇接。文學作品成了雞湯文的藍本。雞湯文比姚鄂梅的小說更有轟動效應，經濟收益也更為可觀，但此事之后，姚鄂梅的寫作路徑沒有發生任何改變。你火你的，我寫我的。當然，我們也由此看到了當下文學的傳播困局。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文學場域的外部環境不斷變化，雖論爭不斷，文學理論與批評界也一直比較從容。比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對于先鋒文學不遺余力的推介，以及關于“純文學”的論爭等等，現在看來，雖有很大的局限性，但那種與商業文化相對抗的文學觀，以及誓死捍衛將文學當作一門純粹的藝術的執著和自信，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文學期刊界的情況則要復雜得多，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些期刊為了走出困境，紛紛改弦易轍，想當然地認為只要降低品位，走時尚和通俗路線，期刊就一定能大紅大紫。結局肯定是事與愿違，還遭到了“文學的自殺”的激烈批評。經過二十多年的摸索，很多“走出去”的文學期刊又重新回歸本位。

在缺乏思辨性、反思精神和理想情懷，缺乏鑒賞能力成為社會普遍現象的時候，我們的堅守顯得更具有價值。如果我們不能讓當下文學處于應有的思想深度和審美高度，長期只有高原沒有高峰，甚至連高原都不多見，多年以后，當整個社會已經非常富足，追求充實的精神生活成為社會潮流之時，再回望今日，那將是這個陣地上的戰士的失職，也將令當下的文學蒙羞。

陣地需要堅守，但觀念更需要與時俱進。文學的發展一定要適應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落后于時代和社會，落后于大眾總體審美高度的文學，必將被淘汰。就如同在政治經濟學語境中，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一樣。當下文學與科技，與其他藝術門類的互動越來越頻繁。新的思潮，新的文學形式在不斷醞釀，等待合適的時機破繭成蝶。開放、包容、多元，將是今后文學的基本格局。面對新的動向，我們今年也開設了新的欄目：銳青年、幻想客。

作家、文學期刊（文藝出版社、報紙文學副刊）、文學理論與批評家，再到讀者，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文學生態系統。在一個大體健康的生態系統里，即使處于社會的邊緣，文學也能生機勃勃，站到藝術之河的潮頭。縱觀100年的現當代文學史，文學生態系統內部總有一種通過內生動力推動的持續自我更新甚至自我革命的能力。

不變的是陣地，是初心，只有不變，才會有當下文學的尊嚴；變的是思想和文學的形式，只有變，才能獲得重生和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