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爾泰斯

匈牙利文學譯介歷史回顧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匈牙利即與我國建立外交關系。建交后，兩國友好關系全面發展，領導人互訪等各種形式的往來密切，各領域合作不斷加強，兩國人民的友誼進一步加深，雙方在國際事務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受到當時的文化策略導向，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里，我們主要譯介能夠體現民族斗爭意識的無產階級作家的作品。這其中，最多的要數匈牙利民族主義代表詩人裴多菲。

早在1907年，魯迅就將裴多菲同拜倫、雪萊、普希金等大作家相提并論，并稱他為“立意在反抗，旨歸在動作”、“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隨順舊俗，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于天下”。從上世紀二三十年起直到21世紀初，中國對裴多菲的研究從未停止。50年代開始，國內譯介了一大批匈牙利無產階級作家的作品，包括費雷斯·彼得的《考驗》（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納吉·山多爾的《和解》（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約卡伊·莫爾的《金人》《鐵石心腸人的兒女》（作家出版社，1953年）、《黃薔薇》（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此外，我國譯介的國際主義戰士和無產階級作家查爾卡·馬特的《查爾卡小說選》收錄了三類作品：描寫帝國主義戰爭、描寫蘇聯國內戰爭以及揭露匈牙利社會民主黨本質的作品。另一位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國際主義戰士伊雷什·貝拉的兩部作品《祖國的光復》和《蒂薩河在燃燒》則分別由俄文和德文轉譯?，F如今，當我們回望歷史時不難發現，當時特定的國際形勢和意識形態背景很大程度上影響譯介匈牙利文學時的選擇，同樣，當時中國了解到的匈牙利文學也不全面。這一時期的匈牙利文學譯介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大多通過其他語言轉譯；二是選擇作品傾向性突出。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

1976年之后，經過了10多年的沉寂，對西歐與北美文學的譯介日漸成為外國文學譯介的主流，中東歐文學的譯介傳統也很快得以恢復。這其中，有一批作品是經典重譯，比如興萬生譯的《裴多菲文集》。另外，選譯文學作品集的趨勢日漸明顯，收錄有匈牙利文學作品的集子有《東歐短篇小說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東歐短篇小說選》（馮植生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匈牙利民間故事選》（孫小芬編譯，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匈牙利現代小說選》（德里·蒂博爾著，外國文學出版社，1984年）、《神秘的王后：匈牙利民間故事》（徐汝舟編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東歐劇變后，我國對東歐文學的譯介面臨許多的挑戰，東歐文學的譯介和研究曾一度走向沒落，最顯明的例子便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東歐文學室解散，這個曾經人丁興旺、業績輝煌的團隊建制不復存在；再加上出版行業的過度市場化，無法盈利的東歐文學作品最終沒有逃過被邊緣化的命運。然而，即便如此，東歐文學的翻譯和研究仍在進行，只是動作放緩了些，經過時間的積累和打磨，最終呈現出系列成規模體系的翻譯和研究成果。收錄有匈牙利文學的成果有：《世界反法西斯文學書系》中的“捷克—匈牙利”卷、《世界短篇小說精品文庫·東歐卷》《世界經典戲劇全集·東歐卷》《世界經典散文新編·東歐卷》《東歐國家經典散文》以及《祖國母親愛情：匈牙利著名詩人詩選》等。

新世紀以來匈牙利文學在中國的譯介

進入21世紀后，隨著凱爾泰斯·伊姆雷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匈牙利文學在中國逐漸受到重視。如果說中國讀者通過裴多菲的《自由與愛情》認識了匈牙利文學，那么，閱讀凱爾泰斯·伊姆雷才讓中國讀者真正地靠近匈牙利文學。凱爾泰斯的諾獎授獎辭稱，他的作品“以個體的脆弱體驗反抗歷史的野蠻強權”。裴多菲和凱爾泰斯，一位是捐軀沙場的民族烈士，另一位則是看透了“屈從即生存”的弱勢公民，遙遙相隔一個世紀，雖然他們的生活年代、個體經歷、創作內容都不一樣，但兩人的創作主旨卻是相同的——那就是反抗強權，這也是匈牙利文學史的精神寫照。

艾斯特哈茲·彼得

2002年，當瑞典學院宣布凱爾泰斯獲得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時，全中國幾乎沒有人知道誰是凱爾泰斯，這個在此之前從未走入過中國人視野的作家，激起了所有文學愛好者和研究者的好奇。不過，人們迅速行動起來，2002年底時，對凱爾泰斯的介紹便逐漸展開?！妒澜缥膶W》2002年第6期率先公布了凱爾泰斯獲獎的簡訊，隨后，高興在《外國文學動態》2002年第6期撰文介紹了作家的生平以及他的幾部重要著作。凱爾泰斯獲獎，讓中國讀者的目光重新聚集到匈牙利文學。匈牙利著名文學評論家瑟雷尼曾說：“以前我們的文學旗幟上寫著裴多菲的名字，現在什么人也沒有了。”這話雖有夸張的成分，但不得不承認，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匈牙利確實沒有再出現像捷克的昆德拉、波蘭的米沃什那樣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作家。不過，凱爾泰斯獲獎后，匈牙利文學譯介在中國被邊緣化的狀態開始逐漸得到改變。這首先體現在對凱爾泰斯作品的翻譯和研究上。作為一份譯介外國文學的前沿雜志，《世界文學》在2003年第2期推出了由旅匈學者李震翻譯的《偵探小說》《慘敗》《無形的命運》《苦役日記》《另外的我》五部作品的選譯以及作家的獲獎演說辭，這是凱爾泰斯的作品第一次與我國讀者見面。

2003年開始，一批從奧斯維辛之于作家的生活、創作等角度出發探討凱爾泰斯作品的文章相繼發表；凱爾泰斯的早期創作不被世人認可、其作品推出后不受重視的遭遇也被研究者挖掘、剖析。而凱爾泰斯代表作Sorstalanság的題目翻譯也曾一度成為學界的探討熱點。該作最早被譯成《沒有命運》，應該來自英文標題Fatelessness。2003年的一眾評論文章中，又將該譯名改成《無形的命運》。《一步一步——凱爾泰斯·伊姆雷和他的〈一個在命運之外的人的傳奇〉》一文的作者楊宏芹為德語研究專家，她根據該著的德文題目Roman eines Schicksallosen，將中文題目譯成《一個在命運之外的人的傳奇》。2004年，此書以《命運無?！窞轭}出版單行本，這應該是目前為止最廣為人知的譯名。不過，匈牙利文學專家許衍藝在她的研究中發現，凱爾泰斯曾在《苦役日記》中對“命運”做過這樣一番詮釋：“我將什么稱作命運呢？當然是悲劇的可能性。然而外部的決定，那恥辱的烙印將我們的生命擠壓進了特定的集權主義的一個處境中，一種無能為力之中，使這種可能成為虛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將強加給我們的決定當成一種事實自始至終地生活在其中，而不是生活在我們自己的（相對的）自由所帶來的必然性中，我便稱之為無命運”。因此，許教授認為，該著應該被譯為《無命運的人生》。2010年，許衍藝翻譯的《無命運的人生》問世，這也是凱爾泰斯這部代表作的第二個權威譯本。2004年，凱爾泰斯的《命運無常》《英國旗》《另一個人》《船夫日記》四部作品陸續翻譯成了中文。2014年，《清算》和《偵探故事》又被譯介進來。

2006年以后，隨著凱爾泰斯第一批作品的中文版推出，對作家的研究也轉向了縱深?！段魑鞲ニ沟纳裨捴械氖^——評凱爾泰斯·伊姆雷的小說〈慘敗〉》（侯景娟，2007年）對小說《慘敗》中貫穿始終的母題——西西弗斯的神話的發展演變進行討論，并具體分析了小說《慘敗》對這一神話的獨特運用。凱爾泰斯身上背負的奧斯維辛烙印，總是能引起研究者對其作品中“大屠殺”主題的興趣?！秳P爾泰斯生存哲學探析》一文（闞興韻，2007年）一文揭示了凱爾泰斯認為奧斯維辛集中營中的所有人都只是功能性的人，并對凱爾泰斯的這一思想進行溯源，進而分析了作家對于現代性和集權主義之間關系的探索?！秳P爾泰斯創作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初探》（商金艷，2010年）一文關注的是在奧斯維辛的集權統治下，作家的人道主義思想形成過程，及其在作品中的呈現?；凇盁o命運”這一結構性詮釋《論凱爾泰斯小說的自傳性書寫》（孫燕君，2013年）一文考察了凱爾泰斯小說“集中營”主題與其創傷記憶之間的內在聯系，同時通過對個體“無命運”性的探析，呈現出對集權制度的反思?！稛o命運的存在性建構——試論〈無命運的人生〉的主體性反思》（李安斌、張凡，2017年）一文從對《無命運的人生》的隱喻性解讀、主體性解讀兩個方面，對作品中人的“無命運性”進行反思，并認為，人的主體性反思可以超越“無命運”，具有荒誕感的現代人不必選擇非生即死的窮途末路，而是能夠通過真正意義上的反思達到對自我的肯定，安撫時代帶給一代人慘痛的回憶。

凱爾泰斯獲獎后，作為東歐文學重鎮，有好幾位匈牙利作家都進入中國讀者的視線。艾斯特哈茲·彼得是當代匈牙利文學中一個繞不開的作家，他的兩部作品《一個女人》和《赫拉巴爾之書》在2009年和2010年被引進中國。這位作家出生在19世紀歐洲最顯貴的家族中，有人說，一個歐洲人，即使沒讀過彼得的作品，也不會不知道艾斯特哈茲伯爵家族。這個家族曾經走出過匈牙利的大臣、將軍、主教和大主教。艾斯特哈茲的祖母曾是一位法國公主，他的祖父莫里茨伯爵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擔任過匈牙利總理。但1950年作家出生時，這個家族早已衰敗，艾斯特哈茲成了一位被剝奪爵位的農民的兒子。一個整天踢足球的數學系青年，成為寫作領域的領頭標兵，這樣的事情在任何人看來都頗為離奇，卻被艾斯特哈茲視為理所當然：“我覺得寫作、足球還有數學之間是有一定聯系的，都是一個場地，這個場上有特定的規則。”艾斯特哈茲在寫作時善于創造新式詞匯，經常串用拉丁語、德語、法語、英語和各種諺語、俚語，還曾經創作過一部名為《懸》的實驗性作品，該作兩百頁的篇幅，從頭到尾只有一句話，并以半個前括號結尾，以示作品的開放性，正因如此，艾斯特哈茲被稱為“匈牙利的喬伊斯”，他在世時曾多次獲得過諾貝爾獎提名，是匈牙利文壇的領軍人物。我們從《一個女人》和《赫拉巴爾之書》這兩部作品中，看到了作為數學家的艾斯特哈茲在各種對立的矛盾中追求著細膩的平衡，比如男人和女人、荒謬與嚴肅以及冷峻的寫作技巧與形而上學的敏感。這是多年來，他作為一個受過專業數學訓練的創作者為自己建構的文學世界，在這個世界中，艾斯特哈茲在不停破壞、重建。而對艾斯特哈茲的作品進行中文翻譯，也是對譯者文字功底、學養和耐性的一種挑戰，需要他們用中文建構一種全新的、與原文相對應的文學語言。

蘇契·蓋佐在中國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太陽上》是一個選集，前半部分是詩歌，后半部分選自他的兩部故事集《假如章魚在克羅日瓦爾喘息》和長篇政治寓言小說《林普普》。2017年，蘇契以詩人的身份出席首屆“成都國際詩歌周”，他在詩歌周的開幕式上朗讀了詩歌《太陽上》。蘇契本人擁有多重身份，他出生在羅馬尼亞的特蘭西瓦尼亞地區，在歷史上曾歸屬于匈牙利，一戰后被劃到羅馬尼亞，因此這個地區也成為20世紀匈牙利人尋找身份與激情的土壤。上世紀70年代后，面對齊奧塞斯庫的獨裁統治，蘇契是當時少有的敢于站出來的反抗分子，這為他贏得了國際聲譽，也為他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礎?，F在，他也是惟一一位能在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兩個國家的高層政治舞臺上扮演角色的政治家，也是他，在匈牙利政治思想領域率先提出了“打開東大門”，成為高度重視與亞洲關系的倡導者之一。他頻繁出訪中國，不僅在政治貿易領域，也在文化、知識領域為兩國的關系體系打下了新的根基，將中國視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蘇契的作品中，會不時出現與中國相關的元素，比如《假如章魚在克羅日瓦爾喘息》中的一篇《屠龍的圣喬治克羅日瓦爾兄弟》提到了克盧日龍和中國龍的不同：“在我們這里跟在中國不同，中國人的龍日是在春節之后?！弊骷艺f的應該是我們的農歷二月二吧。同樣的，在《林普普》中，一篇《關于靈魂、中國皇帝和長城》讓人想起了卡夫卡的小說殘篇《中國長城修建時》?？ǚ蚩ㄎ闹袑χ袊L城修建的想象與奧匈帝國的政治現實之間存有一定程度的隱秘關聯，這正是卡夫卡自身對國家認同方式的表現。同樣的，在這個短篇中，蘇契用中國長城的意象，表達了他努力追求理想，但卻無法達到理想的現實。他說，不論是政治家還是文學家，都是在為同樣的問題尋找答案，有朝一日，這些問題會受到關注。蘇契在第二部中文版詩集《憂傷坐在樹墩上》收錄的一首詩歌《一位宇航員的日記摘抄》中向李白等唐朝詩人致敬：“在一家名為‘死亡詩社’的北京酒吧……李白正在談論死亡/我插言說：——詩人們，你們對月球都知道些什么？”

談到李白，就必須提起另一位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他也是李白的崇拜者。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曾來過中國三次。1998年，作家被歐洲的一家新聞組織選為世界范圍內十二位有影響力的作家，來到中國。按照要求，他選擇了自己最崇拜的李白，沿著李白的足跡走遍了泰安、曲阜、洛陽、西安、成都、重慶等近十座古城，所到之處，他利用一切機會與中國的作家、學者談論李白，甚至在路上與普通行人談論這位“詩仙”。旅程結束后克拉斯諾霍爾卡伊說，他所記錄的并不是詩人生前的地理行蹤，而是作為詩人在本民族中留下的情感印記。作家的散文體游記《只是星空》便展現了一個歐洲人心目中的中國詩人形象。中國讀者讀到的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第一篇作品是他的短篇小說《茹茲的陷阱》，刊登在《小說界》2006年第2期；兩年后，他的另一篇短篇小說《狂奔如斯》再次與中國讀者見面。直到作家2015年獲得了布克國際文學獎后，他的成名作《撒旦探戈》才被譯介到中國。

匈牙利作家群與“藍色東歐”

20世紀的匈牙利歷史決定了這個國家有許多作家走上了“流亡”的命運。他們有的從匈牙利前往海外，有的從被分割出去的土地上回到匈牙利，而“分離”是他們的創作中無法拭去的一抹生命底色。這些年，國內的匈牙利文學研究者也注意到了這一現象，翻譯了一批這類作家的作品，這里面有馬洛伊·山多爾的六部作品：《一個市民的自白》《燭燼》《偽裝成獨白的愛情》《反叛者》《分手在布達》《草葉集》。1948年，在國家的政治文化面臨巨大轉折的關口，馬洛伊去國離鄉，開始了逃亡的漂泊生活。他在瑞士、意大利生活過，最后客死美國，其作品曾在匈牙利文壇消失達40年。馬洛伊去世多年后，作品才在匈牙利出版。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展現了他對一個理想“市民”的追求：平靜、鄭重，充滿尊嚴。這令人聯想到《布達佩斯大飯店》里的一句經典臺詞：“那個世界早在他進入之前就已經消逝了，只不過他極為優雅地維持了那個幻象?！彪y怪有中國讀者感嘆：馬洛伊的文字中最令人感動的不是一個人內心暗潮和時代浪潮的暗合，而是一個作家對自己命運的確認。

另外還有一些流亡作家來自羅馬尼亞境內的匈族區，比如德拉古曼·久爾吉和巴爾提斯·阿提拉。這兩位作家的身世非常相似：80年代中后期，他們隨家人從羅馬尼亞的特蘭西瓦尼亞地區逃到匈牙利，當時羅馬尼亞社會的高壓生活，為作家的青少年時期涂上了一層晦暗的色彩。我們在德拉古曼的《摘郁金香的男孩》中看到了一個十歲孩子對苦難的記憶，也在巴爾提斯的《寧靜?！分锌匆娏松鐣贫葘θ嗽斐傻你藓?，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正一點點地喪失掉靈魂和人性，淪為只為制度而存在的僵尸。對于這些作家來說，流亡成了思考的土壤，苦難成了寫作的養分，懷疑成了觀察的方式。

自從匈牙利“向東開放”和中國建設“一帶一路”和“16+1”經貿合作以來，中國與匈牙利之間不僅在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合作日益密切，在文化交流上也更為頻繁。與此同時，國內的翻譯者也對早期的東歐文學譯介進行了深刻反思。《世界文學》主編高興說：“在我國，東歐文學譯介一直處于某種‘非正常狀態’。很長一段歲月里，東歐文學被染上了太多的藝術之外的色彩……為了更加客觀、全面地翻譯和介紹東歐文學，突出東歐文學的藝術性，有必要顛覆一下這個既定的概念?！?因此，花城出版社自2012年起，推出了“藍色東歐”系列，希望讓中國讀者從中讀到一個另一種色彩的東歐。在“藍色東歐”系列中被譯介的匈牙利作家作品有瓦莫什·米克洛什的《父輩書》、查特·蓋佐的短篇小說精選《遺忘的夢境》、馬利亞什·貝拉的《垃圾日》和《天堂超市》、薩博·瑪格達的《壁畫》和《鹿》?！陡篙厱返淖髡咄吣病っ卓寺迨脖环Q為匈牙利的國寶級作家，他的這部著作是一部宏偉的家族傳奇，時間背景縱跨三百多年，記錄了整個民族國家的社會變遷。馬利亞什·貝拉既是作家，也是一名畫家，他的藝術作品總會給人一種“瘋狂”的感覺，曾被人拿來與查特·蓋佐的小說作類比：“馬利亞什畫畫，就像查特·蓋佐寫日記：低調但刻意地表現粗暴，幾乎是用變態的方式。”我們如果去讀查特·蓋佐的《遺忘的夢境》中的《弒母》和馬利亞什的《垃圾日》，就會明白這句評語的真正含義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這些作品均是在中國第一次被譯介，且都譯自匈牙利原文。這些作品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要算薩博·瑪格達——從新文化運動介紹匈牙利文學以來，這是惟一被譯介的匈牙利女作家。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薩博·瑪格達的作品已被譯成40多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在之后的半個世紀中，無論冷戰中還是冷戰后，“薩博·瑪格達”都是匈牙利文學的一張國際名片。

自2006年起，文學雜志《小說界》的“外國新小說家”欄目先后向中國讀者介紹了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凱爾泰斯·伊姆雷、塔爾·山多爾、帕依·安德拉什，女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詩人沃洛什·伊斯特萬、德拉古曼·久爾吉、納吉·蓋爾蓋伊、蒂薩·卡塔、馬利亞什·貝拉、巴爾提斯·阿提拉、馬洛伊·山多爾、桑多·T. 卡波爾、帕爾蒂·納吉·勞約什等人的短篇小說或是長篇選譯，這個“外國新小說家”欄目，是由旅匈翻譯家余澤民主持的。在新世紀的匈牙利小說譯介方面，余澤民功不可沒，2017年的布達佩斯國際書展上，他被授予“匈牙利文化貢獻獎”。頒獎詞稱“他一個人相當于一個機構，當代匈牙利文學通過他得以在中國占有一席之地”，他在這個領域扮演了“無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但與匈牙利思想巨擘輩出的情況相對的是，除了余澤民等數量極少的匈牙利文學專業譯者以外，我們很少能夠找到愿意將身心扎根在文學土壤中的譯者。同樣的，在對引進作品的后續研究方面，目前看來是明顯不足的。我們不缺需要介紹和研究的作品，我們缺少的是愿意將自己奉獻給兩國文學交流的優秀譯者和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