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月斌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07月 ISBN：9787521203691

引論：大物時代的天真詩人和孤獨夢想家

一

即時的命名往往帶著過時的危險。對于所處的時代，誰能一語道破它的真髓呢？“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狄更斯說的是一百年前的一百年前——“那時跟現在非常相像。”“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馬克思說的是他們的時代，可是一百年后堅固和神圣的東西似乎并未仍然存在。同是一百多年前，李鴻章在奏折上稱：我朝正處于“三千余年一大變局”。而今我們還是在說，當前中國正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十九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人們好像都要應對重大變局，每一代人所處的時代好像都是重要時代。人類無時無刻不是生活在無果的變局中——哪個時代無疑都是重要的，哪個時代都是當局者迷，我們就像爬在莫比斯環上的螞蟻，似乎每一步都在前進，又似乎每一步都是重復，所在之處即為中心，所謂中心又不過是世界的盡頭。就像現在——就是我們所在的這個時代，當然是最好的，最高級的，可是誰又能想象，若干年以后，會不會發現，原只當下一步就是天堂，卻未料走到了相反的方向？

人類的命運，大概永難脫苦難輪回，永難達到至善至美。其中原委，誰能說得清？“對于不可言說之物我們必須保持沉默。”然而這世上總有一些心事浩茫興風狂嘯的人，他們往往看穿了華燈照宴，看透了太平成象，于是乎失望而至絕望，絕望而又企望且奢望，進而像西西弗斯那樣“致力于一種沒有效果的事業”，像孔夫子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像魯迅那樣“于無所希望中得救”。這些荒謬的英雄不甘于沉默，不順服于他們的時代。他們用徒勞的一己之力留下了人心不死的神話。

太史公在《報任安書》中說：“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所謂“倜儻非常之人”，即是像孔子、屈原、左丘明那樣的憂憤之士，他們因為“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方才發憤著書，以求以文章傳世。為了立言明志，即便受辱喪命，也在所不惜。此司馬遷所云：“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時至今日，這種士人風骨愈發鮮見，招搖過市的是犬儒鄉愿，巧言令色之徒，寫作成為一種投機鉆營的功利行為，世上再無舍生而取義的蘇格拉底，亦無“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范文正。偶有秉筆荷擔慷慨直言的人，可能也會像《野百合花》的作者那樣被難，像《魯迅批判》的作者那樣蒙冤，宣傳“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于其身”的子墨子，只能出現在兩千年前罷。說起來寫文章原非如此危險，一代一代以文名世賣文為生的多了去了，因言獲罪為文喪命的終是少數。更何況，有的人之所以背負厄運，不是因為生不逢時，不是因為不識時務，而是因為他們把文章得失看得比性命還重要。當他們決意“究天人之際”，“為天地立心”的時候，就注定要付出可怕的代價，大概這也是自司馬遷至魯迅、胡適以來，中國的人文傳統總也死不了垮不掉的原因吧。

當我們試圖討論張煒的時候，不免要考量作家與時代的關系，探究他的文學立場和精神向度，顯然，在他的作品中多少常會顯露一種高古老派的清風峻骨，他的寫作雖非金剛怒目劍拔弩張，卻從不缺少暗自蘊蓄的幽微之光，不缺少地火熔巖一樣的“古仁人之心”。張煒用他的天真和夢想道說時代的玄奧，把蒼茫大地和滿腔憂憤全都寫成了詩。

二

當今時代，把寫作當生命的作家，還有嗎？當然，肯定有，而且很多，有幾個人愿意把寫作說成玩文學呢？但凡寫點東西的，很會和個人的生命體驗相關聯，把寫作比喻成生命，也是一種方便順口的說法。至于果真把寫作和生命融為一體，完全為寫作而生，以文學為命的，恐怕就少之又少了。這極少的當代作家中，張煒該是尤其顯目的一位。張煒不只是以文學為志業，更是把它作為信仰和靈魂。他說：“文學是生命里固有的東西。”①?“寫作……實在是一種靈魂的事情。”②?“寫作是我生命的記錄。最后我會覺得，它與我的生命等值。”③?對張煒而言，寫作就是自然而然的生命本能，就像震徹長空的電火霹靂，釋放出動人心魂的巨大能量。它源于自身并回映自身，同時也照徹了身外的世界。我們看到，張煒的文學生涯持續了近半個世紀，不僅創造力出奇地旺盛，且每每不乏奪人耳目之作。十九歲發表第一首詩，六十歲出版第二十部長篇小說，結集出版作品一千五百萬字，單從創作量上看，張煒當是最能寫的作家，而其長盛不衰的影響力，也使他成為當代文學的重鎮，蜚聲海內外的漢語作家。無論是位列正典的《古船》《九月寓言》，蔚為壯觀的長河小說《你在高原》，還是境界別出的《外省書》《刺猬歌》《獨藥師》，以及風姿綽約的中短篇小說、散文、詩歌乃至演講、對話等，莫不隱現著生命的戰栗和時代的回響。張煒通過千萬文字寫出了一個異路獨行神思邈邈的“我”，對這個時代發生了沉勇堅忍的諤諤之聲，他用“圣徒般的耐力和意志”①?創造了一個天地人鬼神聲氣相通，歷史與現實相沖撞的深妙世界。

“一個作家勞作一生，最后寫出的一個重要人物就是作家自己。”②?“一個作家無論是寫了多少本書，其實都是寫‘同一本’……他最后完成的，只會是一本大書，一本人生的大書。”③?“作品只是生命的注釋，無論寫作怎樣曲折，也還是在注釋。”④?張煒的全部作品實際就是一部不斷加厚的精神自傳。他就像精于術數卦象的占卜師，又像審慎嚴苛的訓詁家，總是在“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反復地推演天道人事的命理玄機，稽考家國世故，厘定自我運程。經過不斷的分蘗增殖和注釋補正，張煒方才寫出了一部繁復而豐潤的大書。這部大書的中心人物就是張煒自己，它的主題便是張煒及其時代的漫漫心史。如此看待他的一千五百萬言似乎太顯簡單，我卻覺得這正是張煒的堂奧所在，通過這簡單的“一本書”、“一個人”，我們會看到多么浩渺的世界和多么幽邃的人生啊！

“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即便如此，該搖滾的還是要搖滾，該言說的還是要言說。管它轟的一響，還是噓的一聲，世界并未真的結束，所謂空心人似乎也不是什么毀滅性的流行病疫。人們還是要前赴后繼按部就班地過生活，過去講“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現在說“與時俱進，不忘初心”，以后還是要“時日依舊，生生長流”。一切總在消解，一切總在更生，我們能夠做的，好像只能是抓住當下，勿負未來。這是一個無名的世界，又是一個人人皆可命名的時代。面對無所歸依的渾渾時世，張煒一直是冷靜淡定的。從開始唱起“蘆青河之歌”，就表現得清醒而克制，甚至顯得有些保守，所謂“道德理想主義”對他就是一種褒貶參半的說法。但是如其所言：真正優秀的作家，是必定走在許多人的認識前邊的，①?他們的確具有超越時代的思維力和創造力。②?張煒的作品正是走在了前邊，當我們耽于某種謬妄或迎向某種風潮的時候，張煒恰選擇了批判和拒絕，那種不合時宜的“保守”傾向，反而證明了他的敏感：比起眾多遲鈍的俗物，他往往及早察覺了可能的危險——他就是那個搶先發出警報的人。當霧霾肆虐演變成無法改觀的常態時，他在十幾年前就描述了這種“死亡之霧”。③?當人們拼命地大開發大發展的時候，他看到的是水臭河枯，生態惡化，“線性時間觀”的狹隘短視。在科技高度發達，生產力大大解放，物質生活極大豐富，全球化浪潮勢不可擋的今天，張煒對兇猛的物質主義、實用主義始終持有一種“深刻的悲觀”。對他而言，“保守不是一種策略，而是一種品質、一種科學精神。”④?因此方可像刺猬一樣，安靜，自足，沒有什么侵犯性，甚至溫馴，膽怯，易受傷害，卻始終有一個不容侵犯的角落。⑤?他在這個“角落”里安身立命，自在自為，用長了棘刺的保守精神抵御著躁狂時代的騷動與喧嘩。

張煒說：“看一個作家是否重要、有個性、有創造性，主要看這個作家與其時代構成什么關系。是一種緊張關系嗎？是獨立于世嗎？比如現在，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發泄和縱欲，是一個潮流，在這個潮流中，我們的作家扮演了什么角色？是抵抗者嗎？是獨立思考者嗎？”⑥?盡管他也反思，包括自己在內的許多人，大量的仍然還是唱和，是在自覺不自覺地推動這個潮流，然而——“真正的作家、優秀的作家，不可能不是反潮流的。”①?“任何一個好的作家跟現實的緊張關系總是非常強烈的。”②?真正的作家、好作家是一個樸素的自我定位，張煒固然認為，我們無力做出關于“時代”性質的回答，但他未忘作家的本分就是“真實地記錄和表達，而不是回避生活”，③?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張煒一直帶著強烈的使命感，以反潮流的保守姿態對這個天地翻覆的“大物”時代予以決絕的回擊。他說，巨大的物質要有巨大的精神來平衡，④?“大物”的時代尤其需要“大言”。⑤?他之所以推崇戰國時期的稷下學宮，就是因為稷下學人留下了耐得住幾千年咀嚼的曠世大言。就像孟子所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這樣的大言之所以讓人不敢濫施妄議，那是因為它正義充盈，無私無隱，更因為言說者的一生行為都在為這些言論做出最好的注解。”⑥?張煒顯然也是以這些圣者大言為高標的，他認清了大時代的大丑惡大隱患，痛恨“立功不立義”的野蠻發展，異化生存，因此才能“守住自己，不茍且、不跟隨、不嬉戲”，⑦?才能融入野地，推敲山河，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獨行者”。⑧?于此，他才“更多地牽掛這個世界”，⑨?用詩性之筆寫出了偉大時代的浩浩“大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