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許是你此生聽說過的第一位作曲家，而他的音樂也可能會是你離開這個世界前聽到的最后一個音符。路德維希·馮·貝多芬（朋友叫他“路易斯”）在我們生命中的地位非其他音樂家所能比擬。在我們知道他的名字之前，就聽過了他的音樂——比如隔壁房響起了《致愛麗絲》或《月光》的琴聲。在學校里講到拿破侖時也常常會順便提到他。在國家級重要儀式上會演奏他的《第九交響曲》，在葬禮上能聽到《“英雄”交響曲》，你無法無視這些場合。當我們陷入愛河、憂傷心碎、面臨抉擇的時刻，他的音樂總會在空氣中回蕩。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人際關系、社會、健康等等，總有他的音樂相伴左右；他創作生涯晚期的無比深邃的弦樂四重奏，足以將我們帶入黑暗的邊緣，令我們驚嘆人類的頭腦如何能夠達到這樣的境界。

他不像海頓那么友善，也不像莫扎特那樣帶著一絲頑皮的笑意。他面容嚴肅，不茍言笑，甚至令人生畏。但與其他人相比，我們更信任貝多芬，因為他所展示的永遠是真實的一面。

他沒有瑣碎或無關緊要的作品。即便是作品第一號《鋼琴弦樂三重奏》，也包含了有力的協奏段落。當他試著以莫扎特或者亨德爾主題創作較為“輕快”的變奏曲時，他并不僅僅向先輩致敬，而是進一步地挖掘先輩作品中的潛能。他所做的一切都飽含動能。貝多芬是終極的進步主義者，相信這個世界的存在是為了人類進步。盡管他自己的境遇可謂悲慘——沒有伴侶、病痛交加，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耳聾——直到最后他仍然恪守著對和平與理解的一份光輝的信念。

他的奉獻熱忱令人震驚。莫扎特會整晚打臺球；瓦格納會整天挑選購買昂貴的布料；威爾第熱衷于高級雪茄；勃拉姆斯喜歡喝啤酒；柴可夫斯基時常參加派對；埃爾加經常看賽馬。每個偉大的作曲家都有自己的嗜好，除了貝多芬，他每天都堅定不移地在書桌前，努力讓他的下一部作品都比前作有所進步。有人覺得他太過嚴肅以致令人不適，其他人則站在貝多芬的肩膀上構建理論以打發學術生涯。政治家們出于各種意圖濫用貝多芬，從納粹主義到列寧主義再到歐洲聯盟主義，盡管這些都毫無任何基礎可言。我個人認為，貝多芬的音樂是動蕩生活中為數不多的常數之一，是在不確定之海中的一個穩定的保證。面對痛苦與困惑時，我總會首先請教貝多芬。

因此，在他誕辰250周年之際，我決定用四個月時間，每天深入研討一部貝多芬作品，這是一種在深水區自我沉浸的行為，希望在其中能夠找到自我更新與希望。

他的經歷并不復雜：出生于德國一個小鎮的路易斯來到維也納，從而能夠近距離觀察當權者的活動。貝多芬先是成為拿破侖的崇拜者，又很快唾棄他；他曾經與歌德見過面，但沒有留下太多印象；他跟從自己的直覺，在音樂上樹立起一座又一座的里程碑，直到1827年去世時，這座城市為他舉行了有史以來最為隆重的葬禮。“這是誰的葬禮？”一位過客問道。一位圍觀者說：“那是音樂家里的大將軍。”貝多芬在世的時候是個怪人，難以親近。他的作品里充滿了孤獨。也許這就是它們如此富于個性與持久力的原因。

每一份貝多芬作品的樂譜都題獻給某個人，也許那個人就是你。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使我們進一步理解人類處境。每個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貝多芬處方。對我來說，他的小提琴協奏曲幾乎每次都能讓我擺脫絕望。

在過去的這個世紀中，他所有的作品都被錄制了很多次，其中一些曲目有超過100種錄音。如果相信每部作品都有某個理想的演繹者和某個決定版的錄音那當然很好，但生活并不是那樣。有太多種演奏貝多芬的方式，我從未夢想過能夠為《“田園”交響曲》、《“槌子鍵琴”奏鳴曲》或者晚期弦樂四重奏這樣的作品找出某一個值得單獨推薦的版本。

美籍奧地利小提琴演奏家弗里茨·克萊斯勒

我在音樂廳里體驗貝多芬作品的早年記憶，指揮是奧托·克倫佩勒和阿德里安·布爾特，阿瑟·魯賓斯坦和威廉·肯普夫演奏鋼琴，耶胡迪·梅紐因和內森·米爾斯坦演奏小提琴，巴博羅·卡薩爾斯還有保羅·托特里耶演奏大提琴。從童年開始我已經聽過了整整三代音樂家，每一代的鼎盛時刻都有貝多芬相伴。用我今天所聽到的來衡量過去的傳奇，會冒著過時失真的風險。弗里茨·克萊斯勒對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的演繹符合他的那個時代，而安妮-索菲·穆特或帕特里夏·科帕欽斯卡亞則適合我們。

我的選擇由我是誰以及我在哪里所決定，我懷疑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這樣。在交響曲上美國人把喬治·塞爾的版本奉為神明，而歐洲人對他幾乎一無所知。德國人在室內樂上大肆宣揚肯普夫、庫倫坎普夫和施耐德漢。法國人崇尚柯爾托與蒂博。意大利人為穆蒂和夏伊爭論不休，就像面對國際米蘭和AC米蘭。很少有藝術家在貝多芬演繹上獲得普世性的認可。富特文格勒，也許吧；吉列爾斯、阿格里奇、帕爾曼，大概吧；此外古樂復興運動帶來了從哈農庫特到霍格伍德的一組全新的競爭者。選擇誰？如何選擇？我已經請教了一些專家朋友，他們的選擇有些出乎意料，有些則很奇葩。

我決定不按時間或作品編號順序，而是遵從直覺，每天選一部我覺得合適的貝多芬作品。Idagio流媒體服務有所有貝多芬作品錄音，費用也很便宜。讓我們出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