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中最早的詩歌《擊壤歌》，極為生動凝練地表現了上古時期人民的生活形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與自然之間形成一種統一和諧的對應狀態。人并不是與自然分離的，而是與大自然的運行統一的。這樣的詩歌雖然描寫的是人的社會生活，但這種社會生活與自然存在之間并沒有絕對的界限。他們是一體的。在稍后的古希臘悲劇中，人被命運所決定。不論這些作品中的人如何努力，都難以逃脫冥冥之中既定的命運。在這里，人雖然獨立于自然，但并不具有自我意識，而是無法擺脫命運左右的被動性存在。至文藝復興及之后的啟蒙運動，在歐洲，人的自覺意識逐漸蘇醒，并從神的命定中出走，開始追求人應有的生活、權利與價值。但是，隨著工業革命的爆發，機械化、規模化的生產方式很快使人被機器、利潤、欲望等新的“神”——“物”所異化。人的獨立性在擺脫神的控制之后，又被物所壓抑。現代派藝術思潮的盛行，既是藝術表達向人性深處拓展的努力，更是人被異化之后的迷茫與困惑的表現。而在東方，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一直表現出微妙的狀態。即使是諸如《紅樓夢》這樣的巨著，也極為深刻地流露出另一重視角。這就是從更廣大的時空背景來看人世生活。當具體的人被更廣大的時空重新定義之后，就呈現出一種“無意義化”。也就是說，如果不是僅僅從具體的人的角度看人，而是從宇宙時空的層面來看人，人的最終價值仍然逃不脫“空”。“空”不是無，不是不存在，而是“沒有”，主要是指其價值形態的消失。盡管這種表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們仍然認為是一種充滿了消極意味的認知。因為，即使從宇宙時空的層面來看，人的價值如果是可以忽略的，但并不等于是沒有的。人仍然具有自己的自主性、創造力、審美追求，創造了屬于人類的，其實也是屬于宇宙的璀璨文明，并因“人”這種存在的存在而完成了宇宙時空的存在。因為如果我們忽略了宇宙中眾多的諸如人這樣的存在體，也將沒有宇宙。但是，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將人作為自覺自主的存在，并在社會實踐中顯現出人的創造力、崇高理想與高貴品格，新中國70年來的文學實踐可謂居功至偉。

首先我們注意到，新中國70年的文學中，社會生活中最普遍的大多數——勞動者成為主人公。在各類文學作品當中，不乏對社會底層人們的描寫。不過，在這樣的描寫當中，從最主要的意義來看，他們基本上處于作品人物群雕中的邊緣地帶，既不是社會生活中處于積極地位的人物，也不是能夠對社會生活產生重要影響的角色。基本上，只是構成敘述需求的某種“搭配”，是配角的“配角”。即使是諸如《紅樓夢》這樣的具有濃郁人文色彩的作品，普通勞動者也并沒有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導者。如其中的劉姥姥、焦大等。在新文學運動時期，魯迅筆下的阿Q也只是一個被可憐的人的“另類”。但必須承認，從新文學始，那些引車賣漿者開始走上文學殿堂的舞臺中心。如《一件小事》中的洋車夫，已經顯現出普通勞動者人格與品質的高尚，以至于要壓出作者之“小”來。而在另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中，如蔣光慈的《短褲黨》等，勞動者開始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導力量。盡管他們的形象仍然薄弱、概念化，但毫無疑問地顯現出新文學對普通勞動者的關注與尊重。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大批普通人的光輝形象涌現出來。他們為了民族的解放、國家的獨立積極參與抗戰，表現出非凡的智慧與勇敢。新中國成立后，隨著人民政權的確立，文學創作中的勞動者真正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導力量，也因此而成為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呂梁英雄傳》這樣的長篇小說中，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呂梁山區的普通農民們，逐漸覺醒。面對日寇的侵略，不得不拿起槍，展開生死之戰，并取得了最后勝利。在《小二黑結婚》中，由于人民政權的存在，使小二黑、小琴這樣的青年有了追求自身價值的社會條件——不論是屬于個人的個人愛情婚姻，還是屬于民族的獨立自主等等。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集中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文學作品。所謂的“三紅一創”——《三里灣》《紅巖》《紅旗譜》《紅日》《創業史》等最具代表性。在以他們為代表的作品當中，那些祖祖輩輩生活在土地上的勞動者的自主意識被喚醒，創造性得到了激發。他們充滿熱情地創造屬于自己的生活，并顯現出巨大的智慧與勇氣。他們不僅是社會生活的主導者，也是實現個人價值的自覺者。在這些作品當中，勞動者成為創造新生活的主體，而不再是“別人生活”的配角，更不是社會生活與文學作品中的可有可無者。他們有明確的自我意識、價值追求，有創造新生活的主動性、自覺性，以及當家作主的自豪感。無可置疑，這類人物形象的出現，與新中國的建立有著根本性關系。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的國度，是勞動人民掌握國家政權，并為勞動者謀取根本利益的現實存在。這使勞動者在國家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活中據有了主體地位，成為國家的主人。這種現實表現在文學作品當中，就是勞動者成為文學創作中的主人公。

總體來看，這些主人公是具有超越個人利益因而具備崇高品格與獨特個性的形象。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的行為具有個人意義——比如對愛情的追求，個人家庭的影響等等。但是，這往往是這些形象的起點而不是終結。在參與到浩浩蕩蕩的建設新生活的實踐當中時，他們的精神境界、情感世界、價值追求總是要匯聚在更為廣大、崇高的使命當中，并為之而努力、奮斗，甚至犧牲。如王愿堅一系列關于紅軍長征的小說中，塑造了許多犧牲者的形象。這些紅軍戰士雖然并不是叱咤風云的人物，卻是革命隊伍中千千萬萬個戰士的代表。他們有堅定的理想信念，有堅忍不拔的意志與操守。在最困難的時候，他們并沒有把的生當作最高的追求，而是把勝利作為唯一的目標。在他們身上，不僅閃射出革命戰士的光輝品格，也表現出人性當中最為閃光的內涵，是人性崇高品格與革命理想的完美統一。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一系列作品當中，對改革的呼喚，以及改革者形象的塑造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收獲。他們并不擔憂個人的得失榮辱，而是顯現出能夠體現歷史發展必然趨勢的勇氣與魄力。《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廠長，雷厲風行地推動改革；《新星》中的李向南，在與摻雜著個人利益的僵化保守勢力博弈時顯現出與時代需求一致的理想與情操。這樣的人物形象一直延續至今天。雖然在表現手法上更顯豐富多樣，而其中的精神品格卻一以貫之。

在新中國文學中也出現了許多身居“高位”的具有理想色彩的人物形象，諸如前述之喬廠長、縣委書記李向南等。他們在很多情況下成為作品敘述的推動力、故事情節演進的重要原因。但是，這并不等于這些作品忽略或丟棄了對普通勞動者的塑造，而是在這些形象中強烈地表現出人民的屬性。或者說，他們恰恰是人民形象的典型代表。首先，這些人物本身代表了時代發展的必然，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從而也可以說他們是普通勞動者的代言人、體現者。其次，他們社會實踐的目的不僅體現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其實踐的方法、智慧、經驗均以人民創造歷史的實踐為根本，是來自人民的。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他們本身就是人民中的一員，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因而，盡管就他們在作品中的具體身份已經與普通的勞動者不同，但從其本質而言，仍然是體現人民意愿的，是順應歷史發展必然要求的。

新中國70年來的文學描繪了人民創造新生活波瀾壯闊的奮斗歷程。大致而言，有這樣一些類型。首先是近現代以來人民大眾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革命戰爭畫卷。其中如《苦難輝煌》《烈火金剛》《保衛延安》《誰是最可愛的人》《高山下的花環》等等以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抗美援朝、自衛反擊戰等史實為題材的作品。其次是新中國建立后，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奮斗歷史。其中的《青春萬歲》《宋老大進城》等表現了新中國建立初期人民群眾發自內心的自豪與喜悅，以及對未來的真誠向往。《山鄉巨變》《鋼鐵洪流》《汾水長流》等作品則生動地表現了新中國工農業戰線呈現的嶄新氣象。《喬廠長上任記》《三千萬》《新星》《沉重的翅膀》等作品描寫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走向新的變革的歷史進程。《抉擇》《省委書記》《大雪無痕》則表現了新的歷史時期改革的艱難進程，以及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另一些作品則聚焦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問題——社會政治的、日常生活的、精神文化的，并對之進行反思批判。其中如《花園街五號》《芙蓉鎮》《活動變人形》等具有廣泛的影響。那些具有先鋒意義的作品，在拓展新中國文學可能性的同時，對人的內在世界——精神意義的、感覺意義的、無意識意義的——做了細至入微的表現，使人們看到了人的存在的另一側面。而其中的人物，大都具有堅韌的生命力，能夠承受生活遭遇的艱難困苦，并展現出生命的頑強與執著。如在《白楊木的春天》中，即使是像曾懷林這樣的在農場改造的人也仍然能夠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并逐漸變得堅強起來。

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作為社會存在的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系。我們注意到，在70年來的創作中，人物個體命運的變化往往預示、代表了群體的變化，進而成為一種具有時代意義的社會追求。如《哦，香雪》，描寫了一個在大山里長大的鄉村女孩，看到火車這一具有現代意義的符號時，內心世界發生了深深的觸動。這種觸動盡管是屬于香雪個人的，但也是屬于時代的，是屬于與香雪一樣渴望走出大山，融入山外的世界的人們的。在《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安、孫少平代表了新的歷史時期來臨之后，通過努力改變個人命運的普通人形象，具有極為突出的典型性。在《上面》《甘家洼風景》等作品中，表現了社會變革時期普通人情感世界的微妙變化，具有柔婉的人文情懷。人民不再是一種“概念”性的表達，而是與個體命運緊密相連的。這種個體不再僅僅屬于個人，而是折射出深廣社會意義的人民性，是人民命運的個體表達。在這里，個體與群體生動地統一起來，構成了一幅幅具有時代意義的璀璨畫卷，為中國文學開創了新的審美天地。總體來看，他們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有超越個人利益的理想、信念，有適應時代要求的智慧、能力、情感，有豐富多樣的性格特征與充滿個性的人格魅力。從他們身上，不僅使我們看到了中國發展進步的必然，也感受到了中國人民所具有的改變世界、走向未來的活力。人民性，也就成為新中國文學最為重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