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前，90年代、80年代出的那些譯本基本上是不能看的。”近日，翻譯作者李繼宏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發表的這番言論，引起巨大爭議。

有人認為，“貶低別人以突出自己，用這種秀下限的方式來為自己的新書做宣傳”，理應“為文人所不齒”。但是，這也使得“名著翻譯”的問題再度引起關注。

在豆瓣網上，網友們專門建了“diss李繼宏”小組，僅有36名成員，共發3帖。

其實，早在2013年，李繼宏便公開表達過類似觀點。此外，李繼宏還指出一些名家誤譯，如徐遲先生在翻譯《瓦爾登湖》時，沒看懂梭羅在“結語”中提到的一種特殊的蟬（壽命17年，幼蟲一直在地下潛伏，直到生命最后階段，才上樹鳴叫），第一次譯成“16年蝗災”，第二次譯成“17年蝗災”。

然而，這番言論在當時未引起太多關注，如今卻招來一片爭議。

在接受北青藝評專訪時，一位翻譯家表示：“去掉李繼宏發言中夸張的部分，他說的其實都是翻譯界的常識。”

經典名著誤譯多，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泰戈爾是一個顯例，他的詩譯成中文后，被收入語文課本中，但國人只將它們視為啟蒙讀物。因為從譯文看，用語過于嫵媚，與“東方詩哲”的稱號怎么也對不到一起。

只看舊譯本，會覺得泰戈爾是一位“語言委婉、辭藻華麗、帶有女性氣質的詩人”。直到讀到泰戈爾詩的原文，詩人伊沙才發現，我們一直在膜拜的，竟是“山寨”泰戈爾。伊沙說：“其實，泰戈爾的詩和他的形象很般配，剛猛、瀟灑且思想深沉。”

伊沙把自己的發現放到網上后，卻引來網友們的圍攻，其中絕大多數是謾罵。伊沙說：“大家說來說去就一個意思：你怎么敢和著名作家比？”

在伊沙之后，馮唐也重譯了泰戈爾的詩，其中幾首措辭欠雅致，亦遭到網友圍攻，網友稱馮譯本是“強行把泰戈爾降低成北京胡同小混混、小流氓的身份”。出版方以“對泰戈爾作品的讀者形成了冒犯”為由，將市場上的馮譯本全部收回。

詩人多多曾說，大量外國名詩在譯成中文時，存有誤譯，許多中國讀者將誤譯當成高明之處，加以模仿。而伊沙認為，朦朧詩便是“錯上加錯”的產物。正是在這個被扭曲的“學習—模仿—創造”過程中，誤譯成了正統，許多讀者自覺地去捍衛名家誤譯，甚至沒意識到誤譯的存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讀者說：“當年讀中文系時，看過很多狄更斯的小說，始終不喜歡他，直到畢業后讀原著，才發現狄更斯的文筆很像老舍，一下就被迷住了。直到那時，我才意識到，誤譯竟如此可怕。”

讀譯本就意味著接受誤譯

上世紀50年代翻譯的《吉檀迦利》，譯者為一位著名女作家，她早在1929年便譯過《飛鳥集》，因模仿泰戈爾的詩風而成名。1953年，中印友好協會邀請她訪印，周游5星期。在翻譯過程中，還找了懂孟加拉語（泰戈爾的作品大多用孟加拉語寫成，其中一部分由他自己譯成英語，譯本與原文常不統一）的助手。

在譯者選擇、編輯過程等方面力求嚴謹，支持力度亦大，為何依然出現誤譯？

作家、譯者葉傾城認為原因有三：

其一，當時出國較難，譯者不太熟悉國外的具體情況。比如一本小說中反復提到Kleenex（舒潔，國外面巾紙品牌），代指面巾紙，譯者統統譯成“手紙”。

其二，當時國內消費水平低，譯者買不起最佳版本，有時只能用“口袋本”，也就是面向大眾讀者的版本，缺乏注釋、解讀，甚至有刪節，但價格便宜。

其三，譯者選擇有誤。

葉傾城認為，即使排除以上因素，誤譯依然難免。她說：“在我看來，譯本的價值在于普及，面向的是普通讀者，如果是專業讀者，應該直接去讀原著，如果你研究福克納，不讀原著，你有什么資格去研究？讀譯本，就意味著接受誤譯。”

青年翻譯家陸大鵬認為：“只看中譯本，確實可能產生誤讀，但英國讀者看英文小說，一樣會產生誤讀。”

曾主持“光影譯庫”的譯者、編輯胥弋表示，在國外，誤譯同樣常見。比如“四大名著”在法國，最受冷落的是《紅樓夢》，因為譯得太差了，《水滸傳》則很受歡迎，因為譯得很像大仲馬的小說。

學術著作誤譯多更可怕

“其實，相比于外國小說中的誤譯，外國社科學術著作中的誤譯要嚴重得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主任董風云說。

去法國留學前，董風云曾讀過福柯的《知識考古學》中譯本，“雖然每句都能看懂，卻無法串連成一頁，直到今天，我也沒看懂這本書”。在網上，該書被網友列為“被翻譯‘毀掉’的經典好書”第4名，與《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論自由》（許寶騤譯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龍婧譯本）、《精神生活》（姜志輝譯本）、《羅馬帝國衰亡史》（黃雨石等譯本）、《經濟與社會》（林榮遠譯本）、《自由史論》（胡傳勝等譯本）等同列。但列入該榜單的譯本，在豆瓣網上的評分均在8.0以上。

“學術原著難懂，讀者不好意思承認自己沒讀懂，所以只要作者很著名，標題起得好，再糟糕的譯本也會得高分，評分高，銷量也高，由此帶來的副作用，比小說中的誤譯就大多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人表示。

基于讀《知識考古學》中譯本的痛苦體驗，董風云在創立“甲骨文”這一專業出版譯著的品牌時，特別強調兩點：首先，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翻譯學術書，一定要找學相關專業的人來翻譯，否則很難譯好。其次，給編輯更多的時間，“從譯稿到出版，經常能挑出幾百處錯，如果錯太多了，寧可不出版”。

讓董風云驚訝的是，很多“看上去專業”的人，譯稿卻常常不過關。

董風云說：“特別是一些名牌大學的老師，有的人還是研究語言學的，語言卻不過關。他們常年從事相關工作，對翻譯已失去熱情，結果是干了專業，專業度卻不夠。倒是一些業余愛好者，因為對相關領域感興趣，做得反而更好。比如陸大鵬，他也不是學西方歷史的，卻成了‘金牌譯者’。”

“在今天，做翻譯一定要有熱情，因為回報太低了。”董風云說，如今“甲骨文”選譯者，重點考察他是否對作品有極大興趣，有興趣，外語方面哪怕差一點，也可以使用，因為“英文底子查得出來，中文底子卻很難查”。

論英語水平 年輕一代不如老一代

專業人員不專業，著名翻譯家胡志揮曾多次撰文批評這一現象。去年4月，拜訪胡志揮先生時，先生表示：“我希望媒體能多呼吁一下，因為翻譯事業已到這幾十年來的最低谷，不僅沒與社會進步保持同步，反而有所退步。”

隨著中國與世界的交流更頻繁，“外語能力強”似已成“互聯網原住民”一代的標簽，但胡志揮先生卻不認同此說，他表示：“誰說的？我覺得現在年輕人英語比老一代差得遠。錢鍾書、楊憲益沒考托福，去國外直接就能聽課，因為他們上高中時，老師就是用英文授課，今天哪個年輕人有這個基礎？1949年前中國人可以自己出英文雜志——《天下》，這是什么水平？可現在我們做翻譯，卻離不開外國專家，已經70年了，怎么還離不開‘外國奶媽’呢？現在中國搞翻譯研究的院校像牛毛一樣多，名教授也多，但有幾個在做中譯英？”

胡志揮先生指出，以中譯英為例，目前全國只有五六人能做，都是老先生。

對胡志揮先生的觀點，胥弋表示贊同：“其實，許多老一代翻譯家比現在的年輕人更了解世界，以蕭乾先生為例，他是遺腹子，13歲時母親也去世了。后來進了我外祖父羅遇唐任校長的崇實學校，那是教會學校，很多課用英文授課，用的英文課本。現在年輕人接觸英文時，差不多已10歲了，在中學階段，基本接觸不到英文授課。”

胥弋說：“即使在抗戰時期，條件那么艱苦，在西南聯大圖書館中依然能看到最新一期的美國、法國文學期刊，學生可以自由閱覽。聽說現在清華大學一些專業的課本也不再譯成中文，我覺得這很對，將大大減少今后學術翻譯中的問題。”

媒體人、譯者宋晨希表示，翻譯不只體現譯者的外語水平，更體現其中文水準。一次，他偶然讀到魯迅先生翻譯的蕗谷虹兒詩，宋晨希說：“太傳神了，我和同學感慨了一晚上，真不知道魯迅怎么想出來的。”

董風云認為：“年輕一代從事商務翻譯，問題不大，但在學術翻譯、文學翻譯上，確實不如老一代，這一問題可能會長期存在，短期內無法解決。畢竟從整體看，原創尚未得到更大的尊重，翻譯則更不行。”

酷評前人 不如做好自己

“到目前為止，翻譯圈還只是一個很小的圈子，大眾對翻譯其實不太了解。”董風云認為，“解決這個問題也不難，只要增加收入，就能吸引更多人才投入翻譯行業。目前整個內容生產行業的收入都不高，翻譯就更少了，出版社也想多給翻譯一點錢，但實在無力承擔。到目前為止，翻譯事業只能靠譯者們的熱愛來維持。”

大環境不佳，靠熱愛又能走多遠？

天津外國語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副教授張冰梅說：“對于每個學過翻譯專業的人來說，看到喜歡的東西，第一感就是想知道譯成中文后會是什么樣子，這大概已成一種職業病了。翻譯回報太低，如今愿意做的人很少，但總有熱血的人，因為喜歡而投入其中。不論哪個社會，不論那個時代，都會有這樣的人，我們應該向他們致敬。”

張冰梅剛重譯完《飄》，才發現此前譯本更近似于縮寫，竟將原文中景物描寫、場面描寫等“覺得對故事沒影響的段落”全部刪除。但對老一代譯者，張冰梅主張“理解之同情”：“評價人和作品，應該放到具體的歷史條件中去看。老一代譯者沒有今天這么方便的檢索條件，只能靠自己的積累，卻能將這么多名著介紹給中國讀者。把今天的譯者放到那個時代，未必能做出同樣的貢獻。比如朱生豪先生翻譯《莎士比亞全集》，已被視為經典譯本，今天的譯者在他的工作基礎上，也許能做得更好，但在學術研究時，人們引用的依然是朱生豪先生的譯本。”

陸大鵬則表示：“我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理論上應該做得更好，但從目前的實際來看，卻未必如此，我覺得，這是做翻譯的人要特別注意思考的一個問題。挑前人的誤譯，一棒子打死，這是非常沒有建設性的行為。你挑別人的毛病，你自己也肯定會被別人挑出很多毛病來。”

引起關注總是一件好事

針對李繼宏的犀利批評，網友們在豆瓣上曾發起“一星運動”，刻意壓低他的譯本評分，以致李譯《老人與海》僅得了5.5分。作家梁文道卻表示：“我目前為止至少看過七八種。對照原文，我必須很誠實地告訴大家，我真的覺得李繼宏的譯本是目前為止，的確比較忠實原著的一個譯本。”

說出公道話的同時，梁文道也承認：“我沒辦法看完四十多種不同的翻譯。”一本小說，居然有四十多種中譯本，是不是有點太多了？

張冰梅認為：“有些文學名著確實沒必要出太多譯本，那實在是太浪費了。包括《飄》，因為引進相對晚，原譯本也沒什么錯。如果不是別人找我譯，我沒想過重譯它。倒是一些書值得重譯，比如《莎士比亞全集》，卻少有人做。”

“有些小說之所以被反復翻譯，因為商家在背后推動。”胥弋說，“我認為，至少一半以上的世界文學名著還沒譯成中文，這些書對今天中國讀者的價值更大，其中許多已成公版，出版成本很低，我向國內很多出版機構推薦過，卻沒人感興趣。倒是重譯、再版世界文學名著，幾乎每家出版社都在做，有的譯本是用翻譯軟件加港臺譯本拼湊出來的，毫無價值。”

葉傾城則認為，重譯屬市場行為，無需過多干預，且一些經典譯本確實不好讀。她說：“我女兒正在看傅雷先生翻譯的《高老頭》，可那時語言和今天不一樣，我女兒說看不懂。”

一邊是大量有價值的書籍乏人問津，另一邊是已有較多譯本的書不斷推出新譯本。一位著名翻譯透露說，受書商所托，他正在翻譯一本名著，該名著在國內已有30多種譯本，過去一年多，他反復向書商表示“沒時間”“實在沒興趣”，但最終還是答應了下來。

他說：“書商給了一個實在無法拒絕的價格，連獲過翻譯大獎的同行聽說后，都表示不敢相信。我到現在也沒弄明白，成本增加這么多，書出版后還能賺錢嗎？”顯然，只能依靠炒作。

“翻譯圈存在很多困難，如果李繼宏的批評能引起更多人關注，多少解決一些問題，那還是值得的吧。”一位受訪者如是說，他再三提醒，務必隱去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