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時間節點，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來說也是不平凡的一年。圍繞回顧歷史、關注當下與展望未來的學術議題，學界組織了形式多樣的專題研討會，學術期刊也刊發了系列文章。學者們聚焦歷史、時代與文學的關系，對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的重要理論問題展開深入探討，在達成共識的同時也提出了新命題和新思考。

考察70年研究成績

歷史地看，新中國70年文學研究在曲折中不斷前行，并逐漸建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話語體系。張福貴的《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話語體系的建構》分別從“國家集體話語”“社會個人話語”“民族人類話語”的體系建構來探究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演進過程，倡導從歷史邏輯、實踐邏輯和理論邏輯融合的高度總結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李永東的《中國現代文學的中國話語建構》認為，中國現代文學開創了現代中國的話語體系，其核心觀念可歸結為“民族國家的發現”“人的發現”和“階級的發現”。三者的協商互動，形成了現代文學的中國話語模式，為解決現代文學學科的諸多問題提供了方向。在尋繹現當代文學研究軌跡和話語模式時，丁帆、趙普光的《歷史的軌跡：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七十年的實證分析》另辟蹊徑，引入經濟學方法，以論題詞的頻率、分布、集中程度等數據分析，客觀、立體地呈現出70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若干側面。

應該說，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折射出現代中國歷史的發展演進軌跡。譚桂林的《與時代對話中的知識譜系建構》提出“知識譜系生成與時代的對話”的觀點。他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撰實現了現代知識譜系的定型，形成了以“革命性”“現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為內核的理論話語模式。孟繁華的《建構當代中國的文學經驗和學術話語》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分為“社會主義文化空間的構造”“文學史觀念的對話與建構”“當代中國文學經驗和學術話語的整合”三種歷史形態，認為其集中表達了中國當代文學史構建中國文學經驗和學術話語的努力。

審思現代文學傳統

五四新文化運動迄今已逾百年。回望五四文學，以整體的、辯證的、歷史的眼光來審思現代文學傳統是2019年度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另一重點。溫儒敏的《“五四”辯證》倡導在整個中國大歷史的格局中評價“五四”，認為“五四”既顛覆傳統，同時又在賡續傳統、再造傳統。陳思和的《士的精神·先鋒文化·百年“五四”》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一場中國傳統文化自我涅槃的文化復興，它與世界性先鋒運動同期發生，又具有獨立而鮮明的中國特征。郜元寶的《走出百年文學的兩極搖擺》探析了“五四”作家處理“文章”和“實用”關系的不同方法，認為五四新文學的價值在于融通“文學”與“實用”，“藝術”與“人生”的復雜關聯。

文學傳統是在文化更新過程中形成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傳統。孫郁的《五四新文化人的話語方式》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一次文化自新運動，新文化人所表述的思想主要體現在“改良話語”“批判話語”和“自審話語”三種形態上。這些話語類型為現代學術與現代文學樹立了方向性的路標。劉勇的《五四新文學何以“現代”》認為，現代文學之“現代”恰恰在于它所開啟的傳統是“新”的，在于它所面臨的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新形勢，及在這種新形勢下對新問題展開的思考。

五四新文化運動促進了思想與語言的現代化，兩者合力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與發展。王本朝的《白話如何成為新文學》認為，正是由于白話文在語言和思想上的雙向發力，才使新文學獲得了殷實的成果。高玉的《比較視角下的當前中國文學優勢與困境》從語言本體論視角出發闡釋當前中國文學發展前景。在他看來，語言既是工具也是思想本體，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與語言的現代化變革密切相關。

聚焦“茅獎”獲獎作品

2019年，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選出5部獲獎作品：梁曉聲的《人世間》、徐懷中的《牽風記》、徐則臣的《北上》、陳彥的《主角》和李洱的《應物兄》。圍繞獲獎作品展開的研究是2019年度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又一熱點。

現實主義小說離不開傳統文化滋養，在傳統與現實的聯動中，現實主義小說“民族化”與“現代化”的藝術魅力得以彰顯。劉大先的《返歸本心——徐懷中〈牽風記〉的意象敘事與哲思境界》肯定“禮樂觀念”對于《牽風記》中國氣象生成的功能作用。文章認為，這種人生藝術化的詩性敘事超越了對人性的生理和心理認知，也超越了具體的歷史與意識形態，達到了關于人生感、歷史感與宇宙感的抽象哲思境界。吳義勤的《作為民族精神與美學的現實主義——論陳彥長篇小說〈主角〉》強調“秦腔”之于陳彥重構現實主義美學的價值。文章認為，《主角》將傳統戲曲的倫理意識和道德觀念滲透于故事敘述中，實踐了現實主義文學的教諭功能，并將僵硬機械的教諭轉換、再造為藝術和審美的化育。

思想和藝術是文學創作不能析離的范疇，兩者關系是辯證統一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的思想價值借助藝術的形式來表達，而其深厚的思想內涵也促進了藝術形式的創新。王春林的《〈人世間〉：民間倫理立場與史詩性書寫》將《人世間》視為一部多角度、多層面、立體性的歷史畫卷。王春林認為該小說的思想和藝術價值在于：一方面營造了以周秉昆、周秉義與周蓉三兄妹為中心的一種輻射性傘狀藝術結構；另一方面在堅持民間倫理本位敘事立場的同時，形成了一種史詩性的思想藝術品格。李德南的《抒情的史詩——論徐則臣〈北上〉》認為，徐則臣通過破與立的辯證構建了個人的敘事美學，這主要體現在內在書寫方式和外在結構形式上；通過抒情的史詩化與史詩的抒情化的辯證融合，徐則臣寫就了《北上》這部抒情的史詩。閻晶明的《塔樓小說——關于李洱〈應物兄〉的讀解》形象地將《應物兄》比作一棟容積率極高的“塔樓式”小說建筑。在此建筑內，人物是穿梭的，故事是推進的，懸念一環套一環，但整個場景又讓人感覺是平面的，是動感的、嘈雜的平面圖。

縱觀2019年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除了上述學術熱點外，學界還關注史料開掘與闡發、文學史的重構與闡釋、學科本位意識與跨學科品格、文學經典的傳播與接受、文學傳統的建構與延傳、文學語言與話語模態、社會思潮與文學生態、作家作品的再解讀等議題。此外，一些新的議題，如圖畫書的理論建構與批評標準、網絡文學的生成機制與傳播形態、媒介生態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主體性與民間文學資源開發等，也成為學界矚目的新動向。伴隨新方法、新概念和新話語的運用，這類研究以敏銳的問題意識、濃郁的時代氣息及縝密嚴謹的學理分析，拓展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新天地，彰顯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科特性，進而促進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發展。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