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運動對于構建新文學中的“新人”有重要作用，同樣，解放區文學對于當代文學也有重要意義。趙樹理和孫犁筆下的農民形象與魯迅筆下的農民形象已有非常大的不同。閏土是中國文學史上新的典型形象，而孫犁筆下的水生、水生嫂何嘗不是？他們是新一代農民形象的代表。

之所以寫出溫柔勇毅的水生嫂，與解放區的新現實有關，也與孫犁本人對農民及新人的理解有重要關系。在解放區的工作與學習中，孫犁認識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已經發生了重要改變，作家要直面的，是迥異于傳統中國的“新的現實”：“以前，在廟臺上，在十字街口，在學校，在村公所，上城下界，紅白喜事，都有那么一批‘面子人’在那里出現、活動、講話。這些人有的是村里最有財富的人，有的是念書人，有的是紳士，有的是流氓土棍。這些人又大半是老年人，完全是男人。”可是，在冀中解放區，一切發生了變化：“而今天跑在街上，推動工作，登臺講話，開會主席的人，多半換了一些穿短襖、粗手大腳、‘滿腦袋高粱花子’的年輕人。出現了一些女人，小孩子。一些舊人退后了，也留下一些素日辦公有經驗有威望的老年人。這些新人，是村莊的新臺柱。以前曾淹沒田野間，被人輕視，今天他們在工作和學習上，超越那班老先生，取得人民的信賴。”

孫犁開始認識到，對于一位現實主義作家而言，重要的是“要把新的人表現出來，把新時代新人的形象創造出來”。“因為人是這個時代精神和行動的執行者和表現者。”于是，水生嫂們來到了孫犁筆下。她們與中國以往小說中圍著鍋臺轉的、呆板而麻木的農村婦女完全不同。她們怎么可能只是柔弱的被保護對象，她們怎么可能只會干家務？孫犁筆下的她們，開朗、明媚、樂觀，有膽識，也有承擔。每一位讀者都能在小說中聽到她們爽朗的笑聲，感受到她們的力量，而就在水生們去抗日的那年秋季，“她們學會了射擊。她們配合子弟兵作戰，出入在那蘆葦的海里”。孫犁的寫作是站在農民內部書寫，這是與啟蒙主義視角不同的寫作，這也是他筆下農民形象與魯迅筆下的農民形象迥然不同的重要原因。

百年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如何看待農民，如何理解農民，一直有兩個饒有意味的寫作路向，甚至是兩種不同的審美。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一個離鄉多年的讀書人回到家鄉，看到一條高速公路從家鄉橫穿而過，一個村子變成了兩個，當年的鄰居如果互相探望，要繞過大半個村莊了。他應該如何書寫農村的變化？這是一個難題。讀書人回到書房，寫下一個破敗而四分五裂的村莊，寫下他無以回歸的家鄉，這有可能引起廣泛的同情和共鳴。但是，在這樣的文字里，他的家鄉和生活在家鄉的村人對寫作者意味著什么？他們是他懷舊的工具還是鄉愁？這需要思考與辨析。其實這是站在村莊外部的寫作。這是書寫農村的一個思路。而另一個思路則是，作為村莊中人的書寫。當長年生活在村子里的人拿起筆，他如何看待高速公路穿過？很有可能，他會說，因為高速公路，村人們去市里的路節省了兩小時，太方便了。后面的感嘆，無疑是站在鄉村內部、農民內部，那是把農民作為生活中人而不是懷舊工具的書寫。

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對中國文學人物畫廊中的一些農民形象情有獨鐘，比如梁生寶、李雙雙，比如陳奐生、香雪，高加林、孫少平。在我看來，這些農民身上有著寶貴的新人氣質，他們身上有著一種迷人的復雜性，他們不僅渴望脫貧致富，也更渴望精神意義上的現代化，這樣的渴望與他們是否是農民無關，他們是與我們有著共同精神渴望的人。以這些人物形象反觀當下文學創作，會發現，寫出中國農村的巨大變化，寫出中國農民身上精神氣質的變化，依然是當代寫作者面對的挑戰。這是我關于農村新人形象的一點思考。

另外，新時期文學中另一種新人也是令人難忘的。比如《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廠長，比如《沒有紐扣的紅襯衫》中的安然。安然如此美好：相對于身形纖細的女孩子，她是圓圓的臉，健康而有活力的體型；她自信，自尊，不盲從；她直接表達與師長父母不同的意見，她毫不掩飾地指出他人的錯誤、“假正經”；她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并不人云亦云；不偽裝，也不討好他人。她活得簡單、直截、坦然。為什么要在不想笑的時候笑？為什么要看人臉色吞吞吐吐表達？她渴望有好的人際關系，卻絕不是“討好型”人格。她不是為了讓別人喜歡她而活。自在，自然，大大方方，安然就像北方平原里倔強生長的白楊樹一樣。在如何光明正大地建設與他人、世界的關系方面，安然為當年的我們做出了榜樣。

這是主體性強大的青年。面對常常爭吵的父母，面對安寧而心地善良的姐姐，面對勢利俗氣的班主任……她常感到困惑和不安。人本應該按照自己的本心而活，但是，她的世界里，卻有這么多的困擾和心結。為此，安然對那些陳舊的生活方式說不，她努力成為想要成為的自己。討厭虛偽、庸俗和丑陋，她要擺脫那些虛以委蛇。

《沒有紐扣的紅襯衫》發表于1983年，當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方興未艾。把這部小說歸入哪個流派似乎都不是特別契合。但是，它又與80年代的文學追求遙相呼應。與同樣產生巨大影響的《喬廠長上任記》相比，安然和喬廠長無疑都屬于新時期文學的新人。如果說喬廠長是屬于改革洪流中的人，那么安然則生活在我們身邊，她使我們重新發現、認識并想象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人。當一個人有了足夠豐富的物質生活后，我們如何成為我們自己？我們如何面對各種規則而讓自己更自在？我們如何做一個真正的不與陰暗茍同的人？安然身上沒有沉重的歷史負擔，她的內心也沒有被世俗浸染，作為敞亮自然的一代，安然成為新時期文學史上煥然一新的年輕人。當年這部小說改編成電影《紅衣少女》后也獲得了成功，“紅衣少女”在當時甚至變成了一代新青年的代稱。文學作品中的新人如何影響現實生活中的新青年的成長，《沒有紐扣的紅襯衫》是一個例證。

今天是新媒體發達的時代，文學作用已經式微。但一個非常有意味的現實或事實需要重申：文學長遠來看有能力塑造我們的時代和現實，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的生活。如此說來，文學中的新人便不僅僅只是時代或者現實的反映物，它將具有預言性。

我以為，真正的藝術家身上有一種超越其所在時代的敏感性，他的作品不可能只照著現實勾畫，作家要寫出超拔于他所在的現實、寫出大于我們時代的形象，只有寫出這樣的形象，作家才能稱為真正的藝術家，其作品才能真正稱為藝術品。依此說來，真正的新人形象應該是，他是我們時代的人，但他也是未來的人；他既屬于此時，又屬于未來，只有這樣的形象才真正屬于我們的民族畫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