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9日至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云南調研時指出：“希望云南主動服務和融入國家發展戰略，闖出一條跨越式發展的路子來，努力成為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生態文明建設排頭兵、面向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心，譜寫好中國夢的云南篇章。”圍繞習近平總書記對云南工作“三個定位”以及云南作為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主陣地，2018年，由云南省委宣傳部組織，云南作協具體實施，邀請全國知名作家陳應松、葛水平、徐劍和曾哲到云南進行歷時一年的體驗生活、深入采訪，分別完成《山水云南》《同心云聚》《云門向南》《經緯滇書》4部重大現實題材作品，其中《云門向南》為徐劍、一半合著。

參與該項目的作家踐行文藝工作者增強“四力”的要求，遍訪云南，走入“萬綠之宗”、生物多樣性密集的高黎貢山區、西雙版納地區，藏區香格里拉，邊境口岸瑞麗、河口地區，實施整族幫扶整鄉推進的獨龍江和革命老區烏蒙山片區，收集到大量云南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手材料，以新時代文藝工作者的責任與擔當，完成4部作品創作。為此，2019年12月27日，中國作協創研部、云南作協聯合在京舉辦了“云南重大現實題材作品”研討會。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邱華棟、云南作協主席范穩出席會議。研討會由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何向陽、副主任李朝全共同主持。

邱華棟回顧2019年到訪過的扶貧攻堅現場：湘西十八洞村、吉首、鳳凰，甘肅臨潭、天水，廣東清遠……這些邊遠地方、山鄉村寨與他之前的印象大不相同，其中很多地方是他還在當記者時去過的，如今早已變了模樣，“你很難想象這些過去荒僻貧困的地方經過巨大的努力如今發生的變化”，當他帶領作家走進中國作協對口幫扶的甘肅臨潭縣山村，一行人受到不小的震撼，粉墻黛瓦的徽式建筑掩映在煙雨林霧中，恍惚中讓人以為自己正置身江南。一次次行走中他切身感受到“作協和作家能夠參與到國家這樣一個偉大事業中，并作出自己的應有貢獻，這是新時代文學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由此他真誠寄望與會研討的作家作品“有各自出發的地方，也有各自抵達的收獲”。

范穩認為，參與創作的5位作家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在時間緊、任務重的情況下義無反顧地承擔起作家的社會責任，他們多次往返于云南各個地方，不辭辛勞、跋山涉水，深入到城鎮村寨、田間地頭、工廠工地去感受云南邊地生活的火熱現實。邊疆民族地區的生活現場深深感染了他們，使作品富于發現和創造。5位作家的創作是文學介入現實生活的重要實踐和收獲，折射了在全國“脫貧攻堅”偉大進程中的云南路徑和云南篇章，為重大現實題材文學創作作出了探索，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社會影響。

研討會上，胡平、張陵、梁鴻鷹、賀紹俊、李一鳴、王山、楊曉升、李云雷、劉大先、傅逸塵等評論家深入探討了5位作家此次在云南重大現實題材作品創作中的探索和突破。

《山水云南》書影

《山水云南》：納入生態觀是未來文學創作重要的價值取向

彩云之南，萬綠之宗。作為我國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云南有“地球動植物最后的諾亞方舟”之稱，生活在這里的各族人民有著世代相傳的生態信仰。盡管書作者陳應松由于身體原因未能到會，但他創作《山水云南》帶來的思考和啟示仍然成為研討會上的焦點。

前有“神農架系列”、《森林沉默》等作品為基礎，陳應松獨具荊楚文化底蘊、彰顯承自屈原瑰麗恣肆文學傳統的創作風格很久以來吸引著李云雷的目光，“用這樣一種風格如何寫云南的山水，這是我特別好奇的。”李云雷注意到，作家著意收斂了以想象見長的抒寫風格，轉而代之以更加貼近現實的筆觸，寫云南具體的山水。在李云雷看來，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策略調整。

1969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中，胡平有河北、東北、云南三個去向可以選擇，而他毫不猶豫地選了云南。至今，他仍視云南為自己的第二故鄉。回想個中緣由，他認為與當年看描述西雙版納美麗神奇的人文地理環境的紀錄片有著深刻的關系。云南，對一代青年來說，是深具吸引力的秘境，無數人當初義無反顧地選擇那里度過珍貴的青春歲月，在如今的胡平看來不失為一種“自然的選擇”和“生態的選擇”。陳應松書中寫到的很多地方胡平都去過，閱讀的過程讓他自然地回憶起很多往事。親身經歷的過往和書中對故地現實的呈現交織重疊，形成強烈的對比和沖擊。下鄉的年代，響應號召砍伐雨林種植橡膠林，當時還沒有明確的環保意識，人們只是本能地感到心疼。改革開放以來，尤其今天，環保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與之相適應，文學言說的疆域也在改變，如今，以生態為背景，除人類自身利益以外，以更廣泛的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文學創作得到越來越多的提倡。胡平認為，“是時候拋棄過去那種人定勝天的狂妄愿望，通過文學作品追求人對自然的保護和對生態平衡的恢復與重建。這應該成為未來文學重要的價值取向。生態文學不能光寫成績、變化，生態文學也要觀照歷史，要書寫人類觀念的變遷”。李云雷同樣持此觀點，他認為如何呈現給讀者真實的歷史進程以及作家所能接觸到的復雜圖景是當下創作應當深思的問題。

《同心云聚》書影

《同心云聚》：打破文體界限，獨到視角探尋巨變背后的風景

讀《同心云聚》，傅逸塵最突出的感受是報告文學寫作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過去人們普遍認為報告文學寫作有兩個參照系，一個是注重主觀體驗表達的小說、散文，另一個則是追求客觀真實的新聞報道。報告文學寫作在這兩者之間尋找自身的定位。近些年，一方面文體的界限在逐漸模糊，另一方面創作主體對報告文學這一文體的寫作也存在諸多的焦慮和不滿足，并且主動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嘗試和探索，報告文學原有的規則和界限也在改變、擴展。

作為一名山西作家，葛水平對于云南少數民族邊地風俗和生活經驗有一個由陌生到熟悉的過程。傅逸塵注意到，這個采訪的過程相當扎實，具體體現為作家“進入”描寫對象，作品敘述更多的是直接敘述或引述，而較少對自己生活經驗及情感的表達。作家幾乎從當地每一個少數民族、每一個地域中選擇了比較有代表性、有特點的人物來寫，他們雖然來自各行各業、擁有不同身份，但也有顯而易見的共同點，他們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由此，作品呈現給讀者的是“硬碰硬的”、能夠直接進入到普通人生活經驗里去的一種表達樣貌。或者說，作家刻意選擇了一個“被動接受”的視角，書寫民族地域一部分族群在發展過程中發生的變化和所承受的東西，“這是一個很獨特的視角，像一面鏡子一樣呈現給我們鏡像：從小人物的具體生活當中，看到大的時代的變化和歷史轉折”。除此以外，傅逸塵認為作家還采用了文化人類學的視角進行寫作，“細致入微地描寫了各民族生存生活狀況、社會經濟發展、民風民俗演變。閱讀中，語言、文字、服飾、宗教信仰等等大量綿密的歷史信息撲面而來”。邊地社會在物質條件極大的改善過程當中，既存在著發展，也存在著失誤，甚至一些“經歷消亡重新再尋找的過程”，通過采取這樣一種“文化的”視角寫作，而不直筆寫扶貧，使讀者自然而然了解到“社會發展進程中巨大的裂隙是如何被填補上的”。

到過云南多次，梁鴻鷹印象最深的是2017年的一次調研。所到之處，他無時無刻不感受到云南人要改變家鄉面貌、投身國家發展進程、打通與外部世界聯系的雄心壯志。

時隔兩年，讀到葛水平的《同心云聚》，他為之前的直觀印象找到了依據。云南邊疆安定團結的氛圍是經受過現實考驗的，甚至有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因此這份祥和進取不是脆弱的，而是牢不可破的。葛水平的寫作富于女性的柔和與感性，這次創作《同心云聚》無疑是她走出“創作舒適圈”的一次嘗試和探索。

在梁鴻鷹看來，這次寫作頗具難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對政策性的把握。民族團結的局面絕不是簡單地靠硬性規定或者體制上的改變所能達成的，巨變的發生往往依靠的是成功的文化影響，而文化化人的過程是潛移默化的。通過大量調研和采訪掌握的一手數據和資料，讓作家仿佛化身經濟學家、統計學家、社會學家，把她一路走來所見證和感悟的東西通過文字表達出來。隨著故事的深入，讀者領略到的絕不僅僅是巨變這個既定結果，更多的是跟隨作家的講述了解巨變發生背后的原因，看到云南發展前進的動力、黨和國家付出的努力，至此方能理解巨變的發生必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凝聚著政策和民心，與這片紅土地期待的訴求深刻契合。

梁鴻鷹現場朗讀了作品第83頁作者的一段議論：“這個社會中的普通人是一些知足者，在平凡儉樸的事物當中獲得幸福……”他認為書中這樣看似樸素瑣碎的筆觸不在少數，而這些細碎悠長的議論恰恰是于事實當中收獲的生活真諦和富有智慧的勉勵。事實上，作家舉重若輕地與讀者分享了她深具思考的發現：哪怕政策再好，如果不能喚起人們內心普遍存在的對恒常幸福的追求恐怕都將失之于蒼白。字里行間，作者并沒有生硬地闡釋“天人合一”等傳統觀念，而是不遺余力地講述彝族刺繡、扎染、制陶等民間手工藝，細致入微地描摹左腳舞、茶農勞作等活動日常。梁鴻鷹總結作品成功之處，認為這本書用扎實的細節和飽滿的敘述為探尋云南傳統文化和多民族人民恒常追求背后的東西作出了探索，“它不僅是共同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的一部簡史，同時也是一部人心史和情感史”。

《云門向南》書影

《經緯滇書》書影

《云門向南》《經緯滇書》：擔當使命，重新認識主題寫作

讀徐劍和一半的《云門向南》，劉大先腦海中思考的一個關鍵詞是“主題寫作”。在他印象中“主題寫作”或者“主旋律文本”經常處于“寫作鄙視鏈”中比較低的位置，他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事實上，現代文學以來，基本上所有的文學其實都是理念先行。理念先行跟概念先行是兩碼事，新文學以來的文學，一定有一個有目的或理想，或者說由一個主旨或追求統攝全篇，而不僅僅基于純粹個人化的移情審美，寫作一定跟所處的時代、社會，以及國家戰略方針的規劃密切關聯，這是現代文學的一個基本訴求”。

回到文本本身，劉大先認為《云門向南》書寫的主題比較抽象——云南已經成為我國一個向南亞、東南亞輻射的中心。同時這個主題涵蓋的范圍特別廣泛，包括云南的特產、邊境貿易，航運等等，如何將如此抽象而廣闊的主題結構實現為一個形象化的文本，作者采用了“有我”的寫作策略，通過寫作者與當地人之間的互動，帶來一種“現實感”。劉大先進而分析，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僅體現為在政治和經濟上如何輻射、聯動，最重要的內涵是“樹立中國話語、中國價值”，用文化和價值觀影響他者。而這一宏大主題的落地是作家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人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來講述的。

“作家非常巧妙地表現了云南在經濟建設大格局中凸顯的‘一帶一路’戰略”，張陵評價《云門向南》的閱讀體驗好像在讀游記散文，作家仿佛信筆游韁，談古論今、感懷山河大川的筆墨俯拾即是，仿佛作家走到哪里寫到哪里。而這些看似信筆鋪設的一個個細節，恰恰共同凝聚為對云南人民生活最生動的連接，進而是對“一帶一路”戰略充滿詩意的注解。

李一鳴贊同《云門向南》克服難點、較好地把握了弘揚主旋律和文藝創作的關系、思想精深和藝術精湛的關系，他稱閱讀過程是一次“達致心靈的體驗”。他認為，作品展現了“有視野的寫作、有張力的寫作、有詩情的寫作和在場的寫作”，這樣一部文學創作所呈現出的真實感、歷史感，作家創作力的“拓展之美”和語言的“濃郁詩意”都給人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經緯是秩序，是條理，也是線索。作家曾哲在云南從2019年5月至8月的奔波采訪線索變成了經線和緯線，經緯交匯編織，精準標記了一個個脫貧攻堅的故事。書中寫到的幾十位“老鄉”是由作者從滇西北到滇東北，從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的西疇縣到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洱源縣、臨滄的滄源佤族自治縣采訪的51個人物中精選出來的。 這種采訪實錄的寫作方式在賀紹俊看來是“下了苦功夫”的，可以看到作家拉近與受訪者距離的努力，“比起采訪，作家與受訪者的接觸更像聊天，不做過多加工，最大限度真實還原扶貧現場和扶貧對象，非常生動、真實”。

賀紹俊認為樸素的寫作風格和品質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作家對所肩負使命的認知，“主動參與到反映宏大主題的寫作中來，體現了一個時代作家的覺知。但作家留下的不應是一份枯燥的歷史檔案，文學通過作家寫作留給世界的應是一份飽含時代情感和人性溫度的歷史檔案。若干年后，當回頭來看今天扶貧攻堅這樣一個大工程，我們可能從別的歷史資料中得到一些數據和對歷史規律的總結，但了解當時的人心，體會人們的情感變化、精神狀態恐怕只有通過讀這個時期作家所寫的作品才能實現”。

楊曉升和李朝全不約而同地注意到了《經緯滇書》中的一個細節，作家在書的結尾處列出了為扶貧攻堅獻出寶貴生命、因公殉職的73位逝者名錄。楊曉升認為，作家把人的情感、思想、行為方式和為了擺脫貧困所做的種種努力客觀生動地呈現了出來，“雖然我們生活在和平時期，但仍然存在為了人民利益的悲壯犧牲，以列出名錄的方式向這些當代英雄致敬是很震撼的，他們所做出的一切完全值得作家們去書寫”。

書中有一個人物給李朝全留下深刻印象，他是在走訪建檔立卡貧困戶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因公殉職的云南昭通大關縣玉碗鎮扶貧干部王文貴，“在一個孩子眼里，父親經常惦記的事是下鄉，所以當別人告訴她爸爸去世了，躺在那里，孩子的直覺反應是‘躺在那里是假爸爸，真的爸爸下鄉去了’……這就是文學，在我看來，這樣的人和事都是文學應該表達的”。（文/中國作家網 杜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