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一般認為，荀子集先秦學術思想之大成，他的思想是先秦時期哲學思想發展的最高峰。但是，荀子的思想為什么能夠成為最高峰？他為什么能夠集大成？又是如何集大成的？這些問題只有結合百家爭鳴的時代背景，特別是他在稷下學宮的學術活動，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荀子的思想同稷下學術的關系十分密切，他通過對稷下諸子思想的批判吸取而把先秦學術思想發展到最高峰，離開稷下諸子的思想創造和學術積累就沒有荀子的集大成。要說清楚這個問題，需要對稷下學宮作一些簡要介紹。

百家爭鳴是中國人的驕傲，而百家爭鳴主要就是在齊國的稷下學宮發生的。

戰國中期，齊國的君主在都城臨淄的稷門之外蓋起了高門大屋，吸引列國的飽學之士來此講學授徒、著書立說、探討富國強兵之道和治國理政之術，為齊國的強盛源源不斷地培養人才，史稱稷下學宮。稷下學宮歷經一個半世紀，成為戰國中后期列國唯一的學術文化中心。

齊國君主為稷下的學者開出的待遇極為優厚，從而迅速吸引了來自列國的大批學者。他們號稱稷下先生，“皆命曰列大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同時又“受上大夫之祿”，生活十分優裕。稷下先生們“不治而議論”“不任職而論國事”，沒有具體政務的煩勞，不必承擔什么風險和責任，可以專心地從事學術活動。齊國君主對稷下學宮的學術活動并不干預，鼓勵學者們暢所欲言，所以這里的學風十分自由和平等，涌現出很多著名的思想家，各家各派在這里都發展到了本學派的成熟階段。

在稷下學宮創辦之前，學者們天各一方、互不相識，難以開展爭鳴。稷下學宮為學術思想的交流發展搭建了一個極好的平臺，各家各派的學者聚在一起，討論問題、交流辯論十分方便，這就極大地促進了學術思想的繁榮和發展，百家爭鳴在這里迅速達到了高潮。

荀子十五歲始來稷下游學，到齊襄王時已是“最為老師”，在稷下學宮中“三為祭酒”，長期擔任學術領袖，對活躍在稷下的各種學說最為熟悉，因而他最有條件對百家之學進行系統的總結、整合和提高。

荀子對稷下諸子百家的總結和整合主要是通過批評和吸取兩種方式進行的，主要反映在《荀子》一書的《非十二子》《解蔽》《天論》《正論》等篇中。事實上，荀子是對全部先秦學術思想進行總結，他批評和吸取的不只是稷下諸子的思想，還包括稷下之外和稷下之前的思想，而以稷下諸子的思想最為集中。荀子批評了稷下諸子宋钘、慎到、田駢、孟子等人的學術思想，指出了他們思想中的偏蔽之處和不正確的內容。例如，批評宋钘“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批評慎到、田駢“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于上，下則取從于俗，終日言成文典，反[公式]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批評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批評慎到“有見于后，無見于先”，批評宋钘“有見于少，無見于多”，批評慎到“蔽于法而不知賢”，批評宋钘“蔽于欲而不知得”，等等。通過對稷下諸子的批評，荀子吸取了他們的思維教訓，克服了他們的片面性。但是荀子在批評稷下諸子的同時，也說他們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對他們思想的合理之處也給予了肯定。

下面我們再從幾個方面談談荀子對稷下諸子思想的吸取。

荀子的政治思想是主張禮法互補。禮治和法治是古代治理國家的兩種最基本的思路和方式，在荀子之前，儒家主張禮治和道德教化，法家則主張純任法治，兩家大體上是互相排斥的。在百家爭鳴的學術環境中，稷下諸子慎到、尹文（還有《管子》的部分作者）等開始調和儒法兩家的政治主張，嘗試在法治的基礎上吸收儒家提倡的道德教化作為補充。荀子沿著儒法結合的理論方向繼續發展，提出了以儒家的禮治和道德教化為主，同時以法治為輔助手段的思想，這是對儒家政治主張的一個重大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儒家的不足。

荀子提出性惡論，這是他政治主張的人性論基礎。在荀子之前，孟子主張性善論，其他稷下諸子如慎到、田駢、尹文等則認為人性都是趨利避害、自私自利的。荀子吸取了稷下諸子的人性理論，在肯定人皆“好利而惡害”的前提下，主張用儒家的禮義教化來變化人性，這就是他著名的“化性起偽”說。

荀子在天人關系上強調“明于天人之分”，這也是受到了稷下諸子天道觀的影響。在孔子和孟子那里，“天”具有人格的意義和道德屬性，稷下諸子則把“天”看成是自然之天，強調天的運行與人無關。荀子沿著稷下諸子的理論方向，也把天還原為自然之天，但他又認為人在天面前不是消極被動的，主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思想，這一思想的提出則是對《管子》中“使物”“裁物”“君萬物”思想的吸取。

荀子就是這樣，通過對稷下諸子學術思想的批判和吸取，集百家之大成，把先秦哲學發展到了最高峰。通過這種方式，荀子的思想彌補了傳統儒家思想的不足，大大提升了儒學適應社會、管理社會的能力，為即將到來的大一統國家提供了長治久安的最佳治國方案，漢代以后歷朝歷代所實際采用的，事實上都是荀子提出的這種儒法結合、禮主刑輔、陽儒陰法的治國模式理論。誠如譚嗣同所指出的，“兩千年之學，荀學也”，這是符合歷史實際的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