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體系”建設的重要性毋庸多言，但是如何理解“三大體系”的內涵，更是我們應該首先思考的重要問題。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絕不是一個邏輯問題，也不只是理論問題，而是思想、教育和文化實踐問題。

學科體系影響人才培養

學科體系構建的本質問題，可能與近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在探討的問題——為什么當代中國不能出學術大師密切相關。過去人們從觀念和思想上對其已有所探究，然而我們也可以作一些形而下的探討。今天我們的學科分布和歸類都趨于細分化，而且越來越細分。我認為目前的學科設置、學科規范和調整方向，不應一直做加法，也應該考慮做減法。學科專業設置不能總是追逐熱點，而是要有相對的穩定性。以熱點導向來設置學科專業，勢必會越來越多，而且等熱點過去，學科是否撤銷？熱點問題不一定得通過設置學科專業來體現，可以用三級學科和專業方向來調整。過于碎片化的學科分類、專業設置以及法規性專業目錄的制訂，直接影響了學者的知識結構和思想視野，甚至影響到了幾代人才的培養標準和途徑。

在中國文學專業范疇內，王朔曾經談到這樣一件事，有人拿一首李白的詩問某一個李白研究專家，希望其解釋一下這首詩表達了一種什么樣的內涵？該專家回答說我不太明白，因為我研究的是李白前期的作品，這個是李白后期的作品。這聽起來像個笑話，但在有些研究領域卻是普遍現象，甚至常常因為超越或偏離了所謂的專業范圍而導致研究生畢業論文不被通過。我們回顧一下中國文學研究和教學的歷史，文學學者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過程中，學習的往往是斷代文學史。我們將相對漫長的文學時代做了越來越詳盡的劃分，包括先秦文學、唐宋文學、明清文學乃至現當代文學等。不同的老師講不同時代的文學，缺少知識的整體性和思想的連貫性。國外大學的文學教育與研究則多沒有做這種劃分，很多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具有一種貫穿始終的全史觀念。這種學科的細分通過學科目錄的制定而加以法規化，成為一種學理和制度的制約。這對于中國學界大師的產生，是否形成了一種知識性的限制？

民族性與人類性不可或缺

在從形而下的角度對學科專業的細分化導致學者知識斷裂的可能性進行探討之后，我還想談一個形而上的問題，即我們如何理解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體系建構中的中國特色和人類意識的關系問題。我們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的文化系統，是為了更好地與世界對話，去豐富世界，進而影響世界。中國特色不同于“中國國情”，應該包括世界性和人類性。如，孔子學院的發展戰略和最終目的就是用中華文化豐富人類文化、融入和發展人類文化。從孔子學院建設的某些具體實踐中可以看到，如何在體現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體現人類文化的同一性，可以做進一步的思考和調整。

中國特色和人類意識，不是對立關系，也不是替代和取舍關系，而是一體兩面的關系。我們為什么要提出中國特色？其目的是用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給世界提供解決全人類問題的途徑。我們的學術體系不是自成一系的、封閉的、孤立的，而是開放的。開放的體系不僅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更應該向世界、向全人類開放。要想讓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體系產生世界性影響，其內涵必須包含人類意識。

學科和學科體系概念不是從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而是五四運動后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而來的。中國傳統的學科劃分較為簡略，或以“六藝”，或以“經史子集”來劃分。至于具體劃分為多少個學科、門類，幾乎沒有對應的體系。今日設置的學科，是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在接受現代學術體制、學科體制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學科概念本身就體現了世界性。學術研究是人類的思想活動，是知識的積累、思想的創造，同時又是在不斷檢驗知識和思想的過程。這一過程在人類學術史上是大同小異的。我們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體系，不等于自我構造和構造自我，我們構造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性的學術思想體系。所以，在這一體系的建構中，我們絕不能以封閉的、縱向的思想資源作為我們唯一的支持，應該考慮將橫向的思想資源也作為我們的思想資源之一，或者作為參照。

正確對待研究中的個性特征

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和學術體系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歷史性、科學性、邏輯性，而在不同的學科里又有不同的特點。在文學研究的學術體系中，除了這幾個特點之外，還應具有自己的特點——個人性。這種個人體驗的豐富性，情感的魅力是最容易與人類意識相通的。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體系，不是強化二元對立的文化觀，而是要以中國特色豐富世界，并且努力引領世界，因此我們不能缺少人類意識。思想文化界對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尚缺少更多、更深入的闡釋。我們大多把這一理念局限于外交思想、國際關系領域中，但我認為其在實質上說出了在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建構以多元一體、合作共贏的人類意識為基本框架的新全球化理念。這樣的理念，也正是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體系建構要努力達到的最終境界。

以我從事的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體系而言，不僅要有中國特色、人類意識，還要有個人性。個人性是其鮮明的特征，可能比其他學科表現得更為明顯。遺憾的是，某些學術評價體系并沒有給予中國文學研究相適應的評價機制，我們仍然采用一般的量化考核規則，這也是教育部最近特別強調破“五唯”的原因。現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仍處于量化狀態，但某些學科并不一定適合量化，更不能將量化極端化。如在一些學校，量化考核規則規定發表的理論性文章，如果是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就必須發表在“理論版”，否則不予承認。即使是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發表于《人民日報》的“文學評論版”也不能算作相應的學術成果。這樣一種極端化、模式化的學術評價體系，幾乎沒有考慮到不同學術體系的不同特質。

學科體系、學術體系的邏輯性建構不只是一個形式問題，也是一個內容問題。邏輯是學科內容的形式化反映，是一種結構性產物。目前的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構建，在邏輯化上存在兩個問題，一是非邏輯，就是能把一種人們不太認同的理論，用完美、深奧的邏輯闡述出來，還能自圓其說。非邏輯實際上是一種負向邏輯，它對于培養人的思維方式不具有積極作用。二是純邏輯，是一個典型的形式主義研究，其話語表達方式、體系建構上完整嚴密，但內容是常識性的和反常識性的。當前文學研究中就存在這種過度哲學化，甚至可以說玄學化傾向。正如吉林大學孫正聿教授所說，真正的學術應該用人人都懂的話說人人都不懂的道理。當前文學研究過于邏輯化、非大眾化，體系上雖然完整，但思想上空洞，而且造成了普遍的接受障礙。文學就應該是文學，不應過于空洞地邏輯化。學術體系與學科體系各有特征，學科體系需要固定化，具有公共性，而學術體系應個性化、具有創新性。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我們要做的工作不是簡單地將政治概念套用到學術研究之中，而應從學術研究中闡釋政治邏輯和政治理念，這是黨和國家賦予我們這些專業知識分子的崗位責任，我們一定要堅守和完成這一職責任務。

（作者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