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幸福來電》一書所有篇目的回味與暢想之中，我理解了一個生于澳門、長于澳門、將澳門鄉土情結植入所有回憶與想象中的陸奧雷。我時常想，所有源自鄉土的文學都應該是充滿生命力的，尤其是在這份生命力之上，作者在作品中呈現出一副游離、徘徊在鄉土敘事之外的圖景，人類所有的美好與善良已被匯集于與故鄉漸行漸遠的個人情感體驗之中。澳門是陸奧雷年輕時想要久居的地方，也是他試圖通過記憶倫理的路徑不斷去修復或尋找的根。董卿在《朗讀者》中說：“故鄉是屈原的秭歸，那里是楚國宗祖，洞庭波兮木葉下；故鄉是卡夫卡的布拉格，虛幻又現實，欲說還休；故鄉是木心的烏鎮，五十年未聞鄉音，聽起來麻癢癢的親切感。”同樣，澳門成為了陸奧雷個體敘事創作中的故鄉根基，承載了《幸福來電》中所有的美好。

書寫“我城”——空間敘事的可能

陸奧雷用筆觸深情的文字和白描手法呈現出了澳門的街道實景。這個一心想著為澳門城市街道塑造文學群像的作家，他筆下的所有人物常常在澳門的公共場所之中參與敘事，成為了澳門空間地理縮影中必然的一種存在。從板樟堂、水坑尾、北區的長街到中央公園、友誼大橋，再到大三巴、媽閣廟、觀音像、融合門，這種書寫生于斯，長于斯，將所熟悉的空間放置在文學創作中的手法，使得陸奧雷的作品有了多種情感迸發的可能性。正是以鄉土為出發點，陸奧雷的小說態度極其明確，他將書寫愛恨情仇的筆墨均放置在澳門的大街小巷。《幸福來電》中故事的主角大多是以“我”的第一人稱視角，為讀者呈現個體成長與城市體驗之間的文化關聯與想象視野。陸奧雷的文字之中，既規避了洪鐘大呂式的史詩敘事，又摒棄了溫情熨帖化的小家碧玉，而是借用熟悉的地理面貌，將個體成長的具象體驗與情感表達相匹配，因此，澳門成了陸奧雷在小說中得以言說的青春印記之地。

空間敘事學者龍迪勇曾提出：“跨媒介敘事是一種‘出位之思’，即跨越或超出自身作品及其構成媒介的本位，去創造出本非所長而是他種文藝作品特質的敘事形式。‘出位之思’構成了‘跨媒介敘事’的美學基礎。空間敘事本質上是一種跨媒介敘事。”因而陸奧雷筆下的澳門街道故事都充滿了本土意味的表達與空間多向敘事的可能性。《幸福來電》中，陸奧雷“書寫我城”，從板樟堂的倒數聲到寧靜的西灣治療“我”的憂郁。這一切發生在澳門街道的往事，充滿懷想的歲月和念念不忘的未來，都是陸奧雷筆下的典型代表。文學的想象力與生命力來自于休養生息的土地，陸奧雷用文字構建出諸如消失的圣母灣這樣的空間符碼，在時間流逝于人性善惡的成長體驗之中，在離亂涼薄的塵世尋找得以寧靜棲息的樂土，正如導演王小帥的《日照重慶》，以城鄉二元對立的矛盾，再現出時間過往、歲月不居的文化想象中，個體始終要與過去、現在和將來達成和解的哲學命題。

故事容器——道具符號的編碼

在新舊街道的情感矛盾中，陸奧雷將文學的關注點轉向“故事容器”的書寫與刻畫中。魚、酒吧、手機、校園、咖啡館、貓等成為了其日常生活寫作中的標配元素，由此，陸奧雷的文字風格展現出與生活結緣的復雜情愫。澳門是海港之城，向海而居，因海生情，因而不難看出澳門人對“魚”的某種特殊情結，也往往會借“魚”書寫人城關系。《魚》這篇充滿隱喻的小說，娓娓道出“魚蛋”與“牛丸”的選擇與境遇，無論命運如何，最終都是煙消云散的結果。頗有幾分佛家里面講因果由緣、萬事皆空的意味，陸奧雷用文字告誡讀者：要珍惜快樂的過程，如果最后變成魚蛋和牛丸，便沒有以后了。誠然，不管是為了筆下的夢想也好，還是想逃脫囚籠也罷，或是最終無奈的作出選，通過文字釋放自己，都是一種生存與存在的方式，也就是海德格爾所說的經驗過的生命。從這一角度來看，寫作成為了他與生活交心、產生共鳴的一種方式。

陸奧雷在“故事容器”的篇目中，運用了大量故事情節構建出充滿道具符號的小說世界，甚至以自嘲方式描寫日常生活，極具黑色幽默。對于自由的想象，使得陸奧雷的文字中有了擺脫生活束縛與鐐銬的悸動。雖然看似狂野不羈的文字表面有一種野性的呼喚與掙扎，實則卻用文字表現出了內心的真誠與召喚心靈自由的沖動。這應該是一個人寫作時最美好的狀態，就是我寫我話與他者無關，最后呈現給讀者的也是作家最為真誠的存在。在周遭生活的浮夸喧囂中難以發現深藏背后的隱憂，與其西裝革履地在人群中游走，倒不如帶著鐐銬跳舞，用文字與生活達成和解。

感情的事——情感敘事的哀愁

陸奧雷在作品中也通過對澳門街道擁擠感的描述，進一步表達出澳門情感敘事的惆悵與苦悶。《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作者簡?雅各布斯提出：車輪碾碎了街道。城市的街道除了承載交通外，還有許多別的用途。街道應該具有活力，并給人以安全感，但同樣日漸繁華的街道與甚囂塵上的都市生活，使得作者與澳門這樣一座城市的“戀情”也出現了緊張與崩離的態勢。車輪碾碎了街道，也讓情感出現了難以縫合的美麗與哀愁。香港導演王家衛用支離破碎的鏡頭展現出了上世紀60年代香港青年男女的曖昧狀態，同樣也表達出拒絕與被拒絕的宿命。這些在陸奧雷筆下都被記載為一種情感往事。在某種機緣巧合的講述之中，香港與澳門的情感關系呈現出共同的內在特質，所以陸奧雷才寫“苦戀日夜”，又同樣將街角當成了“永遠的目擊者”，這與蘇麗珍和周慕云的情感接觸方式如出一轍。《一代宗師》中說有句臺詞：“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陸奧雷的文字中永遠充滿了一種對重逢的期盼，他寫“為舊情人祝福”，在氤氳不明的惆悵溫婉之中，陷入不斷的追問與思考：“簾外語潺潺，春意闌珊；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靜謐和慵懶是澳門生活的常態。倘若將澳門的諸多街道變成陸奧雷筆下體驗懷舊的符號，那么他的情感敘事依舊是緩慢而自我的。如此看來，澳門街角的咖啡館竟同時承載了懷舊與詛咒兩種背道而馳的情感體驗。我們不難發現篇目之中的“錯誤”，“中秋詛咒”，“詛咒之二”，均是對其情感美好想象之外的顛覆和解構。澳門詩人黃文輝經常用魚作為自我表達的隱喻，生動描述澳門的魚在今天的多重情感困境：“怎么還未下雨呢/擱淺在沙灘的魚們想”；“我們是一尾誤闖石屎森林的魚/以為窗口透出的燈光，是燈塔的方向”。陸奧雷在作品中，也將“魚”設置成了自我表達的符號，魚作為一種魔幻現實主義的存在，絕不僅僅是海洋地域的原型象征，更是澳門人對海洋的一種懷念，恰如“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而個體成長中，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維系則正如澳門城市建設中海洋與陸地緊張的關系，對家園“失樂園”般的想象也成為了個體生命之中情感動蕩不安的映射。

陸奧雷在《板樟堂的倒數聲》中寫到：以后，我們將會在旅游塔，繼續寫下不同的故事。另一代的澳門人，也將會因為自己生命中各種各樣的故事，而去愛這個地方。快樂總會帶著淡淡哀愁好為幸福催化，正如我喜歡板樟堂的倒數，早已沒有。而那片黑得晶瑩的天空，卻和今夜相同。“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時過境遷，然而無論是變與不變，在陸奧雷的回憶當中，澳門已從多元交匯的文化象征變成了海洋與陸地文明交融的符號，這催生出了澳門人對大海的戀母情結，也同樣成為了陸奧雷不知疲倦，山一程，水一程，想要再次走近故鄉的期待。江湖路遠，但故鄉始終是故鄉，斷了筋骨，卻連著血脈。而這與澳門有關的、正在發生著的一切都成為了陸奧雷“此心安處是吾鄉”的精神寫照與情感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