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

古典時期的學術研究以追求真理、追求崇高為最高旨向，對學術虔誠、敬畏甚至可以殉道，其學術精神是神圣的。在新時代，學術精神理應回到學術研究最原初的語境，以喚起學術精神的真正回歸。學術研究應消除成見，不偏狹于對現代性的祛魅。學問的至上律令開啟智者初心的聲音和回響，傾聽和被傾聽同樣來自理論與實踐的合二為一。學者何為？學術研究何為？讓我們回到最原初的問題，來剖析學術精神的本真意蘊。

第一，批判性的反思精神。學術精神理應回到最原初的語境來審視，批判性的反思精神是其最基本的精神維度。“離開了批判，我們就會被意見或習俗控制。”蘇格拉底用與青年對話的形式開啟了學術研究的絕對求知狀態。這種絕對求知狀態是拋開世俗眼光的自我救贖，無所畏懼地愛智慧，是出于對理性本身的好奇而求知，從一開始就不帶有任何功利色彩。蘇格拉底以尋找真正的世界本源和萬物之本為己任，又敢于對信以為真的知識說“不”。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說：“人類求知是出自本性。”這一時期學術研究以自身為目的，“追求真理和知識的本有價值”，通過追求真理得以觸及人的界限。在希臘語中，“真理”一詞的本義是對現狀的批判，通過批判剔除意見和習俗，使真理得以明晰。“批判”在哲學中是一個中性詞，它絕不僅是現代人文精神內部的意見分歧，它要求學者對待學術研究要保持清醒、理智而不盲從。批判性的反思精神是人類關切自身的普遍精神狀態和行為，不是學者個人自發的簡單反省，而是一種建立在事實基礎之上的公共理性精神，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自己的方法、理論和學術規范。

第二，追尋正義的實踐精神。古典時期的學術研究表現為一種崇高的精神追求，并通過對知識的尋求來獲得正義的確定性觀念，以“確保一種善的生活和由此而來的靈魂的得救”。在柏拉圖那里，思想是通過對話獲得的，對話作為一種現實實踐是錘煉理性的最好方式。柏拉圖的作品幾乎都是對話錄，他認為，“在生動的對話之外，沒有真正的知識”。古典時期的學術研究所追求的不是一套知識體系，而是實踐層面的自我修行。蘇格拉底飲鴆酒而亡，他為自己承諾的神義、真理、原則而死，用人的智慧和理智去超越死亡的恐懼，蘇格拉底之死是一種正義的實踐。尼采說：“蘇格拉底是第一個不僅知道生，而且知道依照那種知識的本能去死的人。”柏拉圖創建阿加德米學園（又稱柏拉圖學園），眾多有志青年都渴望來這里深造，進行靈魂的修煉和對正義生活的追尋，也是一種實踐。通過實踐，“使自己的各種力量構成一個最崇高最和諧的整體”，這才是人的真正目的。希臘人最初面對存在者表現出讓人難以理解的固執，繼而能完全敞開自身，這得益于他們對生活世界的不斷追問。追問本身成了求知的實踐形式，其嚴肅性不能被世界上任何事物所干擾，可以使各種意見、律令和學科條框的限制不堪一擊。因此，真正的學術研究必須具有“一種想要接近如其所是的存在者并受它逼迫的激情”。真正的學者必須是精神獨立、人格獨立的楷模，是思想的開拓者而不是精神附庸。其學術研究必須秉持有德性而不卑俗的精神，追求真知而不聽命于意見擺布的精神，并對自己的言論和行為擔當實踐的精神。

第三，啟示理性的超越精神。假如學術精神應該為學者并且通過學者而存在，那么，在什么條件下才是真正的學術精神？答案是：唯有在開端之時，即在理性開啟之時。理性是人的精神的基本需要，學術研究從理性的基本需求上來理解，才能獲得最堅實的基礎。理性當通過自由教育來開啟，自由教育由喚醒一個人自身的優異與卓越構成，由傾聽最偉大心靈之間的交談構成。施特勞斯認為，“自由教育作為與最偉大心靈們的不斷交流，是一種在溫順而不只是謙卑的最高形式之中的試驗”。通過自由教育開啟理性，沖破學術世界的喧囂、浮躁和功利。在理性思考中敞開自身，并且賦予知識以真理性光輝。理性是純粹的沉思，“最終旨在促進人類成長的完美”。理性的開啟意味著按心靈的本性過一種理論的生活，對人的內在能力進行觀照和提升，并進行思想的自律，喚起自由思考的能力；在世俗化的生活與超驗的神域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以超功利的眼界對人類世界進行省思與考量，超越現實，改變現實。超越現實并不是不切實際，而是要深入到關乎人心、人性的最普遍的現實。

學術精神是學者的價值準則、認知理念和精神氣質，是學術研究的靈魂和導向。呼喚學術精神本真意蘊的回歸，不僅需要作為學術主體的學者矢志不渝的努力，還需要學術管理機構、學術出版機構等各個方面的推動。學術管理機構應增加制度設計中的人文因素，更加注重從知識生產的本質規律去觀照學術。

（作者單位：中共吉林省委黨校《長白學刊》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