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以來文學藝術中的“人民性”理論建構，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化過程中最具標志性的理論成果。從延安時期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藝事業就把“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作為一個基本方向，而且不斷根據時代發展需要，對人民文藝觀的內涵加以豐富與發展。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藝實踐指出了一條具有深遠意義的發展道路。對文藝“人民性”立場的強調，是《講話》最為核心的內容，它標志著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人民文藝觀的正式形成。“人民性”這一文學藝術創作的基本立場所容納的豐富內涵，很大程度上成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作家的普遍追求，其在柳青和路遙的創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深切關注人民生存狀況及精神動向

柳青和路遙的創作幾乎都有著同樣的根基和底色，那就是對“人民性”的堅守和發揚。在“人民性”的文學實踐中，柳青的《創業史》可以說開創了不僅僅局限于農村題材而對于當代文學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范式。《創業史》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部經典作品，雖歷經磨難和爭議，但其創作者柳青身上所體現的一種“與時代共歌哭，與人民血肉融通”的文學精神是可貴而永存的。以今天的文學視野看，柳青不但沒有過時，而且作為當代文學經典，其《創業史》的價值和意義已經遠遠溢出了它的文本本身，特別是對于當下文學所存在的諸如“精神的缺鈣”“庸俗的泛濫”“思想的迷失”“惡俗的流布”等一些不良文壇怪象、病象，有警示和反撥作用。柳青的可貴之處，首先體現在他對于作家身份的清醒認知意識和對這種認知的全身心踐行。柳青在陜西長安縣皇甫村一待就是14年，在這一點上，他以執著的“為人民”書寫的精神，進一步驗證和豐富了“生活是文學的唯一源泉”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美學內涵，而且為當代中國文學的“人民性”精神指向樹立了樣板。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柳青才會對于中國革命及革命勝利后的農民問題有如此深切的關注，對農村生活有如此深刻的體驗，對農村的社會主義變革有如此宏闊的反映。

《創業史》的文學史意義和價值，還在于塑造了梁生寶這個嶄新的中國農民形象。這個嶄新的形象，既不同于魯迅、茅盾等筆下的那些麻木、愚昧、貧苦、愁容滿布的舊式農民形象，也不同于趙樹理筆下的小二黑、小芹、李有才等民間新人。梁生寶是一個沒有“前史”的農村新人，他對新中國、新社會、新制度的認同幾乎是與生俱來的。于是，他就成了蛤蟆灘農業合作化運動天然的實踐者和領導者。柳青通過這一形象，完成了對中國農民創造歷史的想象性建構和本質化書寫，這也是他所追求的“為人民”而寫作的理想化實現。

作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文學重大成果的《創業史》，以其宏闊的文學視野再現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壯闊圖景，以其全景史詩式的創作追求留存了波瀾壯闊的時代記憶。那么，柳青是以怎樣的文學觀念踐行自己的創作的呢？其極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遵循和崇尚現實主義。柳青的“三個學校”（即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藝術的學校）的文學積累及廣博的生活經驗，是他踐行文藝為人民寫作，堅守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的生動體現。“生活的學校”是作家扎根民眾的基點，是寫作的源泉，是認識人民生活的土壤，是生命和靈魂的棲息地；“政治的學校”是作家思想鍛造的“高地”，是政治意識不可或缺的理論場域，是學習和認識馬克思主義思想及其藝術實踐的廣闊天地；“藝術的學校”是作家對自身文化藝術素養的綜合融通，是其藝術審美意識的卓然表現。對于一個作家來說，這“三個學校”是不可或缺的統一體。

柳青的“人民性”書寫正是按照他設定的這一“標高”來踐行的。他將中國農民的精神動向和心理變遷置于變革中的大時代，給予深廣的歷史表現，充分顯示了其文學表達的“人民性”視野及情懷。柳青的文學思想意識是真正“下沉”的，他筆下的主人公是新中國的主人，是大時代歷史的真正的推動者、創造者。他塑造的新農民形象梁生寶，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高度的政治覺悟。梁生寶對日常生活的政治意義非常敏銳，總能在每一件平凡的事件中發現“教育意義”。在柳青看來，這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員在黨的教育下階級覺悟提高的必然表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宏大歷史敘事，只能由梁生寶這樣具有政治示范意義的革命新人形象來承擔。唯其如此，《創業史》氣勢宏偉的史詩性追求才可能實現。而梁生寶作為真正具有社會主義品質的新人，標志著中國農民終于找到了自己的現代本質。這也意味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敘事的完成。

對現實主義的不懈追求，本質上基于在創作中對“人民性”的強烈認知與不懈追求。柳青的創作其實是以自己的方式參與了“中國農民本質”不可或缺的精神建構過程，凸顯了現代文學中被壓抑的有關“農民”的現代性“知識”。中國新文學的歷史經驗反復證明，對人民生活生存狀況及精神動向的深切關注，是現實主義文學追求的核心。自魯迅以來的新文學作家，都把書寫人民生存的悲憫、苦難及其抗爭作為最重要的文學表達。因此，現實主義也無可置疑地成為百年中國文學主潮。以柳青為代表的這些從底層中來、到底層中去的作家，注定要在“歷史的現場”敘寫人民群眾改變自身命運的艱難歷程。而這種“改變”的歷史，已不是悲憫于民眾的底層痛苦的哀嘆、無奈、絕望與掙扎，而是創造歷史的樂觀和豪情，是對新制度不可遏制的贊美之情，是中國現代主流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的當代延續。柳青的文學人生及其精神持續發生著巨大的影響，也深深融入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進程，至今仍葆有強勁的活力。

積極投身新時期文化建設和文學變革

作為一個在文學書寫中始終以“人民性”彰顯創作意義與價值追求的作家，路遙的寫作卓然踐行了“以人民為本位”的根本原則。這首先表現在他將作家的身份定位、寫作行為與書寫對象并置，深入貫穿到“人民”的身份意識之中。路遙曾多次讀解柳青，他從柳青身上獲取的是“地之子”般的真摯的人文情懷，視民眾為滋養作家品格的精神搖籃。更值得注意的是，受柳青“三個學校”之于作家“為人為文”的博大情懷的滋潤，路遙視文學創作如“父親在土地上的勞動一樣”，提醒作家“永遠不要喪失一個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正是這種對作家自我身份的清醒意識，使他的創作總是不滿足于社會問題的再現，而是苦苦求索社會問題的發現；人民不再是作家代為發言的群體或深受同情的階層，而是作家個人及其作品的主體性存在。也正是在這種精神層面上，路遙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實踐并回應了當代文學中曾一度存在的窄化“人民”的問題，拓展了人民文藝的寬闊視域。

路遙以執著的精神，踐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創作旨向，在柳青等人開創的路途上繼續前行。《平凡的世界》不妨看作《創業史》在改革時代的文學延伸，孫少平也是梁生寶的生命延續。作為“改革先鋒”的路遙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能引起文壇和讀者分外關注，正在于他復活了柳青的文學精神，接續了柳青未盡的文學使命。

路遙把現實主義作為一種精神、一種文學價值追求的實踐理性，積極投身新時期的文化建設和文學變革。對現實的積極參與，是路遙創作的主要目的。這使他的現實主義文學在繼承“五四”以來現實主義精神的基礎上，勇于實踐，富于創造：一方面把握當代中國現實生活的各種關系；另一方面又發掘潛藏在生活深處的理想之光，將其熔鑄到人物形象和生活圖景之中。由書寫個人的命運到對歷史走向的判斷，從對民族歷史的把握深入到對民族精神的探察，路遙的創作將對宏偉歷史與繁復現實的表現上升到新的審美層次，使他的現實主義追求具有了更加廣博的內涵。

路遙的作品有一種大悲憫、大同情的精神境界，這種境界的形成，不僅來自于他是一個“血統的農民的兒子”，還在于他“對中國農村的狀況和農民命運的關注尤為深切”。這種對于民眾的“強烈感情色彩的關注”，充分體現在他對于民眾創造歷史的“苦難”書寫。作家把個人成長的生命體驗與當代中國“三農”問題充分結合，映現出時代的困境與人民生活的艱難。“苦難”在路遙的創作中不僅是個人的或群體的經歷，更是社會問題的基調與背景，這種思想深度為路遙的創作增添了莊嚴感與悲壯的力度。在路遙的文學世界中，我們看到的是普通民眾苦難的奮斗史，他們創業的歷史沉郁、悲壯而崇高。在這種苦難的奮斗史中，容納著他們對歷史、對社會、對生活、對人生、對生命堅定不移的信念、追求和犧牲精神，充滿著積極進取的樂觀態度。我們從這樣的苦難的奮斗史中得到的不是憂傷、凄婉和悲哀，而是厚重、剛健、滿懷著昂揚激情的精神力量。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平凡的世界》成為一部被讀者“讀”出來的經典。

從柳青的《創業史》到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中國當代作家70年來始終堅守“為人民書寫”的現實主義精神品格。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學藝術創造“首先要搞清楚為誰創作、為誰立言的問題，這是一個根本問題”，“人民是創作的源頭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創作才能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進入新時代，我們的文學創作與研究更應深入思考如何延續傳統、不斷尋求突破。柳青和路遙并沒有過時，他們那種與人民融為一體的奉獻精神，那種堅守為人民書寫的“智慧和經驗”，仍具有相當重要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