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作家，主要寫小說，寫過6部長篇，七八十個中短篇，其中比較有名的幾部長篇，像《解密》《暗算》《風聲》，已累計譯成33個語種，在40多個國家出版，上百個國家和地區發行。因為宣傳需要，這些年我常應出版社之邀到各國和讀者交流。讀者讀了我的書，一定意義上是在讀中國。我想也是這個原因，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讀者給了我這個機會，讓我來和大家作交流。我確實也有些感受和思考愿意同大家分享。作為一名作家，我的感想是相對個體的、民間的，大家不必一定認同。今天我們是以文明的名義進行對話，文明和對話有個共通的心臟，就是求同存異，不比對錯高低，比的是理解包容。我相信通過這個會議，世界會多一片理解和包容的天空，這是文明璀璨的天空，風景這邊獨好。

在我和各國讀者交流互學中，我深切感受到，在這個“世界是平的”的時代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里，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和交流顯得尤為重要。交流、對話，是消除誤會、減少沖突、正確認知對方最有效的途徑。經貿往來是交流，面對面坐在一起開會、對話是交流，互相閱讀、傳承對方的文藝作品也是交流，甚至是更行得通也更行之有效的。巴爾扎克說，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梅里美說，世間一切都通向一本書——當然是文學書。我們應該都有相似的體會，閱讀文學作品決定了我們對某個國家最初、也是最動人的印象。法國一位女大使曾在她北京的大使官邸里對我說：每一部文學作品都是一個可能的文明外交使者。從可能到事實，只有一個翻譯家的距離。

說到翻譯，我可以大膽下判斷，世上不會有第二個國家能夠像中國這樣，有那么多優秀的翻譯家，繼往開來，孜孜不倦，幾乎翻譯了世上所有偉大的文學名作。就拿法國來說，我個人至少讀了200部以上的法語文學佳作，從蒙田、盧梭到拉伯雷、雨果、巴爾扎克、福樓拜、司湯達、莫泊桑、左拉、紀德，從大仲馬到小仲馬，從波德萊爾到蘭波、布勒東、薩特、加繆、羅布-格里耶，從杜拉斯到波伏娃、薩岡，從羅蘭·巴特到福科，從《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到《約翰·克利斯朵夫》《紅與黑》《羊脂球》《追憶似水年華》《卡門》《惡之花》《情人》《橡皮》《戀人絮語》等等，太多了！這些作家和作品，我們像熟悉家鄉一個地名一樣可以倒著念，錯著念，念錯了聽的人會自動更正。甚至有些人，包括我，小時候從不認為這些書是外國人寫的，雖然人名有點怪，也不會想到是外國人，而是我們某個少數民族。

翻譯家讓我們看到了世界文學，也看到了世界——世界各國，這些國家和我們的祖國既相同也不同，既有長處也有短處，既可互學互鑒也要理解體諒。作為一個讀者，我從中生動領略了異域他國的風土人情，作為一個作家，我從中切實感受到了文學的浩瀚深邃。坦率地說，我寫作上的老師一半是“洋先生”，另一半就是我們先輩古人了。

作為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國，中國文學源遠流長，精彩紛呈，從《詩經》《楚辭》到漢賦，從唐詩到宋詞，從元代戲曲到明清小說，從《山海經》到唐傳奇，從“三言二拍”到“四大名著”，無不是世界文學殿堂里令人矚目的瑰寶。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在世界上的崛起，中國文學進入突飛猛進的新時期，涌現出了一大批迅速躋身世界文壇的一流作品。比如莫言、鐵凝、賈平凹、王安憶、曹文軒、劉慈欣等，摘取了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在內的世界頂級文學獎。但相比我們對世界文學的熱心，世界對中國文學的關注度還有待提高，同時與我們各類物質產品遍地開花的海外輸出比，我們的“精神產品”包括中國文學“走出來”的步伐還是不夠快，不夠廣，缺乏既定的“軌道”和機會。就拿我本人來說，雖然“走出來”的情況很喜人，但想起來是有些后怕的，因為有太多的偶然性。

這里我可以介紹一下我第一本書“走出來”的情況，我的第一個譯本是《解密》的英語版，但翻譯是偶然遇見的，她在機場候機，飛機晚點，順便逛書店，在一堆書里唯獨拿起我的一本書《暗算》。為什么是《暗算》不是其他書？有兩個原因：一是她從書腰封上獲悉，這是一本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講述了一個破譯家的命運故事；二是她爺爺曾在二戰時期當過破譯家，當時還健在。嚴格說，第二個原因大于第一個，因為她購書的初衷是想看一個中國破譯家的故事，然后回去跟她爺爺作談資。飛機晚點又晚點，一本書看完了，飛機還在天上，她又回去書店，買了我的另一本書《解密》。多年后她對我說，在看我的書之前她對中國當代文學一無所知，她是搞學術研究的，專業是中國先秦文化。她看的中文書我都看不太懂，全是線裝的，烙著遠古的幽深的奧秘。她從牛津到劍橋，漫長的十幾年里一直沉浸在中國先秦的時空隧道里，從沒想到有一天會去翻譯一個中國當代作家的書。但我的書深深打動了她，也大大改變了她，她踏上了翻譯之旅，并且其樂無窮。她現在翻譯了我三本書，也翻譯了中國其他作家的書。去年她還獲得了中國表彰翻譯家的最高獎：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她叫米歐敏，英國人，現在首爾大學用英語教授中文，一個很特殊的專業。

好了，因為有米歐敏，一個二戰時期破譯家的孫女，我的《解密》有幸被率先譯成英語，并且又有幸被倫敦企鵝出版社納入“企鵝經典”文庫出版。出版社是夠豪門的，但它依然可能石沉大海，畢竟這是大部分文學書的出版現狀，何況我在海外毫無知名度。這時又一個好運降臨我頭上，書出版不久（2014年3月下旬），英國一本很著名的雜志《經濟學人》刊發一篇文章，封面上的標題就是“一部偉大的中文小說”。文章把我抬得很高，高到讓我本人都感到惶恐，受寵若驚。

無疑，我遇到了一個有話語權的超級粉絲，但同時也可以肯定他對中國文學缺乏了解。我相信《解密》是部好小說，但類似的好小說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少說可以列出一串，如果他了解中國文學，也許就不至于給我這樣的殊榮。捫心自問，我是誤打誤撞吃到了一塊大蛋糕。然后一石擊起千層浪，英國和美國各大主流媒體都對這本書和我本人做了充分報道。英國主要媒體幾乎全部出動，《紐約時報》先后做了4次報道，《華爾街日報》5次，其他的更多，多得我盛不下。媒體的關注直接引發了讀者關注，讓我的書也賣得相當不錯。緊接著就有各國出版社來找我簽約了，我剛才說了迄今已有30多個譯本，包括法語。我的法語書由Robert Laffont出版，據說是一家老牌的大出版社，有“法國出版教父”之譽。

但是我們回頭來看，我的“走出來”，從翻譯到出版到宣傳，幾個重要環節都有一定的運氣因素。整個過程中，我個人其實沒什么選擇權，很多事情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偶然推動的，所以無法總結，也難以復制。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中國當代文學“走出來”的普遍現狀。這當然是令人遺憾的。我們希望世界各國能夠像我們分享世界文學一樣來多多地分享中國文學，并從文學中認知中國。我的翻譯米歐敏曾認真地對我說過一句話，她說：中國多民族、多層次的文化，包括當代文學，都是從博大精深的先秦文化走來的，有許多值得世界停下來欣賞、站起來推廣的奇珍異寶。

我的祖國是一個古老而偉大的國家，生活著近14億勤勞、善良、智慧、誠懇的人民，在五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中華民族積淀了輝煌的文明成果，為世界文明發展史書寫了濃墨重彩的篇章。改革開放40多年來，這個古老的國度煥發出勃勃生機，開創了人類歷史上少有的輝煌時期，向世界提供了方方面面的發展經驗和成功之路。今天的中國，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世界文明成果重要的保護者和建設者；今天的中國作家生而有幸，既能暢通地學習、借鑒世界文學的優秀成果，同時又處在活力四射、國泰民安的大好時期，熱火朝天、多層次、多觸角的生活給中國作家提供了取之不盡的創作活水。我個人十分有信心，在未來寫出更多更好的中國故事，向世界文學致敬，向世界人民致意。

最后，我要對所有致力于中國及各國文學翻譯的翻譯家們致以崇高的敬意，你們是世界文明交匯的最忠誠的信徒、最高尚的使者，正是靠你們的才華和辛勤付出，世界多樣的文明才能交流，才能互鑒，才能發展，才有今天，才有未來。

（此文系作者2019年10月21日在巴黎中法文明對話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