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作家潘年英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文學創作。他的文學啟程于故鄉，一個坐落在貴州黔東南州天柱縣名叫“盤杠”的小山村。故鄉“盤杠”在他的作品中化名為“盤村”。90年代初《山花》隆重推出他的《雨天》《月地歌謠》等系列小說。1993年他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94年獲中國作協莊重文文學獎，1995年貴州省作協舉辦潘年英作品研討會，1996年獲貴州省政府茅臺文學獎，創作成就備受矚目。然而，1997年他從貴州省社科院調到福建泉州黎明大學任教，2003年又調到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當教授，游離于文學圈，未能引起文壇更多的關注。不過他一直都在堅持創作，堅守自己的文學理想與文學初心。30多年的默默堅守，成就了《我的雪天》《扶貧手記》《寂寞銀河》《邊地行跡》《金花銀花》等散文集、小說集、長篇小說、專著等38部作品，可謂著作等身。

不論是做學者搞研究還是當教授教書育人，不管身居何處，不論離鄉多遠，潘年英魂牽夢繞的還是盤村，所以他總是不斷地尋找機會回到故鄉，感受故土的體溫，傾聽鄉村變奏的聲音，滿懷深情和憂傷講述盤村的故事。他出版的著作中關于盤村的敘述有長篇小說、小說集、長篇散文、散文集等10部。

“盤村”這口文學之井有多深，這個郵票大小的故鄉蘊含多少文學資源？怎么能讓潘年英的筆端汩汩不息流淌出一首又一首人生的歌謠？

最近筆者讀到他新近出版的取材于盤村的小說集《桃花水紅》、長篇散文《河畔老屋》、長篇小說《敲窗的鳥》《解夢花》等，又重讀他在上世紀90年代書寫的關于盤村的文學人類學系列小說集《傷心籬笆》和散文集《木樓人家》《故鄉信札》，赫然發現這些帶有親歷性的文字繪就出一幅幅充滿侗鄉文化韻味的生活圖景，通過盤村一個個小人物的命運生動闡釋了盤村在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發展變遷史和心靈史。一個個多舛的人物命運展示了中國鄉村擺脫貧困走向現代的艱難歷程。

盤村不是一個封閉的世外桃源，它從歷史走來，承載著侗族獨特的歷史和中華民族沉重的記憶；盤村與時代共振，跟著新中國踏步前行，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承載著中國鄉村發展變遷的集體記憶，是中國鄉村發展和時代變遷的一個縮影。盤村不大，卻演繹著一個個人間的悲喜劇。故而，盤村的文學之井豐盈滋潤，源源不絕，這里的故事寫不完。

作為一個侗族村寨，盤村自然有其純粹而獨特的民俗風情。潘年英是盤村半個世紀以來發展的記錄者和見證人，他鐘愛自己的民族文化，充滿文化自信與文學自覺。奇異的民族文化，很容易被追隨現代主義的作家寫得充滿神秘色彩和荒誕意味。然而，潘年英寫得很傳統。他說：“我當然可以寫得‘現代’一點，最初的時候，我也正是這樣嘗試的，但后來，我發現，‘傳統’似乎更適合我。”追求傳統寫法，讓他的作品擁有寶貴的真實、真誠和自然，充滿濃郁的人情味與生活氣息。

潘年英崇拜沈從文先生，遵從先生倡導的文學廟宇中供奉的是“人性”。他傾力表現自己熟悉的侗鄉的生活之美、人情之美、人性之美與自然之美。不過不要誤以為他崇尚唯美主義和追求形式的美感。他的作品雖然充滿濃郁的民族韻味和鄉土氣息，但不是田園牧歌和浪漫的抒懷，而是嚴峻的現實和沉重的人生。他側重于從人類學的角度審視生活，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描摹人生百態。他的文字客觀而冷靜，不以波瀾起伏的故事情節吸引人，而是以真實的生活與真切的情感感染人。那些看似瑣碎的生活被他寫得有滋有味。那些生活的細節看似平常，也不過是寥寥數語，卻展示了生命的復雜，種種人物的悲歡離合與愛恨情仇，比如愛情的甜蜜與感傷、親情的溫暖、愛的無奈、貧窮的痛楚，六七十年代貧困中的煎熬、八九十年代改革的艱難與浮躁、新世紀鄉村的熱鬧與孤寂等等復雜的生命體驗，讓人讀得愁腸百結，思緒千載。

潘年英筆下的盤村人都是侗族，每個人都是獨特的“這一個”，同時又蘊含人類共通的情感。如他在上世紀90年代創作的10篇小說的結集《傷心籬笆》，正如書名“傷心籬笆”所涵蓋的內涵，是令人感傷的鄉村生活記憶，傷痛來自那個時代的貧困和艱難，來自生活之苦、情愛之難和生命之痛。

逃離故鄉，追尋現代，是盤村人的又一種生命形態。一個個盤村青年像潘年英一樣沿著蜿蜒盤旋的山路走出這個貧窮偏僻的山村，奔向城市，去追求夢想，試圖改變命運。如充滿自傳色彩的中篇小說《連年家書》和《大月亮小月亮》以盤村普通人的命運掙扎展示一座村莊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努力，這也是中國鄉村發展的一個側影。雖然這些生活都已經成為剛剛過去的歷史，但是因為文學具有的超越時空超越現實的藝術魅力，這些作品如今讀來依然真實、鮮活、有力，它們成為侗族人民生活的永恒回憶。

如果說集子《傷心籬笆》表現的主要是青春和情愛的主題，充滿生命的激情與生活的躁動不安，那么新近出版的小說集《桃花水紅》表達的是歲月的滄桑感和生命的安然。這部小說集講述的都是作者近年來一次次回鄉的體驗。水泥公路、手機、網絡都已經通到盤村，雖然生活還有艱難，但是貧困已成歷史。盤村已今非昔比，充滿鮮明的現代氣息。但是潘年英依然堅守他創作的初心，書寫充滿文化意味的人性與人情，透過家長里短的瑣碎生活表現盤村的發展變遷。這里的人物在潘年英早期的小說和散文中都有出現，比如敘事者那時是親人口中的“英兒”“弟兒”，一晃三四十年過去了，作者化名為小說中的“老東”，回到村里，“兒童相見不相識”，孩子們怯生生地叫他“大爹”或“大公”。物是人非，“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二三十年前那些面若桃花的青春女孩在這部集子里都成為了中老年人。

如妹紅，她是盤江兩岸百里挑一的好女子，20年前即將嫁給老東時，老東考上了大學悔了婚。小說描繪闊別20年后的一次短暫的相見，在老東眼里，妹紅依然那么美麗健康，可她實際上是即將成為外婆的人了。大嫂金桃在老東的記憶中還是30年前剛嫁過來時的桃花臉和水蛇腰，恍惚之間成為需要服侍幾個孫子的奶奶了。還有大妹，當年遠嫁他鄉，老東先后為大妹的兩個孩子取名花朵與花果。記憶中大妹拖兒帶女回老家給母親拜年，轉眼間大妹的女兒花朵也出嫁了。

老東的母親在50年代嫁給一貧如洗的父親，生養六個子女，在貧窮中掙扎和奮發，年過古稀卻常常只剩她獨守空巢，只能養只貓做伴，經營一個小賣部與其說是為了掙錢還不如說是為了解悶。母親成為盤村最年長的老人，她歷經生活的百般磨難和人生無數生離死別，已經看不出她臉上的悲傷。母親的安然蘊含著生命的厚重與歲月的滄桑，是民族性格中的寬容、仁慈、善良、頑強的沉淀。

潘年英的文學語言鮮活、真誠、親切、樸素、自然。不論是敘述語言還是人物語言都活潑自然，貼近生活，符合人物身份。語言簡潔靈動，充滿生命力，富有質感。民歌的巧妙運用，讓作品富有詩意，充滿強烈的抒情色彩。他多采用白描手法，寥寥數語便勾勒出一個立體畫面，讓人恍若置身于侗鄉，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品味侗鄉語言的盛宴，領會侗鄉人情之美。作者情感內斂克制，小說敘述客觀冷靜，但是字里行間依然充溢著他對侗鄉對人民的赤子之情。他滿懷憂傷敘述盤村人悲喜交加的生活，飽含憂患批駁人性之惡和現代的弊端，卻又一次次被他們的豁達、寬容、善良與頑強而感動。

比如《還鄉記》描述了盤村修廟的艱難。老東悲傷和絕望地發現其實村里有男勞力，可是他們不愿意做義工，缺乏以往侗鄉人熱心鄉村公益事業的公德心，可是后來盤村最底層的一向被人看不起的沒有地位的人來平整地基了，他們是：年過七旬的被人歧視的二媽照英、老單身漢且患有精神病的滿爹萬銀、身材矮小的受過重傷的老晏、一只眼瞎的殘疾人老佩、超級胖子成本和他最老實最沒有文化連漢語都不會說的媽媽。真正的老弱病殘，“老東一看到他們，眼淚就再也控制不住了，嘩啦啦一下子流了出來。”老東開車前往鎮上，要買東西好好請這些鄉親吃晚飯，作品最后寫到：“此時夕陽西下，斜射到盤江河谷兩岸的田疇上，照得那剛灌滿了春水的水田一片金碧輝煌，老東看見有人在水田里做秧地，那勞作的身影十分美麗，老東心里頓時升起一股暖流，他覺得自己能出生在這樣山清水秀的地方，實在是上天賜予的一種特殊福分，因此他希望自己能好好珍惜這種福分，一來要盡情享受故鄉給他帶來的種種美好或不美好的生活記憶，二來也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多為故鄉做一點兒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報答故鄉山水和土地對自己的養育之恩……”

主人公老東的這番肺腑之言道出了潘年英的心聲。這也是他做人和做文的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相信，潘年英還會給我們帶來新的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