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熱愛人類，但我需要時常提醒自己，我是愛人類的。因為實在有太多的暴力、不公、蠢事、得過且過、對美的漠視，尤其是對于平庸的贊同，來動搖我的信念。必須熱愛人類……但愛是很難的！同樣，當你不深切理解悲觀主義，你不可能是樂觀主義者；不討厭一點人類，你就不可能真是人類。”

這段話摘錄自埃里克-埃馬紐埃爾· 施米特（Eric-Emmanuel Schmitt）的《看不見的愛》的后記，作為一個哲學博士、同時也寫小說和戲劇的作家，施米特對于寬容與暴力、愛欲與忠誠、靈魂與肉體的思考悉數被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活動現場 右二為埃里克-埃馬紐埃爾·施米特（Eric-Emmanuel Schmitt） 本文由中信出版社供圖

由中信出版集團最新出版的《看不見的愛》一書共收錄了五個短篇故事，它們都圍繞著一個相似的主題——“隱秘”的感情。從一條狗身上看到上帝的醫生，在死后將遺產贈送給一位陌生女人的兩位紳士……與一般意義的愛相比，書中的愛似乎更加模糊與難以理解。然而，讀罷后，在作者百轉千回的敘述中，一切愛又變得合理與感人。

作為一個觀察者，施米特顯然很擅長觀察人。比起對于衣著的打量，他更能看到一個人身上的缺憾、能量以及光與影的變化——而那些陰晴圓缺背后的能量往往是不易為人察覺的。“看不見的愛就是我所看到的人，我看到他們的能量和信息，把這些故事書寫出來。它講的就是存在于人們背后，實實在在的，卻無法一眼看穿的感情。”施米特說。

11月27日晚，埃里克-埃馬紐埃爾·施米特來到北京中信書店啟皓店，與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國文學教授車琳、北京大學法語系主任董強、青年作家鯨書一起展開對談。

《看不見的愛》

“我希望我的讀者是活躍的，他們能夠運用自己的想象力”

在法國，劇情突然反轉的故事會被稱作“懸崖式”小說，而這一詞語用來形容埃里克·施米特的作品再合適不過。

上世紀90年代，施米特的寫作一直集中在戲劇，他的《瓦羅涅之夜》和《來訪者》后來也相繼在法國拿了大獎。進入21世紀，他的書寫開始轉向，出現了更多的短篇小說集。事實上，很多戲劇作者同時也寫小說，在施米特看來，兩者有很多的相似性，都可以被稱作“時間的藝術”。由于篇幅有限，短篇小說往往也同戲劇一樣，在開頭和結尾都要牢牢地抓住觀眾。

而在作為讀者的車琳看來，閱讀施米特的短篇小說的過程中，常常能感受到其中的張力，而這也是戲劇特有的一種力量。“也正是因為劇情的急轉直下，雖然不是探案小說，卻完全可以帶著推理的感覺去閱讀。”車琳說。

與一些喜歡描述的英美作家相反，施米特顯然更鐘愛暗示與留白。“聰明的讀者需要用想象力來填補我沒有寫出來的空白，我希望我的讀者是活躍的，他們能夠運用自己的想象力。我的以為讀者是出版社的編輯，他已經80多歲了，但是他說看我的書怎么都不會忘記，因為看書的同時也和作者一起在創造，自己去填補作者的留白，”施米特如是說道。

對此，董強也表示了認同。談到讀施米特小說的感受，董強常常會因此想到米蘭·昆德拉。在他看來，“二者有一些共通的地方，但是又不一樣。”米蘭·昆德拉的《笑忘錄》和《好笑的愛》更傾向于將主題概念化，表明一種態度與方向。而施米特“看不見的愛”則不表明態度，讓讀者自己去閱讀與判斷。

事實上，這種態度與施米特的哲學背景休戚相關。施米特前不久在成都錦城第一中學演講時曾表示：“哲學是一門思考的藝術。”在大學教哲學的五年時光里，他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更像是蘇格拉底式的關系——只是暗示和提議，來引起學生的興趣。比起教授學生怎么說和怎么思考，他更重視教授學生學習哲學的方法。施米特常常在課堂上給學生一個工具箱，讓他們自己動手，去自由地從事哲學思考。

身為寫作者，施米特常常在自覺寫不動的時候，去圖書館閱讀莫泊桑的短篇小說來重拾寫作的動力。面對贊譽，他坦言“自己是樂觀派的莫泊桑，莫泊桑本人比較悲觀一些”。此外，他也直言有三位作家給予了他這樣的力量——法國的居伊·德·莫泊桑、西多尼·加布里埃爾·柯萊特和比利時作家喬治·西姆農。

實際上，無論是《紀念天使協奏曲》還是《看不見的愛》，這些故事里都離不開 “救贖”這一關鍵詞。也正因如此，它使得善與惡產生強烈的反差與對立，有多少的善，也就有多少的惡。“但實際上，我覺得只有擁有積極正面的生活態度，才能更好地去面對黑暗的一面。在處理非常嚴肅或者悲觀的話題時，能夠帶著光明的態度去寫作、去審視、去感受這些黑暗面，反而能做的更好。”施米特如是說道。

“我不關心我是誰，只要我能繼續前進就好了”

與試圖解釋真實的哲學相比，施米特認為文學與哲學的目的截然不同。“文學是將真實純粹化，并且用文學的方式去慶祝這種真實。”

在文學世界中，沒有所謂的好人與壞人，有的只是世界的復雜性。因此，文學拒絕簡化一切東西，因為復雜才是真實社會的原貌。悲劇就是這樣的產物，它是無解的。

正如法國小說家阿拉貢對小說的定義“撒謊—講真”一般，雖然小說是虛構的文學作品，但是在假的過程中，卻能說出一些真理性的東西。在董強看來，作品兼具文學性和哲學性的施米特達到了某種平衡。“小說如果沒有任何的哲學，很容易落入膚淺。但是小說的深度并不是不斷地告訴你一些概念和哲學性的東西，而是通過小說的藝術和情節人物，是他傳遞的情節的復雜性上升到一個高度，但在施米特身上，我可以看到一種融合的東西。”董強說。

然而，這種平衡的狀態對于寫作者來說并不是一件易事。穿梭于多重身份中，各位嘉賓都在現場分享了自己的跨界感想、得到與失去。

身為研究者，車琳直言自己的生活相對簡單，是“文學和我的學生豐富了我的人生”。在她學習和研究法國文學的過程中，看到了很多或歡樂、或悲慘的故事，也從中認知了太多重性格。雖然一直以來沒有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寫作，但文學給予她的養分卻一直真實存在著。

而對長期在中法兩種語言之間切換的董強來說，這種跨界使他的心靈得以開放。在他看來：“一個人很難滿足自己所處的環境，所以我們閱讀小說、詩歌等文學作品。藝術也成為了我們從日常出走以后的歸宿。”

蘇格拉底曾經說“認識你自己”，但是，施米特卻說：“我不想知道自己是誰，只要能夠繼續前進就好了。”身為寫作者，是讀者和他者的存在才讓他的作品有了形勢和組織的方式。于他而言，文學與戲劇都是依附于讀者與觀眾的，通過與人的關系才能建立起他的文學作品來。我覺得一個人的人生并不夠，我想寫幾千個人的一輩子。每一個人的人生對我來說都很重要。”施米特說。

在分享會的最后，本書的譯者徐曉雁也來到現場，分享自己與施米特結緣的故事。早在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還在法國工作的徐曉雁讀到了《奧斯卡與玫瑰奶奶》的故事，讀罷便愛不釋手，學醫出身的她也在這本書的啟發下來到了醫院做起了臨終關懷的義工。

施米特一直強調讀者對他的重要意義，而作為讀者，徐曉雁無疑也從這位寫作者身上獲得了無限的能量。

譯者徐曉雁在現場

“施米特先生的作品豐富了我的人生。”徐曉雁激動地說。在施米特的自傳體小說《火夜》中（尚未出版），施米特在里面講述了自己與柏柏爾人導游的友誼，后來徐曉雁在沙漠旅行的時候，也遇到了一位柏柏爾人。在漫無邊際的星空下，徐曉雁和這位柏柏爾人分享了埃里克·施米特在沙漠的奇遇。